被譽為“新加坡總設計師”的李光耀23日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病逝，享年91歲。
但凡關注新加坡或去過那裡的人都知道，雖然這位老人早在25年前(1990年)就卸任總理，但他的精神影響始終籠罩著他的國家。後李光耀時代肯定會來，但不是現在，不一定以他的肉身消亡為分水嶺。
人亡政息這四個字，對李光耀和新加坡都是不可想象的，這或許是李光耀最了不起的成功——人之存歿，有自然規律，但政不會息。他自陳生平最敬佩戴高樂的魄力、鄧小平的務實和丘吉爾的勇氣，其實他自己也具備這三種品格。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念，在李光耀自己不僅深入骨髓，且一生身體力行。他得到的各種評價裡，實用主義可以說是最異口同聲的一個詞。
具體到他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設計，這種實用主義，簡直樣樣都是從實用出發的拿來主義。有些人想當然地說，李光耀是華裔，治理華裔佔四分之三人口新加坡，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話其實經不起事實的推敲，不僅因為李光耀青少年時代完全接受的是英式教育,成年後才學習漢語。但這也不等於新加坡就是西學為體，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孝悌思想，追求和諧社會的理念，把集體利益看得比個人利益更重，這些方面都在新加坡的“體”裡也有很深的體現。
事實上，不管新加坡還是其他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都已表明，體用是一個系統性的東西，不分家也分不了家。李光耀的拿來主義，其實從不講究拿來的是“體”還是“用”，實踐中也很難取捨區分。他博採東西方，合成的是新加坡之璧。
對講求實用的拿來主義者來說，“為什麼拿”這個問題不難解決，但拿什麼，不拿什麼，眼界便很重要。李光耀被稱為戰略家中的戰略家，這個稱號不是平白得來的。他的拿來主義，第一重實用，不從意識形態出發，而是根據新加坡的具體需要來選擇。第二肯變通，不會一棵樹上吊死。他自陳在“拿來”時，總會比較分析一系列方案，不找最完美的，而是找其中成功概率較大的，“行得通，繼續試一試，如果不行，試試別的。”第三，不把“拿來”當作權宜之計。拿來的東西好，往往很快就會制度化、法律化。他的執行力之強，理念於制度的轉化率之高，在各國領導人當中罕有其匹。第四，沒有阿Q心態，不會盲目跟風。第五，極富於前瞻性。即便九十高齡，在接受訪談時，他談論的重心仍是亞洲和世界未來會怎麼樣。
比如，新加坡本是英國殖民地，沿用英國法律制度，李光耀從小接受的就是英國對殖民地精英的英式教育，在英國留學，從政之前是一名律師。但新加坡獨立迄今，雖一直以英國法律制度為基礎，也在逐漸採納其他國家的法律，比如土地註冊制度和公司法，就模仿了澳大利亞。而實行嚴刑峻法對社會進行精細化管理，則直接源自李光耀本人對二戰期間日本在新加坡所作所為的觀感。
但對英國1954年起實行的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卻不以為然，拒絕“拿來”。一直以來，新加坡沒有退休金，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線，也沒有最低工資標準，每個人自行儲蓄以備日後之需，政府則利用公積金制度強制人們儲蓄。在李光耀看來，對人民愛護有加只會降低人民取得成就、實現成功的願望。他尖銳批評英國高福利制度“侵蝕了英國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動力，很多嶄露頭角的企業家的雄心壯志都被磨滅了……更糟糕的是，個人的納稅負擔較重，澆滅了很多人創造財富、獲得成功的夢想。”
李光耀晚年說：“要成功地轉變一個社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堅強的領導;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會法紀。”回看新加坡的歷程，這三個基本條件都不是先天具備，而完全來自後天創造。李光耀原本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獨立解放運動中湧現的大批第三世界強力領導人之一。和他同樣實現長期“堅強領導”的很多，但實現高效政府和社會法紀者鮮矣。
當然，和所有社會一樣，新加坡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在一兩代人時間裡，它就從一個發展中國家直接變身發達國家，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巨大成功，亦絕非李光耀一人之功，但沒有李光耀，新加坡的今天會怎麼樣，歷史亦無從另行假設。
拿來主義一詞在中國，是魯迅先生首創的。1934年，他懷著痛切的心情，寫下名篇《拿來主義》，主張不要別人“送來的”，而是“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而這首先需要拿來主義者“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有這樣的拿來，然後“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
對照之下，李光耀的拿來主義，似乎正合魯迅先生當年的理想。（記者：徐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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