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信明之子:「擔架上的將軍」沒有架子,我們比父輩還差得很遠

【撰文/王碩 攝影/王學民 統籌/劉姝蓉】喬信明,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房產管理處處長、華東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委員。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紅軍時期,喬信明的腳被子彈打穿,險些失去一條腿。後因獄中鬥爭受盡折磨、連續征戰積勞成疾,雙腿傷病加重至癱瘓長達7年,期間在擔架上繼續指揮作戰,被稱為“擔架上的將軍”。

近日,喬信明之子喬泰陽接受了大白新聞專訪,在他的記憶裡,父親除了對工作竭盡全力、對子女教育嚴格外,他待人的細心,都在一言一行之中。乘車外出時,遇到走路不便的熟人,他會請上車同行;臥病在床時,會給來家維修的工人倒茶遞煙。此外,受父親影響,喬泰陽不愛穿名牌,總喜歡舊軍裝。喬泰陽曾被評為某部隊學習標兵和某機關優秀幹部,退休後為弘揚光榮傳統做了不少工作,然而他卻說:“比起父輩,我們還差得很遠”。


喬信明之子:“擔架上的將軍”沒有架子,我們比父輩還差得很遠


喬信明之子喬泰陽 攝/王學民

腳被子彈打穿,險些失去一條腿

近日,喬泰陽在接受大白新聞專訪時講述稱,父親喬信明於1909年3月出生在湖北省大冶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的大姐剛生下二個月便被送人,二姐當了童養媳,哥哥學泥水匠被房梁砸死。他從小愛學習,可是剛提出上學願望,就被父母打了一頓,過後母親抱著他哭著說:“我們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哪來錢供你上學!”

為謀生路,他16歲跟人家學木匠,開始了五年學徒生活。由於老闆極其苛刻嚴厲,他在備受壓迫的環境里長大,萌發出了要革命的思想,開始參加宣傳革命的活動。

1928年,19歲的喬信明參加農民自衛軍,一年後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參加紅軍,每一場戰鬥都衝在最前面,繼而受到器重。1932年,喬信明被送到中央紅軍學校學習,由於表現優秀便留校先後擔任排長、隊長、指導員。

1933年,他被派到閩浙贛蘇區參與創辦紅五分校工作。在這裡,喬信明認識了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方誌敏。當時,方誌敏是閩浙贛蘇區負責人,也是紅十軍政委。由於喬信明在紅五分校表現突出,得到了方誌敏等領導的賞識,便越級升任為團長。

成為團長的喬信明,依然衝鋒在前,在一次戰鬥中,敵人的子彈打穿了他的腳。蘇區缺醫少藥,喬信明傷情不斷惡化,整條腿紅腫不堪,在這樣的情況下腿很可能要被鋸掉。

當時,團以上幹部截肢需上級批准,手術報告遞上去後,喬信明痛苦地等待著批示。兩日後,報告批下來,放在喬信明面前的批示上寫著:“不管花多少錢,一定要保住這條腿。藥在蘇區買不到,可以到白區去買,錢由省委報銷。”批示的下面,是方誌敏的親筆簽名。由於方誌敏的關心,醫院又做了多方的努力,喬信明的腿最終保住了。


喬信明之子:“擔架上的將軍”沒有架子,我們比父輩還差得很遠


喬信明(資料圖)

方誌敏犧牲,喬信明牢記囑託堅持獄中鬥爭

據喬泰陽講述,1934年下半年,為宣傳抗日、策應主力紅軍長征,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奉命北上,遭到十多倍敵軍的圍追堵截。此時,喬信明的腿傷尚未痊癒,就擔任紅十軍團(對外稱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20師參謀長,跟隨大部隊出征。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隊陷入敵軍的重圍之中,部隊被截成了兩段。方誌敏率領800多人先頭部隊衝出了包圍圈,卻發現大部隊沒有跟上來。方誌敏不顧個人安危,又一次返回包圍圈,找到了大隊人馬。

