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很多人可能記不得這一天，它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一天，中南海里舉行了兩場授銜典禮。
此時，距南昌城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首次登上歷史舞臺，已經過去整整28年了。“功名只從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這些共和國的開國元帥、將軍們無一不是戎馬倥傯，征戰南北、功勳卓著，這軍銜、這勳章，是對他們艱苦卓絕的革命生涯的崇高肯定與獎賞。
軍銜和勳章，也是一塊試金石，見證著共產黨人在功名利祿面前的抉擇。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們，對國家和人民賦予個人的榮譽、地位、名利，當之無愧卻淡泊以待，有推卻，有謙讓，有自請降銜，因為他們出發時不是為了這些，浴血奮鬥不是為了這些，百戰餘生也不是為了這些。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才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插圖/傅堃
授銜中南海
1955年９月27日，14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官授銜典禮率先在中南海紫光閣西邊的國務院禮堂隆重舉行，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宣讀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將官軍銜的命令。
粟裕、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陳賡、羅瑞卿、許光達、張雲逸9位將軍整齊地站在主席臺前，依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手中接過授予大將軍銜的命令狀。第一個拿到命令狀的粟裕也由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正式被授銜的軍人，是名副其實的共和國第一大將。這一天，一同在紫光閣被授銜的共計有在京的301名將官，而更多的將官們隨後在全國七個地區，以及異國他鄉接到了授銜令，他們後來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共和國的開國將軍。
第二場授銜典禮在懷仁堂。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走進懷仁堂》記錄了這個榮耀千秋的時刻。
16時一過，一輛接一輛的小汽車駛進了中南海，停在懷仁堂前的廣場上。走下車來的是彭德懷、賀龍、陳毅、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
“我們的總司令來嘍！”
朱老總健步走進休息室，神采奕奕。陳毅站在他面前，上下端詳：“老總哎，比南昌起義時還年輕嘛！”
大家都笑了起來。
毛澤東將“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授予朱德（資料照片）
“賀老總，你想沒想過今天能當元帥呀？”陳毅轉過身，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問賀龍。
“別說想當元帥，那時連打響的是第一槍也沒想過呢！就是一心想把那一槍打好！”大家被賀龍的直率逗得哈哈大笑。
說到“八一”南昌起義，大家自然而然會想到葉挺。
“要是葉挺還在，你們新四軍就會出兩個元帥。”聶榮臻道。
“葉挺要是還健在，能看到今天該多好啊！他要在，元帥的桂冠一定要給葉軍長！”陳毅的語調充滿了深情。
“如果新四軍中有兩個元帥的話，十大元帥中該是兩個葉帥嘍！”
“祝賀大家！”不知何時，周總理已走進了休息室。
“我們的周副主席也應該授銜嘛！”
身穿灰色中山裝的周總理笑著擺了擺手：“我是政府工作人員，是為諸位元帥服務的，當好你們的後勤嘛。”
17時整，《義勇軍進行曲》在中南海奏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毛澤東主席站起身來，親手把元帥軍銜命令狀和勳章送到跟隨他南征北戰的戰友們手中。
不過，家喻戶曉的共和國十大元帥此時出現在典禮上的只有7位——劉伯承和林彪因病正在青島療養，葉劍英則在大連組織抗登陸演習。
其實，這些開國將帥中許多人幾十年前早已是將軍——
在國共合作前，朱德就已經是擁有實權的中將。
第二次北伐結束，賀龍便因功升任了軍長，他的第二十軍戰鬥力很強。蔣介石、唐生智紛紛派人上門拉攏、封官許願。
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起自己的武裝之前，已經有至少二十多名共產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並取得了將官軍銜。
和朱德一樣，劉伯承也是“中將加上將銜”，允許佩戴上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相當於比中將高一級，可以視為“準上將”。
當時不僅葉挺這個手握實際軍權的師長是中將，其餘的如周恩來、李富春、林伯渠、劉伯堅等政治幹部，也都被授了中將。（抗戰爆發後，蔣介石特邀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中共與國民黨談判首席代表的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再次授給他中將軍銜，還特准其享受上將待遇——中將軍銜的月薪為160塊大洋，上將待遇則是每月240塊大洋。不過，這筆“鉅款”被恩來同志一文不留地作為黨費上繳了。）
隨著南昌起義的槍炮聲響起，國民革命軍中大多數共產黨員以及部分進步軍官毅然放棄了耀眼的軍銜和高官厚祿，脫下將校呢，換上粗布軍裝，投身革命陣營。
今天，他們打出來的這個紅彤彤的新中國，給了他們應有的榮光。
