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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大學的袁亞湘
袁亞湘（後排左一）上大學後第一個假期與家人合影
1960 年出生於湖南資興。1977 年12月參加高考。1982 年本科畢業於湘潭大學數學系，1986 年博士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現為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數學會理事長、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合會候任主席。從事運籌學研究並取得了系統成果，在信賴域法、擬牛頓法、非線性共軛梯度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數學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傑出貢獻獎、首屆馮康科學計算獎、中國數學會陳省身獎、中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蘇步青獎。2011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4 年當選巴西科學院通訊院士，2015年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袁亞湘
我叫袁亞湘，“亞”是因為排行老二；“湘”則是由於來自湖南。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我已在家務農三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
40年前的那場高考給我的人生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我相信，即便是晚兩三年恢復高考，我的生活軌跡也會與現在的徹底不同。
當然，不論現在如何，曾經是農民的我，內心深處一直認為自己永遠是一名農民。
五個“學堂”上了四個
我出生在湖南資興的一個鄉村，母親是我的啟蒙老師。算起我跟計算最早的接觸，就是小時候趴在床上跟母親學打算盤。
我當時才四歲多，總是跟母親吵著要去上學，後來母親便掏錢給我買了課本。但她沒有文化，自己沒法教我，我便每天等村裡的堂兄堂姐放學，求他們教我。
通過這種方式我開始了學習。
五歲多時我正式開始上學。當時的學制與現在不同：小學五年，初、高中各兩年，一共九年。在小學期間趕上“復課鬧革命”我還跳了一級，就和自家的堂兄堂姐們同在一個年級了。
我有個舅舅讀過大學。母親當時告訴我：你要好好學習，上五個學堂哦！這五個學堂分別是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學。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大學這個概念。不過後來“文革”開始、高考被取消，上大學這件事便不再有人提及了。
在我心裡，母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她能宏觀地看問題並看到問題的本質。在如此偏遠的小山村，她一直引導我學習，讓我明白讀書是世上最美好、最充實的事，她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學習的種子。母親還教我，不管怎麼樣人都要活得高高興興，這句話一直鼓勵我樂觀向上，遇到事情我會對自己說一句：“天又不會塌下來。”
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將我叫到面前說：“亞湘，你現在懂的東西比我多了，媽媽幫不了你了，以後你就要靠自己。”回想起來，這句話是後來我追求知識永不停止的動機。
雖然學習成績還不錯，但11歲那年，我休學了，理由是身體不好。但真正的原因是當時“文革”期間讀高中名額很少，全憑生產隊推薦。父親擔心隊裡會因為我們家族裡同一年級兄弟姊妹太多，而減少我家族的高中名額。於是他讓我休學一年，希望這樣能增加我上高中的機會。
休學後我只好回家放牛。一年後，恰逢鄧小平同志復出主持工作。他抓教育，使得上高中由生產隊推薦改為憑考試自己爭取。於是我直接通過考試進入了高中。
1975年初，我15歲，高中畢業。
改變一個農民一生的機會
高中畢業後，我沒有懸念地回家務農，插秧、犁地、種田……所有的農活我都幹，還先後兼任過生產隊的出納、會計、保管員。
我成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農民。
如果說我與其他回鄉務農的同學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我在幹農活之餘還在繼續學數學。父母認為我從小學習還算不錯，經常跟我說：“學習沒有壞處，有空就看看書吧。”我想，他們當時也不知道學習能有什麼好處。
