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花絮
1970年，註定不平凡。
春天，生產隊派我跟大車（當然是馬車）到新廟去拉水泥電柱，兩家子要通電了，我非常興奮。當年生產隊出差每天伙食補助3毛錢，這隻夠在大車店裡買一碗高梁米飯和一碗蘿蔔條子湯的，但有湯有飯的，我已經很滿足了。飯後各個生產隊派出的所有的馬車去排隊裝水泥柱。我們隊的彭大老闆子搶了先，第一個裝車，由於沒經驗，8米長的水泥柱大頭朝前，小頭朝後。事實證明我們是裝反了，應該小頭朝前，大頭朝後，這樣才容易平衡。出了新廟要翻過庫裡山，翻過山再走八里地就可以到家，但我們就在翻山過程中出了事兒。由於大頭朝前，所以車軸後面是水泥柱的大部分，上庫裡山時還勉勉強強，下山時，斜裝的水泥柱拖在地上像個斜舵一樣，轅馬很不容易走直，後重前輕，彭老闆子讓我直接騎到水泥柱頭上，我兩腳懸空騎在高挑起來的水泥柱頭上一路下山覺得很好玩，忽然一陣風吹來，把彭老闆的條絨帽吹飛。彭老闆說：“松奇，快幫我把帽子揀回來。”我當年身手靈活，雙手一按水泥柱，一個平沙落雁跑到地上去追帽子。追了很遠才追上，等我拿了帽子回來，看到彭老闆和馬車都不見了。我朝山下一看，車、馬都滾到山下，水泥柱已從中折斷，好在彭老闆躲得快，沒被馬車兜下山去。如果不是剛才的一陣風，如果不去給彭老闆揀帽子，我是死是活就只有天知道了。
進入5月，開始準備鏟地了，公社又來通知要從每個生產隊抽調兩名壯勞力修前長公路（前郭到長春）。我1965年去過一次長春，那是個冬天，縣供銷社的解放車司機是我家的房客，趁他去長春拉貨之機，我媽讓他把我捎到長春去我大姐家串門，當年因路況很差150多公里跑了6個多小時，現在重修前長公路就是要提高道路等級，然後鋪上瀝青，修成柏油路。公社通知說：每個生產小隊出2人，以大隊為單位組織勞動小組，自帶糧油自己開伙，駐紮地點為錫伯屯。這個地點距前郭縣城只有25裡。我和知青同學王殿生代表四隊出民工，在這裡整整幹了一個多月。修公路活很累，每天就是挖土挑土，每天干多少米多少米，然後由質檢員驗收，驗收合格就可以收工。那時已入夏，每天晚飯後我們可以到小學操場去打籃球。各個公社的民工還自發組織一些比賽。參加修公路的全是年輕人，幹活時熱火朝天、嬉笑鬧罵、插科打諢、逗趣耍寶，各式各樣，無奇不有。幹到20多天，大家都熟悉得很充分了時，我竟一戰成名。那是我們大隊二小隊的一個蒙古族青年叫胡鐵小，人高馬大，皮膚黝黑，一身疙瘩肉，既是回鄉初中畢業生，也是我們兩家子村文宣隊的骨幹。排演京戲《紅燈記》時，他演李玉和，那是個英雄角色，所以在村裡是個很露臉兒的人物，到了修公路工地平時休息或大家對某一問題有所爭論時，他也喜歡扮演主導角色，誰要和他意見不一致，他總是先說幾句罵人粗話然後再講道理，大家都有些怵他。某一天下午工休，我們大隊的小青年坐在地上休息，又開始爭論一個問題，王殿生大聲指責說胡鐵小說的不對，胡鐵小先是破口大罵，然後又說：“你們就憑知青這種單薄的小身子骨還敢在這裡插嘴，咬草根眯著得了。”我聽後勃然大怒，說：“胡鐵小，你憑什麼瞧不起知青，仗著你胳膊粗力氣大呀？”胡鐵小回答倒也質樸坦率：“我就是仗著胳膊粗力氣大了，你不服呀？”我說“不服，服你幹嘛？”他說：“你不服咱倆就比一比。”圍觀的人一看這裡出了火藥味了，一起起鬨齊聲大喊“摔跤、摔跤、摔跤”，胡鐵小首先站起來走到我跟前，“摔幾跤你敢嗎？”“有什麼不敢？”我也站了起來。於是大家圍成一圈，我倆進場，摔了三跤。第一跤用絆踢，第二跤用手別子，輕易贏了他。第三跤他在後面把我攔腰抱住，我用右腿盤住他左腿，右臂夾住他的頭頸，我們角力了好幾分鐘，在感覺他稍一鬆勁換氣的時候，我把他整個身子夾起甩向空中，右腿一撩略一翻轉，用的是誇張版的夾背過臂摔，從空中砸了下去。我看他當時表情很痛苦，一是我用整個身體砸在他胸腔和肚子上，內臟撞擊肯定會很疼，二是他先前吹牛吹大了，連輸三跤，面子上有些過不去可能會產生些精神刺激，不過他開口說了一句顯示出蒙古族人質樸可愛的話：“不摔了不摔了，萬將無敵呀。”和胡鐵小摔三跤後，我發現我在民工中的形象似乎突然高大了起來，大家都對我很親熱很客氣。因為他們都已看出，我和胡鐵小比優勢不在力氣，而在技巧，敢和胡鐵小硬碰硬也算有些英雄本色。當然民工們都不知道，1966年文革後，我加入的組織叫“前郭縣業餘體校紅色造反大軍”，除了乾點抄寫大字報的事以外，每天晚上就住在體校和一群摔跤隊的隊員們練摔跤，儘管水平也不高，但和胡鐵小之類的農村蠻力青年比，總是應付得來的。還有個小細節給我印象深刻，這次摔跤幾天後的一天中午，胡鐵小走近我小聲說：“松奇，你得領我去醫院。”我問：“怎麼了？”他說：“這幾天我無論吃飯還是睡覺肋插子都隱隱作痛，可能有內傷了。”我說：“蒙古族摔跤後沒有訛人的。”胡鐵小無語。
