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9日，一度傳得沸沸揚揚的原澎湃新聞 CEO 邱兵離職事件終於有了答案。這天早晨8時許，邱兵通過個人朋友圈正式宣佈離開《東方早報》和澎湃新聞，並稱已辦完手續，開始創業。
與 2014 年創辦澎湃新聞網時相比，這位掌舵傳統媒體多年的新聞人，此時少了些激情澎湃，多了些未知的不安。他在朋友圈的留言如此寫道：“用那麼淺薄的已知，去搏擊如此廣闊的未知，我想每一個創業者的真實寫照都應該是惶惶不可終日吧。”
而就在 2014 年夏天澎湃新聞網上線時，他還在發刊詞中理想主義十足地發出呼聲：“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這篇名為《我心澎湃如昨》的文章，用大部分筆墨講述了20世紀 80 年代復旦大學兩個年輕人的愛情被現實嘩啦擊碎的故事。與傳統的發刊詞相比，它更像文藝青年對陳年舊事的追憶緬懷。不過由於夾雜著新聞人不可遏制的理想衝動，它還是火了，在微信朋友圈幾近刷屏。在崇尚流量、粉絲規模、內容變現的自媒體時代，邱兵彷彿一個拒絕倒下的旗手，孤傲地站在自媒體浪潮的面前。
但世事難料的是，兩年的光景剛過，邱兵就加入了創業大軍。
那些走向自媒體的人
自媒體號猶如一粒粒種子穿破地面拔地而起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曾經的信息傳播鏈條完全發生了變化。媒體內容的生產不再由媒體人掌握，而是分散到了一個個機構或自然人的手中。
信息傳播的大門向無數普通人打開，把關人破天荒地被拋到了一邊。信息源可以直接面對公眾，不再需要由傳統媒體人進行篩選。
對普通人而言，“無冕之王”猶如一個遙遠的陌生的詞，一個形容傳統媒體人更形象的詞是“新聞民工”。守護公平正義的濟世情懷和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擔當，這樣一度激勵了無數年輕人的光榮與夢想，在充滿商業氣息的創業大潮當中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快速實現財務自由的創業故事。在自媒體的浪潮鋪天蓋地捲來的背景下，談論理想情懷是奢侈的，創業、融資、估值、上市，這才是正兒八經的事情。
所以，邱兵從傳統媒體離開，並沒有引起怎樣的慨嘆和唏噓。媒體人從傳統新聞機構的一員變為獨自弄潮新媒體的一分子，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和趨勢。
報刊總編、主筆，資深記者編輯，門戶網站主編以及電視名嘴，開始扎堆離職，投向與互聯網有關的領域。2015 年 11月，《中國新聞週刊》總編輯李徑宇在《態度鮮明地支持“內容創業者”》一文中如此憧憬未來：“所謂的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偽邊界，因為大量‘內容創業者’的出現而被打破，未來，這樣的‘內容創業者’將更加凸顯價值。他們失去的是表達成見這一鎖鏈，得到的是整個鮮活的世界。”
寫下這些話不久，李徑宇辭去總編輯的職務，而投身新媒體。2015 年 6月 18 日，卸任《新週刊》執行總編半年的封新城在微博上曬出手寫離職信，宣佈全面退出《新週刊》。離開以新銳為標籤的紙質媒體《新週刊》的封新城，選擇了加盟黎瑞剛華人文化基金。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雖然從來沒想過會離開，很不捨與《新週刊》的感情，但是視頻、影視領域的工作對自己吸引力更大，更想嘗試新的內容，只能忍痛揮別。
他還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整個傳統媒體都被唱衰的情況下，你有沒有本事、勇氣踏入新媒體領域？雖然今年我 52 歲了，但我不怕，我願意去闖一闖。”也是在 2015 年 6 月，上海文廣集團副總編輯兼第一財經總編輯秦朔通過微博證實了外界所傳的他離職的消息。在微博中，他說自己在新聞一線奮鬥了 25 年後，內心有種強烈的驅使，希望轉向以人為中心的商業文明研究，推動中國商業文明的進步，並進行自媒體的新嘗試。