然而,只剩2000餘人的隊伍被敵人14個團重重包圍,情況萬分危急。隊伍在荒山僻野之中,沒有吃的,只能採集野果充飢,野菜也採集不到了,只得忍飢挨餓參加一次次戰鬥。

這時,部隊的建制也打亂了,方誌敏等領導把僅存的部隊組成一個團,任命喬信明為團長,並召開動員會,號召大家下定決心衝出封鎖線。後來經過幾場激烈的戰鬥,突圍最終失敗了。

喬信明遵照方誌敏指示帶領隊伍上懷玉山堅持戰鬥,敵人窮兇極惡、放火燒山,我軍彈盡糧絕、頑強抵抗,一直堅持到最後。1935年1月下旬,方誌敏、劉疇西等軍團領導和喬信明等紅軍將士不幸被捕。

被捕後,方誌敏與喬信明在顧祝同行營看守所相見。方誌敏想盡辦法多次傳遞字條給喬信明,詢問部隊情況,分析鬥爭態勢,並告知他們軍團領導是準備犧牲的,你們要準備坐牢,要學習列寧同志在獄中同敵人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精神。喬信明當即回覆道:請放心吧,只要我們還活著,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

後來,喬信明被判無期徒刑,關押到南昌軍人監獄。1935年8月,方誌敏在南昌被秘密殺害。

徐特立為營救紅軍將士錯過兒子最後一面

方誌敏犧牲後,喬信明在獄中成立地下黨支部,繼續鬥爭三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共合作抗日,國民黨方面開始釋放政治犯;但是認定喬信明等人是共產黨的骨幹,便四次押送轉移,陰謀秘密殺害。

1938年2月,徐特立同志得知消息,親自組織營救,成功將喬信明等紅軍將士營救出獄。

據喬泰陽講述,徐老在組織營救紅軍將士的同時,自己的小兒子病危正在搶救。他沒有去醫院,而是趕往敵人關押點。

令人遺憾的是,當紅軍將士成功獲釋後,徐老趕到醫院卻沒有見到小兒子最後一面。這件事,徐老沒有告訴喬信明,後來多次會面也隻字未提。

喬泰陽感慨道:徐老把一切痛苦埋在自己心裡,這種人格非常偉大。毛主席講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這件事集中體現了徐老的“三個第一”精神。

雙腿癱瘓7年仍堅持工作,被稱“擔架上的將軍”

走出牢籠後,喬信明加入新四軍,參加多次戰鬥,立下汗馬功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紅軍時期的嚴重腿傷和備受折磨的獄中生活使喬信明留下了病根。到新四軍以後,生活艱苦,連續征戰,積勞成疾,喬信明的雙腿於1942年癱瘓,這一癱便是7年之久。

據喬泰陽回憶,父親頑強地與傷病作鬥爭,只要控制住疼痛,就立刻投身工作,先後擔任蘇中軍區二分區副司令、蘇中軍區後勤部部長兼政委、華東野戰軍總留守處處長等工作。行軍打仗時,他不能走路,就在馬背上、擔架上工作。喬信明堅強的意志和果敢的作風,被人稱為“擔架上的將軍”。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陳毅司令員安排喬信明到上海治療雙腿。經過精心的治療,喬信明奇蹟般地站了起來。雖然拄著柺杖也只能走一里路,但他卻由衷地高興。

隨後,喬信明便擔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房產管理處處長、華東軍區空軍後勤部政委、南京軍區空軍後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父親平易近人,總是關心周圍的同志

喬泰陽出生於1948年。在聊起自己的經歷時,他得意地說道:“當時淮海戰役正在進行,我在山東泰安的泰山南面出生,所以父母給我起名叫喬泰陽,取泰山之陽的意思。”

在喬泰陽的印象中,記得最清楚的莫過於父親的柺杖。因為他小時候調皮惹事想跑開時,父親便用柺杖頭把自己鉤回來。父親腳上有各種刀疤,腿上、肩上的傷口,都令他難忘,由此得知在戰爭年代,不論如何負傷,父親都在頑強堅持。