那個年代能接觸到的書籍也非常貧乏，在三年時間裡，我主要就是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來覆去看。在中學教書的叔叔給我找來了“文革”之前的教材，那些教材比“文革”時期的教材難度大。因為我對數學感興趣，三等分任意角、費爾馬大定理等數學知識就是當年在煤油燈下接觸到的。不過，那三年我沒有繼續物理化學這些課程的學習了。
回憶當時在煤油燈下的夜晚，我就好像給自己不斷設置挑戰，看看能不能解出一些比較難的題目，如果解出來了我就會很有成就感。對於我來說，這就像現在的小朋友玩電子遊戲一樣有趣。當時我並沒有想過上大學的事情。
1977年，改變命運的消息是父親從鎮上帶回村裡的。
我那時已過了十七歲。如果再晚個兩三年恢復高考，根據家鄉當時的習俗，我可能會很早就結婚生子；按照我的性格，成家之後也許就不會再去考大學了，而會選擇老老實實當個農民。也許會像我哥哥一樣，早早就有孩子了。
當時，父親找到了生產隊隊長，請求給我一個月的脫產時間複習準備高考。請假獲批了之後，我就回到原來的高中母校去複習。
值得一提的是，我當時雖然身處湖南一個落後鄉村，但中學校園裡卻有不少因“文革”下放到鄉下的好老師，他們中好幾個還是“文革”前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老師們認真地指導我們複習，也會出一些模擬題給我們做。
後來“文革”結束，這些老師都重新調回了城裡更高級別的學校。現在回過頭來看，不得不感嘆，目前我老家的中學卻再難有當年那麼好的師資配置了。
“文革”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災難，卻讓我這樣的鄉下孩子意外遇到了良師。
對於恢復高考，家裡人和我自然都挺高興，但也沒有想太多，就是覺得小時候一直希望能讀遍五個學堂但只能上四個學堂，現在終於有機會嘗試考考最高級別的那個了。如果能上大學，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就意味著你能成為“國家的人”，大學畢業了國家會分配工作，就有工資，捧上“鐵飯碗”，有能力贍養父母了。
我的志願還挺“前衛”
當時，對於能不能考上大學我沒有把握，畢竟已經高中畢業三年，而且身處偏僻的鄉村，不曉得自己和母校以外的人比是個什麼水平，心裡想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另外也不瞭解錄取比例是多少。同時，我還是一個戀家的人，和母親感情非常好，一點也不希望離開湖南省讀書工作，就連長沙都覺得已經蠻遠了。於是，老師們綜合我的情況，指導我填報了高考志願：湘潭大學數理系計算數學專業。
在專業的選擇上，當年我的中學老師可以稱得上很前衛、很有遠見。因為在我國，計算機是“文革”時期剛興起的東西，我們這些農村孩子聽都沒有聽說過。老師們覺得我喜歡數學，認為數學跟計算機掛鉤會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於是幫我作了這個選擇。
我的高考是在初中的母校考的。那是1977年的12月，我記得考了四門：語文、數學、政治、理化。英語好像沒有考。
考完試以後同學之間沒有相互對答案或者打聽什麼。兩天考試結束後我便徑直回家幹農活去了。因為當初請假複習已經耽誤了不少農活。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位到縣城賣菜的鄰居回來說，在縣裡頭張貼的大紅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又過了一些天，生產隊送來了湘潭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成了那年隊裡唯一考上大學的人，家裡人都很高興。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七四屆的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錄取的比例甚至比七七屆的還高。因為我們的初二和高一都趕上了鄧小平復出抓教育，大家都在比拼學習，那段時間學校還舉行各種各樣的學科競賽，學習氛圍很濃厚。但我們高二快要畢業時，教育的政策風向又變化了，“學黃帥”“交白卷”的思潮漲起來，之後幾屆學生的基礎反而沒有我們這一屆打得牢固。
這個大學和我們農村差不多
和現在每年9月開學不一樣，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是1978年3月入學的。當時家裡給我收拾了一床較新的被褥，所有的換洗衣服用一隻小小的木板箱子就搞定了，臉盆和毛巾買了新的。我用一根扁擔挑著這些行李，穿著一雙新買的解放鞋，踏上了去讀大學的路。
我是坐綠皮火車從郴州去的湘潭。習慣了現在高鐵和飛機的年輕人可能難以想象，這趟列車停停走走，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花了20多個小時。到了火車站，學校有車來接我們新生。
車到了湘潭大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大學看起來和我們農村差不多嘛！湘大當時位於荒郊野嶺，而且因為處於覆校階段，到處都在搞基建。我下車時一腳就踩在了稀泥裡，一雙新鞋變成了泥巴鞋。