又沉寂 100 天后，秦朔宣告自己的創業項目“秦朔朋友圈”正式啟動，這一主要針對商業文明研究的項目包括了微信公眾號、視頻和音頻節目等形式。
“企業家”和“媒體人”兩個本來只是被觀察者和觀察記錄者的關係，如今發生了普遍的化學性交匯。
如果再往前溯及的話，將會發現，到 2016年離職加入新媒體的媒體人姓名已排列成一份長長的名單：網易副總編唐巖 2011 年離職創辦陌陌科技，《鳳凰週刊》主筆黃章晉2013年創辦新媒體“大象工會”，《南方週末》編委鄧科2013年創立的“智谷趨勢”，新浪網總編輯陳彤 2014 年加盟小米公司擔任副總裁，《外灘畫報》總編輯徐滬生2014年創立“一條視頻”，《第一財經週刊》總編伊險峰2014年離職投身創業項目“好奇心日報”，網易總編輯陳峰2015年離職創建致力於年輕人社交的App“蓋範”，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張泉靈2015年加盟紫牛基金，同是央視主持人的郎永淳2016年1月入職B2B鋼鐵電商平臺“找鋼網”，新華社曾報道“呼格案”的資深記者湯計2016年3月入駐企鵝媒體平臺……
而較早嘗試新媒體創業的兩位媒體人羅振宇和吳曉波更是蹚出了一條灑滿曙光的道路。
2012 年年底，年屆不惑的前央視財經頻道製片人羅振宇從央視離職後，創辦了自媒體脫口秀視頻節目《羅輯思維》。這個秉承“魅力人格體將是新媒體時代最關鍵的傳播節點”的創業者，高喊著“死磕自己，愉悅大家”的口號，開創了自媒體付費“會員制”的先河，把知識轉化成了可以贏利的產品，並圍繞終身學習構建起一個高聚合力的社群組織。2015 年 10 月，羅輯思維的品牌估值就由 2014 年年底的 1億元上升到 13.2 億。
浙江杭州的財經作家吳曉波於 2014 年 5 月正式宣佈試水自媒體，在微信上推出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在愛奇藝推出國內首檔財經脫口秀節目——《吳曉波頻道》。宣稱“絕對不會迎合屌絲”的吳曉波，繼續保持了他以獨立的姿態面向精英群體表達的特質。
公眾號上線後，“粉絲”數以日均 20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長。到第 300 天時，用戶數量已突破 60 萬，完成了近百次推送，不到一年快速實現贏利。儘管更喜歡被定義為“財經寫作者”，但在新媒體浪潮的激盪中，吳曉波由中國商業史的記錄者向參與者角色轉換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每日商報》記者利用百度指數搜索關鍵詞“吳曉波”發現，2014 年之前，指數呈現出大勢向下的態勢，而從 2014 年開始曲線波動上漲，到了 2014 年 5 月之後，這條曲線的斜率進一步上揚。結論是，“他的自媒體嘗試正在重拾傳統媒體時代的影響力”。
吳曉波說：“我覺得‘天’變得比想象的快，紙質媒體及傳統新聞門戶正在迅速式微，我所依賴的傳播平臺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鋒利的牙齒，要麼被它吞噬，要麼騎到它的背上。”
在這場鉅變中，媒介組織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而個體卻以不可遏止的態勢崛起。
許多人迫不及待地和傳統媒體訣別，給自己冠上自媒體創業者的頭銜。一篇在 2015 年年底廣泛流傳的文章《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做微信公眾號了》，從個體觀察的角度反映出了這種變化：“一夜之間，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做微信公眾號了。在政府混吃的朋友，在事業單位等死的朋友，在跨國企業搬磚的朋友，在私人作坊賣身的朋友，在談理想搞創業的朋友，在學校裡頭嗷嗷待哺的朋友，一夜之間，殊途同歸，全部做起了微信公眾號。”
喧譁中的憂慮
新時代的太陽已經升起來了，誰還會為昨日的夕陽惆悵呢？無論是怎樣的媒體，雖然有些不適應，但都習慣了劇烈的變化。
