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学委送来了一份包括好多 页密密麻麻地写差小字的《调查提纲》，要求对北平各单位各部广门的历史沿革、人员政治业务情况、代表人物小传、组织机构、重要资产设备、图书仪器、文书档案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书面材料，准备在围城前送出去，供将来接管北平时使用。为此，我们整整忙了一个月。
对我们来说，这项工作有它特殊的复杂性。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对学校的家底和教职员的情况了解不多;对图书、药品、设备的情况更是茫然。而调查研究要弄清的正是最主要的人和物的情况，这就需要有适当的分工，由有关的党员、盟员或可靠的群众分头了解情况、查阅档案，整理成文字资料，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加深研究，区别主次，决定取舍。
这时，工作需要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意见。有一天夜晚，刘明哲带我去看选定的碰头地点。那是文科大楼一进门、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办公室西侧楼道里的一间小屋，是由三个套间组成的历史系考古室，室内常年遮光，算是绝好的秘密碰头地点。晚上在这里开会，屋内的灯光外面看不到，声音外面听不到，由于旁边自治会出入的人多，我们来来往往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个地方以后就成了总支的办公地点，成了师大地下工作的神经中枢，直到北平解放。
几乎天天夜里，我们在那里碰头研究整本整本的书面材料，这样干了足足一个多月。 这部分资料由我先后两次送给朱横，再由他秘密转送出城。有一天夜里将近10点钟，我从本院去石驸马街给朱蟥送去足有三寸厚的调查研究资料。我把这些本子和纸张卷在皮袍子的前襟里，放在胸前。
我想，走小路遇到检查的机会少，也许更安全些，就骑着车钻进了旧帘子胡同，在黑暗中行进。骑到酱房胡同口时，前面有个灯光照亮的门口，我正在想这是个什么地方，忽然在黑暗中一个人大喊:“站住!”接着托着刺刀走过来，原来是个守门的国民党兵。这时我已经来不及避开了，只好停下自行车。这个士兵一手托枪，一手摸摸我的两肋，很快就放我过去了。我骑车到马路上，冷汗从额头上涔涔渗出，后怕不已。
这是我唯一一次事先没有 思想准备而陷入危险的境地。 1949年后听说，组织上用成刀的草纸中间挖空，将这部分材料塞在里面，运到了解放区。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为城工部档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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