好在我在農村長大，並不知道大學校園應該是怎樣美麗，所以也沒有失落感。
那時，學校的第一教學樓還沒有蓋好，僅有的建築是一個學生食堂和六棟學生宿舍（男生住西一棟至西四棟，女生住東一、東二棟）。我住在西二棟205，一個大約2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12個同學。6個高低床靠牆一邊擺了3個，中間還放了12個小桌子。整個宿舍擠得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
不過我的抗干擾能力倒是得到了鍛鍊。不管有人大聲說話或者打撲克，我都可以照常躺在床上看書、睡覺。
第一個學期，學校沒有教學樓，我們很多課都是在食堂上的。吃完飯，趕緊把食堂布置成簡易課堂就開始上課。一間食堂裡不同的角落上著不同的課。有時，我們還得走上近兩里路，去學校大門外6路公交車終點站旁邊的一排小平房去上課。
曾經聽到一個傳聞：當時的湖南省領導在為湘大覆校選址，來到羊牯塘北邊的荒郊野嶺，指著腳下說：“這裡草都不長，廢物利用，正好可辦大學！”不過，湘大建在當時草都沒有的黃土地上，這的確是事實。學校後山的樹都是我們學生栽的。除了搞綠化，我們還撿石頭，鋪球場。
當年，老師們的條件比學生更為艱苦。由於沒有教師宿舍，老師們都借住在學校周邊村民的家中，每天來學校上課都得沿著田埂穿過農田，走上好幾里路。
母校我為你自豪
即使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老師們還是帶著極大的熱情，鼓足幹勁為我們上課。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壽佛老師給我們講《數學分析》，唐佑華老師給我們講《線性代數》。特別是李老師的《數學分析》講得非常好、引人入勝，這是我們班後來有不少同學愛上數學的直接原因。我的室友、“千人計劃”專家、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著名數學家許進超教授曾說過：李壽佛老師講數學分析是全世界講得最好的！
湘大讓最好的老師給我們上基礎課，讓我們得到了最好的培養。學校還專門安排老師給我們幾位學習好的同學開小灶，讓我們學習到更多的知識。老師們還輔導和帶領我們參加湖南省高校數學競賽。在我參加的那次湖南省大學生理科數學競賽中，一等獎獲得者一共有四位，其中湘大就佔了兩位。
來到湘潭大學之後，我從最基礎的ABC開始學英語。學校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們的英語水平，在全校範圍內選拔學生組成了一個英語提高班，特地安排外教給我們上口語課。記得一次上課，外教請班上的一位女生回答問題，指著她說：“The lady in the second row,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那位女生站起來，漲紅著臉說：“I am not a lady, I am a girl.”惹得大家鬨堂大笑。
母校在生活和職業規劃等各方面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幫助。我記得和我考研有關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我畢業考研時。當時學校覆校不久，急需補充師資隊伍，規定凡在湖南省數學競賽中獲獎者都不讓考到外校。當時數學系的系主任郭青峰教授專門去和學校爭取，讓我報考中科院、許進超報考北京大學。事實證明這個決策對我和許進超的成長、對擴大湘大在外的影響都是有利的。
第二件事是大學的最後一個暑假，我為了複習考研沒有回家。郭老師自己回了長沙，讓我在他的公寓裡住了整整一個暑假，給我提供了一個安靜的複習環境。住在郭老師家對門的中文系系主任王勤教授一家，則在生活上給予了我很多照顧。
在湘大四年，我每天早上長跑5000米，風雨無阻；每天下午晚飯之前還要打半小時的排球。從小身體虛弱的我，通過這四年的鍛鍊變得非常健康。我在湘大運動會上還曾獲得過1500米和5000米的第五名。
湘大四年是我人生成長中最關鍵的四年，不僅是身高從一米六九長到一米七七，更重要的是世界觀的形成和基礎知識的積累。湘大的四年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幸福的四年，不僅有鮮花榮譽，更重要的是有許多良師益友相伴左右。現在無論走到哪兒，我都會自豪地說，我是湘潭大學畢業的。
從事數學研究多年後，曾經有記者問我，我收到過的最糟糕的審稿意見是什麼？其實，我人生中最深刻的批評意見，是初中數學老師給我的。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們班某個同學在班上數學成績好一點就自以為了不起，尾巴就翹起來了。實際上還是很小很小的小溪裡的一條很小很小的小蝦，連大江大河都沒去過，就更別提大海了！”
上大學後我覺得這句話很客觀，知識的海洋多麼遼闊，即使我學了很多東西了，我還是很無知。
來源 | 中國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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