今日頭條繼 2015年推出“千人萬元”計劃（保證 1000 個優質頭條號每月從平臺上獲得不低於 10000 元的收入）後，2016 年 9 月又宣佈拿出 10 億元補貼短視頻創作。騰訊推出“芒種計劃”，對那些堅守原創、深耕優質內容的媒體和自媒體給予全年共計 2 億元的補貼。百度在百家號 2016 內容生態大會上宣佈，2017 年將累計向內容生產者分成 100 億，所有個人和機構內容生產者都可以入駐百家號……
面對一切價值都被重估的挑戰，傳統媒體的倒閉已經引不起怎樣的惋惜和同情。
《南方週末》在《在鉅變的時代相依前行》中坦然地寫道：“太多的生活方式不是已經被顛覆，就是正在被顛覆中，當然一個積極的說法叫‘迭代’。頻繁的迭代聲中，於是，一切行業隨時都會變成傳統行業。跟不上時代是這個時代最致命的挑戰，多少堅固如長城的東西已迅速銷聲匿跡。”
以往媒體那種嚴謹、規範的內容生產要求，雖然沒有銷聲匿跡，但也被衝擊新媒體衝擊得七零八落。
靈活多樣的敘事風格、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內容選擇、易於傳播的表現形式，讓不同層次的讀者心甘情願地將大量碎片化的時間消耗在自媒體上面。一些觸動讀者內心的自媒體文章藉助社交軟件，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病毒式傳播，閱讀量動輒達到 10 萬 +、100 萬 +。
自媒體的火爆場面，讓人們看到了新的風口和機遇。內容創業不斷上演著激動人心的故事，動輒估值上億的新媒體層出不窮。
有人說，“自媒體以低成本的內容生產方式，尺度更大的表達能力，繞過傳統內容管控渠道，與讀者建立緊密聯繫並進行粉絲經營，一下站在了傳統媒體的前面”。
這種說法還算客氣的。
事實上，那些內容創造者最關注的還是流量以及變現，在資本力量面前，社會責任已經成為無足輕重的東西。粗陋代替了考究，事實和傳言之間也越來越沒有界限。新聞不斷髮生反轉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措手不及的變化讓無數人不知道該相信誰，讀者也分不清究竟“何為真相”。
美國媒體研究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所做的判斷彷彿離我們越來越近了：“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
不論人們是否願意承認，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媒體社會守望者的功能的確大大降低了。
就在 2015 年秦朔離職時，吳曉波曾在公眾號文章《最後一個“看門狗”也走了》表達過這種憂慮：“媒體的公器特徵不容玷汙，媒體人不容缺位。若輿論的‘第三力量’瓦解，利益集團必然勾結妄為，最終受傷害的，則是全體的公民社會和弱勢群體。”
就在 2016 年年初，《重慶晨報》在《我們的新聞情懷從未改變》文章中寫道：“在自媒體眾聲喧譁的時代，專業的報道和負責任的解讀顯得那麼急需和緊迫，更要客觀公正，堅守良知，冷靜求證，不誤傷於人。”
擴展了言論的空間，而調查者卻寥寥無幾，事實遠遠滿足不了自媒體的評論胃口。
上海的《新民週刊》所刊發的《我們只有做公眾號這一條出路嗎？》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有責任，有擔當的媒體人的期待，文章寫道：“我不敢設想，如果將來發生了戰爭，經濟危機，以及各種大事，我們只能靠寫公眾號指點江山了嗎？大家當然有自由選擇輕浮的、 絲化的閱讀，但是這一定意味著精英的、信息量大的東西必死嗎？如果要以洗去大多數人的智慧作為代價，這樣的‘社會進步’，我無論如何也不想要。”
本文整理自《奔騰年代：互聯網與中國1995-2018》
郭萬盛 著 中信出版集團 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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