羅榮桓、賀龍、聶榮臻三位元帥
戰創最多的將帥群體
在1955年授銜的千餘位將帥中，有忠勇的猛將，也有儒雅的學者，有戰神，也有謀帥，哪一個不是出生入死、身經百戰？他們的傳奇不妨就從身上的累累傷疤說起。
著名軍旅作家吳東峰專門做過一個有關戰創的統計——
十大元帥中有7位曾負傷，累計戰創近20個：劉伯承負傷9次戰創10多個，陳毅負傷1次戰創1個，賀龍負傷1次，羅榮桓負傷1次戰創2個，徐向前負傷2次戰創2個，聶榮臻負傷1次。
十位大將中有7位曾負傷，累計戰創至少37個，平均每人近4個。像有“戰神”之稱的粟裕負傷6次重傷2次；徐海東最多，負傷9次戰創20餘個。
開國將帥中因傷致殘的就有12人。
曾有年輕記者問吳東峰：“你採訪了那麼多的開國將帥，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戰創！在我採訪的200多位開國將帥中，90%以上都負過傷——有戰創記錄者170多人，累計戰創400多個，平均每人2個以上。如果把他們身上的戰創累計起來，比任何國家將軍身上的戰創都要多！肯定可以獲吉尼斯世界紀錄。”
開國將帥們都是從槍林彈雨中衝殺出來的佼佼者，也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倖存者。
和許世友將軍一樣，錢鈞中將也是身懷少林寺武功的著名戰將。他在戰爭年代負傷13次，身上有戰創15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評為一等甲級殘疾。一次戰鬥中，時任紅四方面軍33團政委的錢鈞左腹中彈，失血過多，他臉色慘白，昏迷一天一夜。當時官兵們都認為政委已經斷氣了，將他裝進一口沒有蓋兒的棺材，蓋上一塊門板，停放在屋後一牛棚裡。第二天，團長心情沉重地走進牛棚，揭開棺材上的門板時，驚喜地發現政委錢鈞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
有類似“棺材傳奇”的還有羅瑞卿大將、劉昌毅中將。
第二次反“圍剿”，時任紅軍第十一師政委的羅瑞卿頭部中彈，從靠近太陽穴的地方穿了出去。醫生不敢動手術，後勤部門已通知做棺材。昏迷數日的他醒來時，聽見隔壁有鋸木之聲，還有人說：“棺材做得長一些，沒見那人，個子長得好高咧。”連毛主席都說：羅瑞卿是閻王點了名不去報到的人。
萬源保衛戰，劉昌毅同樣是身負重傷後數日昏迷不醒，不但棺材做好了，而且已經被裝殮其中。警衛員拿出他的一支手槍說：“連長最喜歡這手槍，讓它跟連長去吧。”正把手槍放在他的手掌中，卻突然發現劉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顫動，立即叫了起來：“連長還有氣！”經過幾天調養後，劉昌毅又回到了戰鬥崗位。此後，劉昌毅作戰格外勇猛，他說：“我這條命不值錢，是撿回來的。我已死過一次，還怕什麼？”
死裡逃生，並不只是幸運這麼簡單。
這位人稱“軍中猛張飛”的劉昌毅中將，在戰火紛飛中歷險百餘次，頭、臉、手、腿、腰、背、胯、臀，都留下了累累戰創。他的臉部曾兩次負傷，頭一次嘴巴被打歪了，後來在1946年中原大戰前夕，遇敵炸彈襲擊，十多塊彈片嵌入下巴，牙齒被全部打落，結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當時，周恩來正在前線視察，建議送他到北平協和醫院治療，他堅辭不從。周恩來派人火速從武漢購藥品及手術器械，請專家為他做手術。因傷在臉部危險區域，專家反覆研究方案也難作決斷，神志仍清醒的劉昌毅取紙筆寫下三個大字：“大膽割！”
常勝將軍劉伯承，這位戴著圓眼鏡、精通韜略、足智多謀的戰術專家、戰史學家，同樣是“特殊材料”打造的硬漢。
早在北洋時代，劉伯承即為川中名將。1916年3月中旬， 24歲的劉伯承率軍攻克豐都城，阻止北洋軍的增援。激戰中，他連中兩彈，一彈從右太陽穴穿眼而過。德國醫生為他做手術，劉伯承為了保護腦子，堅決不用麻醉藥。等手術做完，劉伯承居然清醒著數清了醫生手術的刀數：“72刀。”
十大元帥中受傷最多的劉伯承，戎馬生涯中先後負傷9次。有一次其右腿受傷，彈頭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摳了出來。
餘秋裡將軍，於1936年3月率軍截擊國民黨萬耀煌部隊。激戰中他兩次中彈負傷，均創左臂，骨折肉綻，筋露其外，微微顫動。他以斷臂之軀，強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皚皚雪山，過莽莽草地，行程兩萬餘里，直到9月才實施截肢手術。
也許正因為都經歷了死亡的考驗，對死亡有著超常的認識和理解，開國將帥們的生命力異常旺盛而堅韌，他們的人生呈現出一種常人無法相比的“氣象”。
劉鄧大軍中有“三陳”——陳賡、陳再道、陳錫聯，都是獨當一面之驍將。綽號“小鋼炮”的陳錫聯，曾經四次重傷，他卻笑言：我身子前後左右有四個洞，因此心中有氣出得快，心胸寬。
羅應懷少將15歲時是紅四方面軍的打旗兵。紅旗飄到哪裡，官兵們就要衝到哪裡。羅應懷在打旗兵的崗位上負了三次傷，兩隻手和一條腿都落下了殘疾。他說：“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險也最光榮。那時的打旗兵活到革命勝利的只有我一個。”
羅應懷將軍的故鄉是黃安，即舉世聞名的“將軍縣”湖北省紅安縣。這塊位於湖北省東北部大別山南麓的紅色土地上，誕生了223位將軍。而他們身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犧牲的14萬紅安兒女。這裡打響了黃麻起義第一槍，這裡誕生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三支紅軍主力，在冊革命烈士就有22552人。羅應懷將軍道：“功勞應該屬於他們，榮譽應該屬於他們。”
和湖北紅安一樣，安徽金寨、江西興國、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縣、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瀏陽都是赫赫威名的將軍縣。