剛進入8月，公社又召集緊急會議說是洪峰要來了，要各隊派民工每隊10人到江邊護堤。我下鄉的八郎公社地處三江平原，即由松花一江、松花二江和嫩江沖積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美中不足是偶爾會鬧水災，我們生產隊的10個防汛民工都是自願報名的，我願意增加新經歷所以首先報了名。
前郭縣挨著松花江，聽老人說1953年鬧過一次大水，1959年鬧過一次大水，本次大水會鬧成什麼樣，誰也不知道。當時我們四隊隊長已換成了一個姓包的蒙古族人，他在生產隊開大會時說：“上級說洪峰要來了，哪天到達還不知道。”有社員大聲問：“什麼是洪峰？”包隊長說：“我也沒見過，聽說就是一道水牆鋪天蓋地而來。”在場聽眾紛紛咋舌。第二天，生產隊出一架馬車拉著行李和幾位不願走路的社員先行向江灣進發。我和一個叫馬江山的社員喜歡步行，被馬車遠遠甩在後面。夏季松嫩平原綠草如茵、蟲鳴鳥唱，我記得走了一多半路時，我們突然感到詭異，回頭一看，無垠的草原有一道半人高的白牆平推而來，白牆前面是遍地的野兔、老鼠，偶爾還能看到一兩隻狐狸，大家誰也不理誰，像在一個起跑線上賽跑的選手一樣，我興奮地大喊了一聲：“這就是洪峰，洪峰來了，快跑！”於是我和馬江山也加入鼠兔之列，被白色水牆追著向前奔跑。那水牆不是太快，為什麼呈現白色？原來大水過來在草原上砸起的都是氣泡，所以洪峰是白色的。在茫茫草原上，一道白牆滾滾而來，跑在白牆前面的是鼠兔狐狸還有馬江山和我，那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記憶。
我們跑啊跑，已遠遠甩下洪峰，左右看去，兔子老鼠們已不知去向，只是前面出現一大塊柿子地，很多柿子都紅了，我們正口渴得不行，進地就摘，一個接一個往嘴裡塞，突然聽到一聲斷喝：“喂！你們倆，害臊不害臊，想吃說一聲呀，一聲不吭進地就摘呀。”那聲音十分響亮又似曾相識，我們抬頭一看，咦，這不是李向陽嗎？是的，正是《平原游擊隊》電影裡的雙槍李向陽。後來知道，這個演員名字叫郭振清，天津人，工人出身，體格健碩，眼睛明亮，聲如洪鐘。原來這裡是五七幹校18連，全連戰士都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演員。我們抗洪隊伍的住房就是建在18連連部的營地裡，原來這裡是江灣地勢最高之處。每天吃飯時間，這幫演員都表情陰沉互相不大說話，晚飯後，只有郭振清每天坐在營地的木排上和我們這些民工聊天、掰手腕，還要和我們比摔跤，性情甚是豪爽可愛。18連也來了很多女演員，無論幹活還是去食堂打飯，臉上都罩著鐵紗，那不是為了掩蓋真面目，而是防蚊子。防汛的十來天裡，最恐怖的就是江灣沼澤地裡的蚊子，一團一團，又大又黑，撲上就咬，咬住就不鬆口。晚上我們只好矇頭大睡，不然就只有一個結果——喂蚊子。防汛的日常工作就是用稻草包裝土加固堤壩，常常站在齊腰深的水裡幹活，苦是挺苦，但一想到曾吃過一次野兔燉茄子，每晚能和偶像級的電影演員聊天，心裡也有一種滿足感。對了，還應交代一下野兔的來歷。洪峰來了之後，野兔老鼠等動物跑大水，最後都跑到了江邊附近的一個山包子上，那是唯一能躲過大水的沙土小山，山上長滿野草和柳條灌木叢。我一次中午飯後到山邊轉悠，突然發現山上有很多野兔，我回來叫幾個小夥伴立即去，附近的民工看到我們在山上大叫大笑也加入了抓野兔的隊伍。野兔靈動異常、奔跑如電，我們追是追不上，但只要三四個人對付一隻野兔，將野兔朝水裡趕，野兔一跳入齊膝深的水裡後，基本上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用這樣的方法我們一次抓到了三隻肥碩的野兔。在那個缺肉的年代，喜悅可想而知。晚上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野兔燉茄子（我們從生產隊帶來的疏菜只有茄子）。我們捉到了三隻兔子，其他村的民工也捉到了兔子，那麼多的老鼠都跑哪兒去了？肯定是鑽到地下去了。在那個困難年月，如若捉到老鼠，我們也會把它們吃掉的。
