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爲什麼一定要把錢借給美國?

中國為什麼一定要把錢借給美國?

中美之間關於全球不平衡之爭,很像是一幕荒誕劇:一方面,我要把錢借給你,而且情願不收利息;你不肯借,但我偏要借給你。另一方面,我想借錢,但偏說我不想;而且說你把錢借給我是害了我。

1998年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窮國)經常項目順差急劇增加;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急劇增加。人均收入很低的國家長期向人均收入比它們高出數十倍的國家輸出資本(窮人把錢借給富人),是全球範圍內資源的嚴重錯配。無可爭議的是,最嚴重的資源錯配發生在中國:1993年以來,中國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順差,不僅如此,除極少年份外,中國還保持了資本項目順差。“雙順差”說明,中國不但是淨資本輸出國(把錢借給富國),而且還以高代價引入外國資金,轉手又以低代價把借來的外國資金借回給外國。20世紀中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常項目順差國和世界最大資本淨輸出國。事實上,在2008年,中國資本淨輸出額佔全球資本輸出額的四分之一左右;是居第二位的德國的兩倍左右。

儘管窮國經常項目順差、富國經常項目逆差(窮國向富國輸出資本)這種狀況反映了全球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儘管這種狀況對於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但只要“兩相情願”,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依然可以在第四種意義(有資本流入為經常項目逆差融資)上加以維持。

對於這種狀況,真正的問題不是“不平衡”是否可以維持,而是這種不平衡應不應該維持。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壞”平衡,發展中國家應該儘可能打破這種已經持續近二十年的“壞”平衡。即便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恢復亞洲金融危機前的國際收支狀況,它們至少也應該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實現經常項目基本平衡。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過去十多年來已經說了n次,實在沒有重複的必要了。

我七年前曾多次引用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辦公室主任(Chief Staff)Phillips Swagel的文章,說明美國政府打壓中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是美國政府為繼續打白條從中國借錢的一種策略。最近,我終於有機會結識這位Swagel先生,他現在是馬里蘭大學的教授。我發現,我們兩人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升值等問題的看法竟然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是否願意和能夠繼續維持大量經常項目逆差;中國是否願意和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大量經常項目順差?雖然1982年以來美國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逆差,但由於種種原因,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未成為全球經濟問題的焦點。長期以來,憑藉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並不太擔心外債的積累。21世紀初,美國的貿易和經常項目顯著惡化,2002年美元開始所謂“戰略性”貶值。2003年糾正全球不平衡成為美國重要政策目標——至少在口頭上如此。2003年前後,美國似乎已經不太願意繼續借錢了(真是如此嗎?),而中國還希望繼續借錢給美國。這就造成了中美之間的嚴重摩擦。

我不敢說美國現在真的不想借錢了。靠打白條從中國獲得“真金白銀”有什麼不好?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已經對自己所持有的美國“白條”不太放心,但還是在不斷增持美國“白條”。中國現在大致有兩萬億美元淨資產,但投資收入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年份中是負的。中國的這種國際收支狀況相當於Crowther模型中的第三階段:貿易項目順差、投資收入逆差和經常項目順差。但在Crowther模型中,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積累了大量(淨)外債。而中國卻一直是債權國!

造成這種反常的原因,我們早已有很多分析,這裡不再贅述。問題是,有如此巨量的海外淨資產,投資收入竟然是逆差!以後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儘管存在大量貿易項目順差,但因投資收入逆差越來越大、並最終超過貿易順差,結果使經常項目變成逆差?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發生。在最近幾年,這種情況在巴西已經發生。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在未來若干年後,中國必須維持貿易順差以彌補投資收入逆差。這種情況一旦發生,中國的出口就將無法換來相應進口或積累財富,而只能用來為外國投資付息。如果中國不能及時糾正目前的悖理的國際收支狀況,中國就會變成不折不扣的國際“打工仔”!讓我們看看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否能在4萬億美元的水平上打住吧。

中國為什麼堅持一定要把錢借給美國?在國際場合,中國的這種行為方式已經成了笑料。再不圖變,除“愚蠢”二字,似乎已經無法找到其他解釋了。中國真沒有選擇嗎?否。第一,爭取儘快實現經常項目平衡,甚至允許在一定時期內出現經常項目逆差。中國應該有一個降低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順差對GDP比例的經濟政策目標。第二,即便在一定時期內還無法實現經常項目平衡,中國再也不能增加一分錢的美元外匯儲備了。為此,中央銀行必須儘快停止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讓外匯的供求關係來決定人民幣匯率。

中國為什麼一定要把錢借給美國?

摘自《最後的屏障:資本項目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之辯》,餘永定著,東方出版社。

餘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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