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2015-03-29 21:50:36
【俠客島按】
今天，新加坡民眾在春雨中，送別李光耀。對於中國來說，李光耀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一輩子都在反共，但又跟新中國的幾代領導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關係。他巧妙地在中美等大國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為自己的國家拓展發展空間。他也在周邊的鄰國間，縱橫捭闔，嚴防某些國家與中國過於親密，給中國的南下戰略設障礙。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新加坡的確扮演了中國和世界接觸的重要中間人角色，也給中國的發展以不少資金和智力支持。
從這點來說，李光耀堪稱“政治平衡術”的大師。
作為一個以港口立身的城市國家，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能夠成為世界大國俱樂部的座上賓，已經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無論國內怎樣炒作他的華人血統，他的所作所為都毫無疑問證明，他是堅定的新加坡利益捍衛者。為此，他積極支持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在中國與南亞國家的克拉運河、中緬港口、油氣管道等重大戰略項目中，少不了新加坡攪局的身影。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應該感謝這麼一個老朋友，也是一個強大的競爭者。今天，世界送別李光耀，但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和戰略佈局，將影響深遠。
不管是熱愛還是厭惡李光耀的人都得承認，新加坡確實進步驚人，從一個發展中地區躍升為世界人均GDP最前列的國家之一（2013年按匯率法排名世界第9位），在大國之間也遊刃有餘。這讓他獲得了巨大的世界性聲譽，“新加坡國父”“小國家裡的世界級政治家”等等光環照耀了他的後半生，但作為政治家，鮮有能蓋棺定論者，李光耀也不例外。
中國民間難定論
李光耀在中國得到過特殊的禮遇和重視。儘管冷戰期間分屬對立陣營、建交晚至1990年，但中新之間有著特殊的血緣文化聯繫，中國懷著最大的誠意，學習新加坡的發展與治理經驗。
在特殊歷史時期，只有李光耀敢於公開支持中共；然而在非典時期，新加坡方面又高調地“落井下石”，令人大跌眼鏡。
同時如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嶽峙所言，“進入21世紀後，……南海問題上的爭議日益突出，新加坡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越來越‘兩面派’。……極力鼓動美國‘重回亞太’……寄希望於印度……制衡中國。”這固然是“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國’不得已的選擇”，但在中國民間、網上引起反彈，也在情理之中。
這些微妙的變化，不能脫離具體的國際政治環境去看；可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對自身道路越來越自信，正如李光耀自己承認的，中國領導人早就不再向他“諮詢意見”了。
新加坡目前仍是對中國大陸最大的投資國。蘇州工業園區就是中新合作的產物。許多曾在園區工作的領導、員工都認為，李光耀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但園區建成之初，歷經坎坷——在新方管理期間，長期嚴重虧損，引入投資寥寥，1997年甚至打算撤資，時任蘇州市市長陳德銘（後任商務部部長）親赴新加坡遊說，才成功挽留。
雖有這樣的波折，說貢獻“難以磨滅”並不為過。畢竟萬事開頭難，園區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新方存在本身就已是最大的支持。
在文化層面，中國人對新加坡或許同樣感情複雜。李光耀以英語為官方語言，雖然鼓勵雙語教育，但對當地維持了數百年的中國文化血緣不可能毫無影響。另一方面，又早早推行簡體字，使新加坡成為網友針對“繁體黨”的“打臉利器”。
新加坡的陳年往事
中國人看李光耀畢竟隔了一層，但新加坡人對他恐怕也難言定論。雖然國葬上必定哀榮備至，現在也聚集了很多排隊緬懷的民眾，可許多歷史片段經過發酵後，或許仍會影響未來部分新加坡人對李光耀的判斷。
李光耀憑藉為新加坡左翼社運擔任辯護律師，嚴厲批判《內安法》在政壇上嶄露頭角，後來卻用《內安法》逮捕幾乎所有政治反對派，並不經任何審訊將他們長期囚禁。時任新加坡國會議員、後被囚禁長達19年的林福壽醫生說：連希特勒在國會縱火案後，還不得不給了季米特洛夫們受審的機會，但李光耀連這點門面都懶得裝。
關於《內安法》最弔詭的案件是，1987年，他以“危險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名，依該法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組織的社會工作者。願意為這些人充當辯護律師，曾經擔任過新加坡副總檢察長、時任新加坡律師公會主席的蕭添壽也被一併以《內安法》逮捕。後來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下，蕭得以獲釋，但他仍然因為一系列突如其來的商業和刑事調查，被迫出逃北美。
李光耀以激進獨立派形象並與左翼社運聯合，贏得選舉出任自治領總理，隨即迅速與英國秘談，違背多數新加坡時人意願，放棄獨立加入馬來西亞。