在農村，除了飢餓勞累睏倦之外，知青們普遍的毛病就是饞，因為肚子裡缺油水，我們又都處於長身體時期，因此特別渴望吃肉。1970年春天我們集體戶開會討論一致同意買了一頭小黑豬，大家盤算，每天有刷碗刷鍋水，有加工毛糧生產的米糠，將就一年，過年前一殺，我們就可以大吃一頓了。何時殺這頭豬，如何吃這頭豬，已成我們睡在一鋪炕上6個男生每晚的最佳話題。那小豬剛買來時，大家都很喜歡，有時在它吃食時我還去摸摸它的頭，在它的小屁股撓兩下。後來幹活累了，就只有輪值做飯的女同學關心它了。我們住在別人家，這頭豬也沒有自己的住所，算是散養了。集體戶沒有足夠的飼料吃食，這頭豬從長成半達子時就自謀生路。從6月份開始，每天早出晚歸，別人家的豬體型大多是肚子拖地，我們的豬卻四肢修長，楊柳細腰。到了8月份，地上的玉米開始出穗慢慢成熟，生產隊長就時不時找我們，說：“看莊稼的說地裡出了個野獸，黑瘦苗條，身影如電，一人左右的高牆嗖的一下就跳過去，拿標槍射它也屢射不中，說那是你們集體戶的豬，你們能不能拴起來？”我們戶的女生對隊長的批評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所以那個秋天，村邊附近的玉米地、地瓜地、土豆地、黃豆地等等，凡是有好吃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這頭豬大俠的身影，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這頭豬由於集體戶沒飼料不餵養，居然自己闖下了這麼大的名頭，它長成什麼樣了？中秋節前的一個晚飯後，我看到了回集體戶院裡睡覺的它：黑毛鋥亮發光、眼神機敏靈動、身形頎長健美、體重已有一百多斤，整個一個廣東十大傑出青年形象。我和同學讚歎道，這要是過年前殺了，肉該有多香啊！
快過中秋了，我和其他五位男生都回前郭縣和家人團圓，過完中秋節回到集體戶，我們看到飯桌正中放著一個能響鈴的馬蹄表在咔咔地走，我們問女生哪來的，一個女生說戶長王英在你們男生不在的時候，擅自決定把豬賣了，你們男生整天叨咕殺豬吃肉，偏讓你們吃不成，豬賣給一個公路施工隊，價格是20元現金加一個馬蹄表。我當時氣得肺都要炸了，其他幾個男生憤慨程度也絲毫不亞於我。你們想那頭豬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四處遊蕩、頑強成長，好不容易長成這麼大，在它身上寄託了我們男生多少美好的饕餮夢想啊，這下完了，只換了20元錢和一塊破馬蹄表。從那一天起我深刻理解了“最毒婦人心”這句話的真實涵義。2008年我回松原，為紀念下鄉40週年，又把集體戶活著的同學集合到一起請他們吃飯，借一臺豐田海獅拉他們到下鄉的兩家子村，在飯桌上、在去農村的路上我還兩次提起王英擅自將集體戶黑豬賣掉的事。沒辦法，仇恨入心不僅發了芽，而且根深葉茂。但見王英本人，除了兩顆門牙中間縫隙過大這個特徵依然以外，如果偶然在街上碰面，我是絕對認不出來的——滿臉核桃紋，粗如水桶，說話高聲大氣，走路身體不規則搖動，這和當年的那個小姑娘女戶長怎麼也掛不上號了。女生都變得厲害，其實男生變化也很大，六個男生全部健在，歲月使我們的容顏變老，但有一點沒有改變——我們對戶長王英當年擅自賣豬的“刻骨仇恨”。
理想現實
從1969年秋天開始，村中心小學的丁校長，一個高度近視、為人和善、背部彎曲、細瘦無比的農村知識分子，就不斷地找大隊書記王貴，想讓王貴做我的工作，到村中心小學當民辦教師。王貴問我意見，我說到農村就是為幹活來的，要教書回城裡教也不能在這地方教。後來丁校長又到生產隊來找我，和我談了一次，說：“你比較適合教書，應該到學校來，雖然收入也不高，但風吹不著、雨淋不著，比整天在大地裡幹農活輕鬆多了。”我還是客氣地回絕了他。丁校長當年滿臉失望“唉”了一聲就走了。後來，我們集體戶的兩個女生到這個中心小學去教了書，抽調回城後又到縣公辦五小學教書，一直到退休，教師竟成了她們的終身職業。我為什麼拒絕教書？原因是受到我哥哥的影響。他1960年考入東北師大開始在體育系籃球專業，不到一年又因腿摔傷轉到中文專業，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直到1968年7月才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東遼縣泉太公社中學，在那個學校裡他教語文、數學、物理、體育、政治五門課，課間休息就去學校木工房看木匠幹活，幫人家推刨子，這些生活他都寫信告訴了我，信中的主要信息傾向是：“千萬要離教師這個行當遠點兒，太沒意思。”有了哥哥的經驗之談，你想我還能接受一個區區兩家子村中心小學校長的邀請嗎？
