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它虽然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却以运动的方式进行，邓小平对它赋予了政治的意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于是，类似于建国初期“大镇反”那样的一场“严打”，便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严打”的发动
“严打”的发动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治安形势恶化引起中央领导震怒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1979年9月9日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案;1981年4月发生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等6人劫持飞机事件;1983年又发生亡命天涯、沿途杀人越货的“二王”案件，这些案件震动全国，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彭真最先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彭真主持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提出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公检法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说:“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从重从快”。
1981年5月，彭真主持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会上有人诉苦说:“我们的干警不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有个持刀抢劫案件，我们抓到歹徒，也找到了犯罪工具，可是检察院说证据不全，不能起诉。那个歹徒抢了个皮包，拿出钱以后把皮包扔了。我们破案只能找到刀子，却找不到那个皮包，这样证据怎么也找不全。”彭真说:“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就可以定罪处罚。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要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三)邓小平下令开展“严打”
最早提出“从重从快”实行“严打”的是彭真，但最终拍板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则是邓小平。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后来又发生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以及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6·16”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猖撅，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并提出了打击的重点和注意事项;同时说明了公安机关人、财、物严重短缺的状况，要求党中央帮助解决。7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刘复之(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指着公安部的报告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公安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邓小平说: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提出:
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对刑事犯罪分子，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发出了开展“严打”的动员令。
(四)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7月29日至8月3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研究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行动的实施方案和具体部署。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提出: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要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二、连续展开的三个战役
“严打”启动后，从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接连开展了三大战役。
(一)第一战役
从8月上旬开始到12月结束，“严打”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全国共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108.29万人，处决了数万名罪犯。各大城市注销了一批犯罪分子的户口，向青海、新疆等地送去5000多名劳改犯和劳教人员。
第一仗结束后，稍事休整，年底又打第二仗，到1984年3月底告一段落，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7.24万名。
1984年5月至7月底，除西藏外，陆续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三仗。全国共收捕人犯20.23万名。
(二)第二战役
“严打”第二战役第一仗自1984年8月31日全面展开。9月10日夜至14日凌晨集中搜捕，三天内共抓获流窜犯与嫌疑人6万余名。这一仗，全国共抓获各类人犯12.16万人。
从1984年12月5日起，陆续展开“严打”第二战役第二仗，至1985年2月17日基本结束。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3.19万多人，收容审查1.76万人。
从1985年3月下旬到7月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开展了“严打”第二战役第三仗，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2.85万人。
(三)第三战役
从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开展“严打”第三战役。全国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34万名，劳动教养7.6万名，少年收容教养4458名。
1983年启动的“严打”，接连发动了三个战役，持续三年，后来并没有宣布结束。1990年和1996年又发动了两次“严打”，前后延续了20余年。
“严打”期间大量捕人，再加上对服刑期满的人员不予释放，致使监狱和劳改队、劳教所人满为患。那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监号竟关押三四十人，晚上睡觉很难躺下，这一现象前所未见。
三、“严打”的绩效评估
“严打”期间高潮迭起，在全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一度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打”的成效逐渐减退，犯罪高发的势头并没有压下去，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严打”自有其正当性。谁能说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应该严厉打击?问题在于沿用过去搞运动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各种偏差。由于“严打”的矛头是针对严重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因而在党内高层很容易取得共识。公安机关更是备受鼓舞，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1983年“严打”伊始，仅仅三个月时间，全国就拘捕了108万余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社会治安一度有所好转，因而在初始阶段，多数民众对“严打”持肯定态度。但是，随着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出台，大大突破了法治的底线，它的负面效应就突显了出来。最初，人们按照“矫枉过正”的惯性思维，对“严打”中的某些过火举动也觉得可以谅解。后来“严打”竟成为常态，广大干警也被拖累得极度疲劳，震慑犯罪的效果反而逐渐减弱。
“严打”前的1982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74.8万余起，1983年的刑事立案数下降为61万余起(请注意:仅在三个月内就拘捕108万余人，大大超过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数，可见被拘捕者并不都是当年的罪犯)。到2005年，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64.8万余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急剧增长。近些年发生的恶性案件，较之“严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也更为恶劣。实践证明:运动式执法尽管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并不能够遏制刑事犯罪，还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有损法制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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