他聲稱厭惡“列寧主義的領袖集權”，但創立的人民行動黨，黨章不但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絕對權力，而且把黨員分為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能挑選幹部黨員，而又只有幹部黨員才能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由他長期擔任的秘書長單獨決定誰出任內閣要職，誰只能擔任後座議員。這種源於羅馬天主教會教皇-樞機主教互選互任的制度，可以說連現代民主的表皮都沒有。
李光耀在做決策時，肯定經過深思熟慮，有充分的理由，但這些行為依然很容易被形容成“政治變色龍”。新加坡過去如果鮮有人敢提，今後卻可能對現行政治體制頗有殺傷力。
新加坡普通人如何面對未來
說李光耀“鐵腕”也好，講他“變色龍”也罷，新加坡的經濟奇蹟確實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他自己也從來毫不隱晦地表示，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繁榮富庶。但這一點在未來也可能會有所動搖。
我們分析1960-1990年，也就是李光耀以總理身份直接執政時期，香港和新加坡的GDP歷年數據統計可見，在這30年裡，香港即使沒有李光耀，也以略低的起點反超了新加坡（1960年香港人均405美元，新加坡428美元；1990年香港人均13486美元，新加坡12766美元）。作為同在東亞地區、同為自由港的城市型經濟體，香港的發展史或許會被人用來動搖李光耀的“不可或缺性”。
因為香港和新加坡至少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出現經濟奇蹟的理由極為類似。在二戰後全球貿易興起的大背景下，它們均佔據了關鍵的、難以替代的貿易地理位置；周圍廣大的經濟腹地由於種種原因，都在相當程度上依賴其提供各種轉口和金融服務；以及主要居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工作勤勉。而且，新加坡由於獨立前是英國在整個遠東的勢力中心，還有修造船業等一定的工業基礎。
當然，必須承認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非常成功，還要面對比香港遠為險峻的周邊環境。而且，在李光耀“資政”下的新加坡也沒有犯什麼錯誤，之後又成功把香港甩在身後。
對於普通新加坡人而言，或許更關注當下。人均GDP數據上看不錯，但新加坡是典型的收入差距極大的社會。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均月工資收入是3142新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均月收入達到11552新元，而最低10%居民人均月收入僅440新元。
新加坡的“組屋”常常為人津津樂道，但該國整體而言，依然沒有多少福利保障。中央公積金本質上是強制儲蓄，而非“福利”，不能很好地體現社會保障的公平性、互濟性。雖然有人讚歎新加坡老人也能煥發活力，但七十歲以上老人往往是出於生計才無法退休，而且這在新加坡司空見慣。2012年一位80高齡的本地老人在做清潔工時猝死曾經引發社會轟動，但之後仍然是不了了之，人民行動黨政府依舊毫無改變的意願。
其實早在李光耀2011年宣佈退出內閣正式引退二線之前，已經有人公開表示，新加坡的現有模式看似是由嚴密的法律和規則支撐的，也得到了大多數新加坡人長期的認同，但根本上其實是完全依賴於強勢領袖個人的壓力，所以在李光耀身後很難繼續長期維持。如果只是一般人如此聲稱，以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自居精英的驕傲，恐怕連理都懶得多理。但這麼說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薩繆爾·亨廷頓，公認的西方頂級政治和戰略學者，推測的份量自然就沉甸甸了。
而且事實似乎也正在印證亨廷頓之前的預言，甚至在李光耀去世前，這股浪潮就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容易壓制了。2011年新加坡國會選舉雖然依然在嚴密控制之下，但人民行動黨還是遭到了1963年以來的最大挫折。而連新加坡媒體也承認，原因之一就是李光耀在選舉前幾天，再度習慣性的放言威脅選民，屢試不爽的招數這次卻引發了強烈的反彈。數月後的總統選舉，人民行動黨中意的人選更僅以極微弱的相對優勢涉險過關，首次失去了絕對多數。
去年李顯龍在接受一家中國媒體（《新世紀》週刊）採訪時，第一次公開表示“相信李氏家族不會再出現第三位總理”。雖然這並不是正式的承諾，但實際政治意義與“江南案”後，蔣經國表示不會再將“總統”職位傳給第三代也相差無幾。在失去絕對權力的保護傘後，蔣家父子在臺經營數十年的神話被迅速打破。對普通人而言更為糟糕的是，臺灣的政治走向也歷經波折，經濟大不如前，甚至工資常年停滯。所有這些當代人還都歷歷在目。
李光耀去世後，新加坡目前一切如常，但未來風險猶存。以全球之讚譽對李光耀過度褒揚，無助於新加坡解決現有的問題，反而有可能在負面的歷史和現實切片發酵時，引發更猛烈地反彈。但抓住個別歷史細節草率批評，或在變革時放任民粹主義，則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不必要的混亂。蓋棺而不定論，或許今日之後，才是最考驗新加坡人政治智慧的時代。
（文源：觀察者網，作者：財經專家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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