剛到農村時，我們集體戶的知青都以為一輩子真要紮根農村了。1969年冬天，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集體戶男女全部出動到南甸上去耬柴禾，我們向農民借了十幾把大耙子，每人帶了一個玉米麵大餅子，走得很遠很遠，幾乎到了庫裡山下。那天我們所有人幹得都很賣力，到中午吃飯時，就耬起大堆的柴草，我們靠在草堆上一邊啃著梆梆硬的玉米麵大餅子，一邊望著庫裡山裡兩個高高聳起的大煙囪。我們知道，那兩個雄偉的建築物，一個屬於國營熱電廠，一個屬於國營化肥廠，這是兩個新建的國營單位還沒有建成，如建成可能就要開始大規模招工了。當年，國營單位不好進，凡事都興走後門，像我們這種平民家庭的孩子能到這種好單位嗎？不過，我們這十來個男女同學都敢想，我們坐在草堆上，幾乎每個人都設想了一番自己或到熱電廠或到化肥廠去上班的情景。我當時的夢想發言核心要點是：不管到哪個工廠，只要每天上班8小時，能休星期天，冬天夏天都發棉的、單的勞動服，每個月開支一次，晚上可以在電燈下看書，就心滿意足了。大家都認為，我的入廠夢想最實在最嚴謹也最美好。
1970年秋天，我們的集體戶年紀最小的男生孫松年首先被抽調回縣。聽說是神通廣大的姐夫找人把他安排到了縣郵電局，那是國營單位，每年冬夏都發綠色的工作服——當然帽子也是綠色的，算是縣城裡的上等工作了。從孫松年離開集體戶那一天起，大家都變得躁動不安起來。我雖然沒受多大影響，我老媽聽到這個消息很受刺激。人家能找人，咱們為什麼不能找人？我父親是磚廠的普通工人，親戚圈裡也沒一個當幹部的，找誰去呢。那個時期，我老媽盯住了一個叫李亞菊的鄰居，她在縣招待所當會計住在南頭，每天步行上班都路過我家門口兩次。這個好心人還真答應幫忙，說她在縣招待所工作時認識好多幹部，她老公本人就在縣革委會工作，可能的話一定找找人、說說話爭取把松奇早點從農村抽上來云云。我記得有一次李亞菊還讓她老公給創業公社書記寫了封信，讓我送了去。我傻乎乎地去了那個書記家，奉上那封信，那個書記看過信後面無表情，我只得尷尬離去。對了，我老媽當年絞盡腦汁在親戚朋友鄰居圈裡找關係，還找出一個叫崔德的人。這是個蒙古人，家住八郎即我下鄉的創業公社，他是我哥剛到東北師大體育系籃球專業時的同學，我哥哥每次放假回家都請崔德到家裡喝酒吃飯。後來崔德不知什麼原因中途退學，算是大學肄業，被分配到縣民政局，不管怎樣，也是在縣委大院上班，大小也算是個幹部，我媽多次找崔德請他幫忙看能不能把我儘快從農村抽回來。崔德反應冷淡，這已與他當年坐在我家炕上和我老爹碰杯喝酒時的熱情表現判若兩人，我老媽也逼我一定讓我去崔德大哥家坐坐熟悉熟悉，看將來能不能幫你一把。我真去了，他家離我家不遠，一間小房，他媳婦叫房麗，據說是縣檢察院副院長的女兒。當時，他們兩口子正在包餃子，我去坐了一會兒崔德兩口子一直用蒙語交談，沒人搭理我，哪怕說一句話，我發誓，那是我平生最丟面子的一次公關活動。從此我下定決心，就是餓死凍死在農村也決不再幹這種求人的事兒。坦白地說，我在心裡還詛咒崔德這個勢利小人將來準沒好下場。很多很多年以後，我哥哥向一個熟人問起崔德，那人說崔德在1970年因腐敗被開除公職，跑到一個農場當看大門的，最後飢寒交迫而死。
下鄉時期是我人生的低谷時期，那兩年除了碰到李亞菊這樣好心的鄰居以外，還有一個人叫蘇培源，我哥哥的初中、高中同學，在縣委當機要秘書，他也是每天上下班都路過我家門口的那種，常到我家來坐坐。每當我老媽向他求援說請他幫忙找人早點把我抽調回城這件事時，蘇培源的回答總是別具一格。“大嬸啊，松奇的事兒你不用操心，也不用著急，這小子福大著哩。”我哥哥1954年上初中，所以蘇培源在我兩歲時就認識我，和我們家的關係真的是源遠流長了。我好像是從1957年即5歲那年開始有清晰的記憶能力，因為從那年起每年買回的新日曆撕掉紅色的封面揭開1月1日這一天，這個活兒都由我來幹，從1957年一直到1968年下鄉。