在他兒時的記憶中,父親房間的燈光總是亮著的,常常一覺醒來,還能看到父親伏案工作。

據喬泰陽講述,父親是個品德高尚的人,以誠待人、樂於助人,都在一言一行之中。父親身體不好,卻總在關心周圍的同志。記得那時機關住房緊張,有的幹部沒房住,就騰出房間讓他們住;有時還把給他燒過飯的炊事員請到家中吃飯;平日坐車,見到腿腳不便需要搭車的熟人,就會請他們上車同行;當他臥病在床時,有維修工人到家裡修房子什麼的,都起來給工人倒茶遞煙。“所以我父親的威信非常高,是我們一輩子學習的榜樣,也是鼓舞我們為黨的事業奮鬥的一個力量源泉。”喬泰陽說道。

受父親影響不穿名牌,從小受教不比吃穿

喬泰陽向大白新聞透露,自己不愛穿名牌衣服,而這個習慣來自於父親對自己的教導。父親對於我們的言行舉止、禮貌待人也有嚴格要求,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吃要有吃相。“吃飯時如果站起來夾遠處的菜,父親就會皺起眉頭加以糾正。”父親還要求我們不要搞特殊化,不許和別人比吃比穿。

不僅如此,家裡還有個規矩,便是“新老大,舊老二,縫縫補補是老三”。喬泰陽稱,他在家裡排行老三,衣服上常有補丁。以至於長大後的他穿慣了舊衣服,剛入伍時穿新軍裝還感到彆扭,總是洗洗顯舊了再穿。

此外,父親還很關心孩子們的學習。據喬泰陽回憶,姐姐曾公佈父親1963年3月25日給她寫的一封信,上面寫道:“泰陽明年夏天要考高中,現在他學習是用功的,怕他學習不得法(曉陽這方面比泰陽好些)。”“泰陽明年上高中問題不大,他現在只參加打乒乓球一項運動。現在你弟弟妹妹四人在家很懂事,自己知道安排自己學習時間,都很聽話,這給爸爸媽媽很大安慰。”然而,在寫下這封信不到半年時間,1963年9月4日父親便因病逝世。

每年為父親掃墓都要彙報自己工作

從1958年開始,喬信明的身體狀況日益下降,安排病休治療,適量參與工作。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來回憶方誌敏,在夫人於玲的協助下,撰寫文章記述方誌敏光輝事蹟,創作電影劇本《獄中鬥爭》,還創作了一部長篇紀實小說《掩不住的陽光》。


喬信明之子:“擔架上的將軍”沒有架子,我們比父輩還差得很遠


《獄中鬥爭》 攝/王學民

“這些事情做完以後,父親年僅54歲就離開了我們。”喬泰陽嘆息道。

當時,不到15歲的喬泰陽就暗下決心,絕不辜負父輩的期望,一定接好革命的班。以後,每年去給父親掃墓,都要彙報學習和工作情況,表達繼承光榮傳統的決心,年年如此。喬泰陽稱,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動力。

喬泰陽:“比起父輩,還是差得很遠”

喬泰陽深受革命前輩的影響,一直積極向上、以誠待人,先在某集團軍基層連隊10個年頭,後在軍區空軍機關工作22年,歷任助理員、科長、副處長、參謀長、副部長,2000年調到空軍後勤部任副部長,直到2007年退休時,被上級領導評價為機關幹部學習楷模。


喬信明之子:“擔架上的將軍”沒有架子,我們比父輩還差得很遠


喬信明之子喬泰陽 攝/王學民

“父親的老領導方誌敏對我的影響是最深刻的,我從小是聽著方誌敏的故事長大的,牢記方誌敏的臨終遺言:‘我能捨棄一切,唯革命事業,卻耿耿在懷,不能丟卻。’所以,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對革命事業有利,就什麼都能捨去。無論在哪個崗位,都應當盡職盡責。”

喬泰陽面對鏡頭侃侃而談,“我退休後參加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擔任9年多副會長、5年多秘書長,無私奉獻,盡心盡力。根據上級關於軍以上幹部不能連任兩屆的規定,喬泰陽於今年初換屆擔任研究會顧問,繼續努力弘揚光榮傳統,受到多方好評。當然,比起我們父輩,還是差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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