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如同陀螺的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週而復始。在週期性的運動中，有某種恆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後人復哀後人”，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特點。這是一種規律，有人稱之為歷史定律。
不同的學者，針對不同的歷史事實，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不同的“歷史定律”。這其中有黃炎培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楊寫的“瓶頸定律”；秦暉寫的“黃宗羲定律”；吳思寫的“血酬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敗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環定律”等等。
各種各樣的說法，是否都能稱之為“定律”，也有疑問。但它們確實是在不斷地被重複，呈現出某種規律性。從各種各樣的說法中選出九條，姑且稱之為“定律”。
第一定律：“黃炎培窯洞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貪慾不都這樣嗎？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人可以阻止他。
《詩》雲，“商鑑不遠，在夏後之世。”究竟要我們鑑什麼？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
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殷紂王身邊，雖有比干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
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到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兩個字，“殷鑑”。
黃炎培先生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嚐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
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裡去吧。”
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
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託言辟穀，躲到深山裡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穀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
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
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只要坐（搶）到那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主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人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現在有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幾個人合夥共同創業。開始時，兢兢業業，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家大業大，有了豐厚的利潤，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分道揚鑣。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
後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小人“包圍”定律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臣和小人，人所不齒，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佔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以列舉。若能把他們聚攏，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支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權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等。雖說“女色亡國”論未必正確，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
包圍是客觀存在的，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裡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矇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第四定律：柳宗元“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轉錄如下：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毛澤東一生，空前絕後，以他的眼光，審視歷史，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鍾？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否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
中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
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枕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
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了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中國的哲學和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人打進來，亡了國。
霹靂之聲，撼人心魄。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
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
第五定律：“朋黨之爭”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
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後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宗法社會。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紅樓夢》用一個悽絕的愛情故事，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後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迴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了《紅樓夢》。
人立於社會，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同志（道）關係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絡。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對“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和尚要吃飯正常、正當，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
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當年八旗兵入關，“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原因有四：
一曰 “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入關，大肆擄掠。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飽暖思淫慾”。正如現在人們所說，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
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痴，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毛將焉附”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揹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盪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統一中國，“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了隋唐，使用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
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但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困難。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捱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你最認可哪一定律呢？
閱讀更多 三石說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