我5歲時，哥哥已上高中，過年時，哥哥和蘇培源在家磨墨寫對聯按我爹的要求寫“供奉：王門三代宗親之位”這個祖宗牌位貼紙時的情景我還歷歷在目。兩個人毛筆字寫的都不怎樣，還時不時互相稱讚鼓勵幾句。蘇培源後來好像是大專學歷，所以回老家前郭縣後直接到縣委當了幹部。幹部不論大小，只要你在縣委大院上班，你就可能認識什麼人，有事了說不定就能幫上忙。我老媽的人生格言是“誰也不知道到底哪塊雲彩上有雨”。後來，蘇培源這塊雲彩上當真有雨了。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因為餓和饞又回前郭家裡住幾天，某上午，前院鄰居的女孩叫陳慧珠的跑到我家說公社通知你們集體戶的5個男生明天到新廟醫院體檢，大隊讓你們戶男生來通知你，他們怕耽誤自己都不來，我說我們兩家是鄰居我去通知吧。這個陳慧珠是高我兩級的一中同學，她們集體戶在冷家屯，即同屬兩家子大隊的另一個自然村裡，兩個集體戶平時沒來往，我們兩家雖是鄰居也從未說過話，她怎麼這麼好心？我老媽千恩萬謝，我也興沖沖地到新廟參加了體檢。
文化大革命已折騰了四年，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1970年中國各行各業都面臨重整復興難題，城裡勞動力由於六屆中學生下鄉也變得緊缺起來。我們的體檢就是國家為城裡補充新勞動力走程序，這一撥算是被我們趕上了。
從體檢結束起，老爹老媽就開始商量到底讓我去哪個單位幹哪個行業好的問題。兩個人在一起商量還覺不夠又找來了蘇培源和我表哥王長龍一起討論，好像這一把就是二次投胎一樣。的確，在計劃經濟年代，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就一錘子買賣，一次選擇定終身，苦樂榮辱全都在這一把了。當年社會流行的段子是一等人當幹部，二等人進國營，三等四等進集體，找不著工作的去當兵。我們知青僅初中學歷當幹部絕無可能，所以媽媽和表哥希望我能去國營單位，如七О油田、前郭大煉油廠等等，我老爹則希望我能學一門手藝如木匠、鐵匠、瓦匠之類，這樣不管社會發生何等變動自己憑著一雙手走到哪裡都能吃碗飯，當然，還是一碗不錯的飯。蘇培源當年的表態是：希望讓松奇自己選，只要相信命不錯就暫時幹什麼都行。為什麼說暫時，因為松奇這小子說不定將來會幹什麼。這樣，就變成我自己拿主意了，我思忖再三說：“還是學木匠吧。”我想老爹的話最滄桑，我下鄉這兩年也親眼見到了——兩家子村那麼窮，當個木匠還能享受到“一二三”即請木匠來幹活的人家除了供木匠吃喝還得付較高的工錢，叫一壺酒、兩盤菜、三塊錢。一天三塊錢，這在當年算是很高水平的收入了。蘇培源說：“學木匠只有到木器廠，該廠是大集體性質，不屬於熱門單位，所以我找人幫忙打打招呼，可能性很大。”於是，就這樣決定：假若招工回城，第一選擇是學木匠，到木器廠當學徒。我老媽在討論會即將結束時還補充了一句：“如果能到木器廠也不錯，每月能分一車刨花，4毛錢夠燒一個月的，咱家燒柴不再發愁了。”聽聽老人們說的，全是從生活、從過日子著想，看來這就是所謂的“人生經驗”。
體檢後還有一個令人焦慮的招工通知等待期。我們5個男生幾乎清一色低調地回到了集體戶。
身份即將發生變化，一切都隨之發生了變化。
這個貧窮落後的村莊，我突然發現它原來很美。村東邊緊鄰庫裡湖，每年春天來到時，這裡就會飛來許多水鳥。再東行幾公里就是嫩江，我曾經在這裡的幹校18連營地駐紮參加防汛。村子南面，一直到4公里以外的庫裡山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夏季下大暴雨時，庫裡漁場的魚會逃到這個大草甸子上，掙扎在臨時形成的水窪裡，我們村有幾個村民曾用魚罩捕得了好多魚。村子周邊是分成幾層的防風林帶。1969年珍寶島戰役後，我們做為基幹民兵曾在這裡挖過幾公里長的戰壕，戰壕統一要求1米寬，1.5米深，每個成年勞動力上午挖5楸把長（差不多有7米），下午還挖這麼多就可以收工，我們每天累得要死，後來蘇聯也沒打過來，戰壕都白挖了。對了，1969年夏天，我在兩家子村曾幹過一件壞事。那年七月份我饞了回前郭縣家吃點東西，回來時社員們和我說，生產隊種了幾畝香瓜。在農村，看瓜地算是好活，社員們集體討論說，老黨員滕大爺去看瓜最合適，他把自家房子借給集體戶，不收一分房租，幫生產隊解決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另外可再派個知青，不少社員說松奇幹活最賣力，該讓他歇歇了，讓他去看瓜。但當時我回前郭了，社員就臨時推選個知青李銀生。若干天后我從前郭回到兩家子，聽集體戶的同學向我描述這個過程，有些感動，覺得老百姓心裡總算有桿秤。這時節，香瓜也快成熟了，既然社員們當時推舉我看瓜，因我不在派李銀生看瓜，李銀生是我們集體戶成員，滕大爺又是我們集體戶的老戶長，所以我和幾個男生商量找個熱天到瓜地去嚐嚐鮮。某天，我和幾個同學到瓜地，滕大爺不在，李銀生冷冷地接待了我們，說瓜還未熟你們不要進地我去給你們摘。拿個筐到地裡摘了四個不大不小的香瓜，說：“嚐嚐吧，吃完回去，以後不要來了，我看瓜你們來，影響不好。”我們幾人聽後面面相覷，每人拿起一瓜，在胳肢窩裡蹭了蹭，風捲殘雲般吃完，就恨恨地走了。是日晚飯後，我臨時召集動員會，上午去瓜園的幾個男生加幾個和我們玩得好的六七個農村小青年參加，我說：“你們每個人準備個裝瓜的東西，兜子、袋子或筐子，今晚晚些時候去瓜地偷瓜。”我們集體戶沒有袋子可用，每個男生拿了一條褲子把褲角用繩扎住，當袋子用。那天晚上，當真是月黑風高，走在鄉間小路上，莊稼傳來沙沙聲，防護林中時不時有幾聲鳥叫，我們十來個人掩飾不住興奮和激動，這幾個農村青年可能是偷莊稼的慣犯，嘻嘻哈哈表情輕鬆。我們幾個知青可是良善子弟，從未乾過壞事。我那天晚上心跳過速，那是一點不假。快到瓜地時，我把人分成三個小組，分別從遠離看瓜窩棚的三個方向進瓜地，摘夠了以三聲貓叫為信號集合回村。那天偷瓜順利異常，我們幾個知青每人扛著一條褲子，兩個褲腿裡裝滿了瓜，回去把瓜集中在一個大紙箱子裡，整整裝了一大箱子，我們住的房間立馬充滿香瓜的氣味。第二天晚上，滕大爺從瓜園回家，因我們就住在滕大爺家的西屋，屋裡滿是香瓜氣味想必滕大娘早已告訴了滕大爺，東屋算是滕大爺的主臥，西屋住的是我們知青外加一些糧食囤子，滕大娘每天做飯取糧都幾次進出西屋。突然出現瓜味兒，滕大爺豈能不知我們乾的壞事兒？只見滕大爺滿臉笑意對我們幾個說：“昨晚不知哪來的小兔崽子，人不少，跑到瓜地禍害了一通。”我們幾個臉紅脖子粗不敢吭聲。我心下說道：“滕大爺，我們禍害瓜地不是對您，我們是衝著李銀生去的，誰讓他不肯摘瓜給我們吃。”那次偷瓜既新奇又刺激，也是我們下鄉唯一干過的壞事，而這件事如果和落戶八郎屯的北京知青集體戶偷老百姓雞殺農民家狗的行為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
下鄉兩年給我留下深刻記憶的還有兩件事，一件是1969年秋天，我們生產隊兔兒馬，一頭年方5歲的公馬突然得病，這是我們隊最高大強壯生猛的轅馬，如果倒下後果不堪設想，隊長不知怎麼想的竟派我去公社獸醫院給馬看病。這匹馬平時我們都不大敢碰，生人一靠近，它就把耳朵背過去做咬人狀，現在突然茶飯不思、蔫頭耷腦，我牽著它慢慢走向八里地外的公社獸醫院。在計劃經濟年代，儘管大家都被搞得很窮，但毛澤東在那個時代就建立了完善的獸醫體系和鄉村衛生所制度，這兩項基礎設施比我們今天已成為中高等收入國家後的情況還要先進得多。到公社獸醫站，那個獸醫問了問情況又摸了摸馬肚子，下結論說：“截症，你們來的挺及時。”說完拿出一個長筒橡皮手套戴上，塗抹了一層豆油，把手伸進馬的肛門裡掏啊掏，掏出好多幹草狀糞便，然後又給兔兒馬灌了一牛角湯藥，說：“好了，回去吧。”很神奇，看獸醫不用花錢，掏出糞便兔兒馬眼睛也亮起來了，又現出揚眉吐氣神態了。我牽著它噠噠走了幾步，試著靠近它，它很順從地貼著我，我索性抓住馬鬃騎了上去，意外地，這個平時誰也碰不得的傢伙居然變得十分溫順，於是，回生產隊的八里路它竟是一路碎步小跑，對我的吆喝指令百依百從。我依然記得當年我騎著兔兒馬走進生產隊大院時隊長和社員們嘖嘖稱奇的情景。
還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下鄉碰到第一個春節時，我們集體戶知青不知哪個蠢貨提議應該到庫裡漁場去買點魚給家帶回去過年，大家一致贊成。於是我們每人準備了錢（每人兩三元錢，我敢發誓沒一人有錢超過5元），準備了裝魚用具（提兜或袋子），頂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直奔庫裡漁場而去。東北把草原湖稱作泡（音pāo），就像西藏人把湖稱為海子一樣。400多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原本叫查干泡，庫裡湖比查干湖小得多，更得叫庫裡泡了。冬天的庫裡泡，一平如鏡，那年頭也沒霧霾，一眼看去，差不多能望到十里之外。我們走上庫裡泡的冰面就看見庫裡泡中心處有人有馬，還有一個大大的魚堆。四匹馬拉著絞盤，拖網從一個冰窟窿裡不斷往出拽魚，冰口升騰著團團白氣，白氣下是活蹦亂跳的魚兒，出水幾分鐘就不動了，再一會兒就變成了硬邦邦的凍魚。現在，隨著《舌尖上的中國》的宣傳，查干湖的冬捕已聞名全世界，但現在已是21世紀了，而我們第一次見識冬捕的壯觀場面時還是46年前，是在庫裡漁場的那個冷酷的寒冬。我們和幹活的工人說：“我們想買魚行不行？”工人回答：“你得找領導。”“領導是哪個？”“就是戴大狗皮帽子的那個。”找到這個頭兒，頭兒說：“我說了不算，只管幹活沒權賣魚，想買魚得到場部找領導。”“場部在哪？”“在庫裡山裡。”我們想了想，去場部就去場部，也就多跑幾里路唄。於是我們一行十多人踢踢踏踏直奔庫裡山。庫裡漁場場部座落在庫裡山窩窩裡，是一座靠山向陽的大院，進到辦公室裡就覺得暖烘烘的，我們敲開了場領導辦公室的門，場長突然見到這麼多人一齊進他的辦公室，問：“你們幹什麼？”“買魚。”“有條子嗎？”“什麼條子？”“你們連條子是什麼都不知道還想買魚？”“我們帶錢了。”“有錢的多的是，沒有領導的批條我敢賣給你們？”“還要什麼領導？你不就是這裡的領導嗎？”“你們是裝傻呀還是真不懂？我這魚都是按計劃生產然後按計劃供應市場，怎麼能隨便賣給你們，除非你們有縣革委會辦公室或水產科的批條。”我們同行的幾個女同學竟打起了悲情牌說：“場長我們走了很遠就想買幾條魚拿回家過年，你就通融通融吧。”場長說：“你們把嘴皮子磨破了也沒用，趕緊回去吧，一群不懂事的孩子！”看著他決絕的表情，我知道此事已毫無希望，於是說：“咱走吧，別再瞎耽誤功夫了。”這次買魚經歷收穫最大：（1）看到了冬捕的壯觀場面，（2）知道了計劃經濟管理的嚴密性，（3）領略了權力的潛在威力。
1970年12月，我們五人接到了辦戶口手續的通知，兩天以後我們就收拾行李。要當工人了，當然該扔的都扔了，我們五個都揹著一個儘可能小的行李捲，離開集體戶，全體女生出來送我們，一直走到村西頭，我們回頭最後道別時，發現她們個個都哭了。我注意到，個別男生也面現複雜表情，因為無論怎麼說，我們畢竟在這裡生活鍛鍊了兩年，將來，我們或許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生活。
後續故事
我的人生道路比較曲折。1970年抽調回城後，我如願以償到縣木器廠當了兩年木匠學徒；1972年12月應徵入伍在海軍北海艦隊旅順基地防險救生大隊當了四年海軍潛水員；1977年3月復員到縣木材公司，在政工組代幹一年半；1978年參加夏季高考，入學吉林財貿學院金融系；1982年考入天津財院金融系攻讀碩士學位；1985年7月入學中國人民大學財金系，在黃達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1988年7月畢業留校任教；1996年1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至今。
16歲下鄉，今年已64歲，與兩家子村相識已有48年。我記得1977年我在木材公司工作時，有一個農民小夥子說是兩家子村的，找我幫忙要買木頭蓋房子，結果和我們知青當年在庫裡漁場買魚的遭遇一樣，我告訴他木材屬於國家計劃分配物資，沒有指標沒有大領導批條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那個青年當年的失望表情至今難以忘懷。這件事以後兩家子再也沒人來找我，想必在他們心目中我是個辦不了什麼事的人或沒啥用的人。
1978年上大學後，我在大學裡連軸轉學了十年，以後又磕磕絆絆地走了許多彎路，直到2006年10月1日，才在36年後再次踏上兩家子土地。
那一天集體戶同學王殿生和本科同學白力陪我進村。這時的兩家子已改名為蘇瑪村。現在，在所有蒙族人的音樂會上都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節目——馬頭琴演奏，而馬頭琴就是蘇瑪於1958年在北京給周恩來總理演奏才被發現並聞名於世的。蘇瑪是我們兩家子村的一個普通蒙族農民，他從小酷愛音樂，現代馬頭琴的形制、演奏技法均由蘇瑪開創。儘管蘇瑪名氣大，蘇瑪村名氣也大，但村民倒沒有因此得到多少實惠。村莊面貌並沒有實質變化，我們向一些年歲大的社員打聽當年四隊社員的住處，他們問我認識長文不，我說認識，於是把我們領到長文家。那是三間破舊的土房，進到屋裡看一個農民坐在炕沿上正和長文聊天，我說：“長文，認識我不？”長文細細打量一陣搖了搖頭。“我是王松奇。”長文立即反應道：“王松奇呀，下象棋，割高粱！”隨後他又認出了王殿生。我們寒暄許久，我們同學白力是個攝影愛好者，他趁我們說話之機就屋裡屋外一頓猛照。當若干天后白力把照片拿給我看時，長文的充滿裂縫的房子，做飯的鐵鍋敞開著已見鏽跡，鍋臺上只有半棵白菜，油瓶醋瓶醬油瓶一概不見蹤影，院子裡還凌亂不堪。長文本人拄著柺杖說是股骨頭壞死，老伴去長春當保姆，女兒在外地打工，兒子去年25歲買了個新摩托車在馬路上被汽車撞死，他怎麼如此不幸？我們當年下鄉時，生產隊有十來個和我們年歲相仿的農村小青年，長文是其中之一。長文爸爸早年病逝，老母親把他拉扯大，印象中他好像不大願意幹農活，於是和本隊的李木匠學手藝，我們那時管他也叫小木匠。我們離開農村那年他媽給他娶了媳婦，我們還去他家祝賀過。我和王殿生同長文聊了很長時間，問了許多當年小夥伴的情況。據長文說，大部分人已遠走他鄉，我們認識的人還有幾位如姚春、趙剛、趙得魁等還住在兩家子。
2007年2月初春節前，我讓外甥黃凱買了幾十斤豬肉外帶500元現金讓他送到長文家，長文挺感動。7月28日，我又帶幾個學生到八郎鄉搞農村入戶調查，我們到了黎明村和兩家子村，見到了兩家子村生於1978年的小黃書記，還見到了姚春、段老四等熟人。小黃書記告訴我，現在兩家子村人均年收入還不到2000元。
2008年春天，我和小黃書記聯繫，向兩家子村捐款6萬元人民幣。小黃書記說：“這可以打5口深井，能澆50垧地，有了這6萬元，全村絕大多數地塊都變成了水澆地，農民打糧吃飯的事有保證了。”夏天，我請來知名專家四平銀監局姜柏林到兩家子村，在村大會議室為村幹部和村民宣講農村資金互助社事宜，我希望兩家子村能學習梨樹縣經驗，農民成立起資金互助社，自我解決農民生產和創業小額資金問題。但小黃書記很不熱心，此事未果。
2009年暑期，我讓兒子石頭到兩家子村來體驗生活，在這裡住了五天，幹了放羊、摘菜、蓋房子等農活，並寫下了一萬字左右的《農村調查日記》（見王青石著《潛流有聲》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這次來兩家子，小黃書記特地為我們殺了一隻豬，這在東北農村算是最高的禮遇了。
兩年後的2011年，我又讓石頭到兩家子村搞一點兒入戶調查，他走訪了幾家人，寫成了更紮實的文章《2011東北農村行實錄》（見王青石著《石上清泉》百花文藝出版2011）。
我幾次回兩家子村的消息在村民中傳開後，某天，當年的農民小夥伴段成路帶老伴兒到北京來家串門，說小女兒在北京師大核物理專業讀碩士即將畢業，找不到工作要我幫忙，我將他女兒安排到《銀行家》雜誌社辦公室工作，他女兒在這裡幹了一年左右，自己聯繫到北京一所中學去教書了。
2012年春節前，當年兩家子村四隊的保管員姚春和集體戶老戶長滕大爺的小兒子來京找我，說滕大爺的孫子是北京某大學政治學專業碩士生，畢業找不到工作讓我想辦法安排一下，我找到好朋友將其安排在北京市科委下屬的一個事業單位，工作戶口均解決。老戶長的孫子，那有什麼話說？順便說一句，老戶長滕大爺家有三個兒子，五個女兒，姚春是滕大爺的三女婿，我們集體戶的男生趙越則娶了滕大爺的四女兒小名叫杈子的那位。2015年我回松原請集體戶同學吃飯，趙越席間感慨說：“人在做，天在看，我們都離開農村這麼多年了，兩家子對我們還有什麼用啊？但松奇出於仁義良心還幫兩家子做了這麼多事，你們服不服？”
其實，我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48年前一揮手把我們揮到兩家子村，使我和兩家子村結緣，於是才有了後邊的故事，所以，無論什麼事，一古腦兒感謝毛主席就對了。
（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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