走出了洪學智、皮定均等59位開國將軍的安徽省金寨，是紅四方面軍的主要發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核心區，安徽省抗戰指揮中心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前線指揮部都曾駐所於此。據金寨縣黨史記載，當年參加紅軍的十萬青年，僅有數千人倖存。
1953年夏，皮定均離別家鄉24年後首次返鄉探親，次日清晨卻突然率全家離去，眾鄉親大惑不解，亦有人抱怨將軍無情。後來他的夫人提及此事哽咽不已：將軍怎麼不想在家多住幾日！但與其一起參加革命的老鄉們都戰死沙場，僅自己一人生還，榮歸故里，情何以堪！
同樣著名的“將軍縣”還有江西興國。蘇區時期，全縣23萬人，參軍參戰的就達9.3萬人，佔青壯年的80%多。革命戰爭年代，全縣為國捐軀的烈士有5萬多名，僅犧牲在長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平均每一公里，都有一名興國籍戰士倒下。
哪一位將軍的故鄉不是一片血染的紅色土地！哪一位將軍的身後沒有無數的戰友永遠倒下！正因此，面對來之不易的榮譽，絕大多數的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富貴榮華，而是血雨腥風中倒下的戰友，是那些同樣忠勇卻沒能看到勝利的兄弟姐妹。
“我不當那個大元帥！”
實行軍銜制，是人民軍隊走向現代化正規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是軍事指揮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國軍隊通行的慣例。
1952年，經過與蘇聯顧問反覆商議，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拿出一套方案，初步計劃軍銜分6等20級——大元帥、國家元帥、兵種元帥三級，上將、準上將、中將、少將四級……除了多出一個準上將外，這個方案可以說是蘇聯軍銜制的翻版。1953年，有關部門拿出第二套方案，在充分考慮蘇方意見的同時，還參考了當時朝鮮的軍銜制，並結合了我軍具體情況。
“軍銜實施委員會”等相關機構也設立起來。
1953年底，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北京開幕。在這次長達50多天的“高幹會”上，確定了中國軍隊發展的總方針、總任務，規劃了軍隊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和藍圖，並確定實施軍銜制、幹部薪金制和義務兵役制。
1955年，隨著《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的先後頒佈，要在當年完成對全部現役軍官的授銜工作，成為牽動全軍官兵的頭等大事。
按照軍官服役條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是應該授銜的。在初步的方案中，大家一致認為毛澤東應該授大元帥，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應該授元帥。
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後，搖搖手說：“我不當那個大元帥！”
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民主人士紛紛發言：毛澤東等領導同志是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創建者，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為軍隊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聲譽，應該給他們授銜、授勳。尤其是毛主席功勞最大，應該授予大元帥，授三個一級勳章。
大家意見一致，但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知道毛澤東的態度，建議還是先不作結論。
一位民主人士說：“我們人大作了決定，他有什麼辦法。”
“人大可以作決定，但他是國家主席，要他簽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決定，國家主席就得簽署命令！”
……
爭來爭去，劉少奇只好說：“你們不是經常可以見到毛主席嗎？你們當面去說服他，爭取他的同意，我們這次先不作決定。”
此後不久，彭德懷、羅榮桓、宋任窮、賴傳珠等人彙報方案，毛主席聽完彙報後說：“你們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現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的態度明確，為他準備的大元帥服，也就只能永遠放在博物館裡了。
他轉向少奇同志：“你在部隊裡搞過，你也是元帥。”少奇同志當即表示：不要評了。
他又問周恩來、鄧小平：“你們的元帥軍銜，還要不要評啊？”
周恩來連連擺手說：“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鄧小平笑笑說：“當什麼元帥喲，早不帶兵了。”
毛主席又轉身問過去長期在軍隊擔任領導工作，後來到地方工作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同志：你們幾位的大將軍銜還要不要評啊？“我沒想過當大將，我也不要評大將。” “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宋任窮回憶錄中寫道：以毛主席為首的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主動提出不授銜，對全軍幹部是個很大的教育，也解決了評銜工作中的許多矛盾。
三帥請讓
軍銜是軍事級別標誌，是軍人榮譽與責任的象徵。共和國的首次評銜，更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一個革命軍人的歷史性評價，不但事關此後的待遇，更是對既往貢獻的認可。1954年就任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協助時任部長的羅榮桓主持工作，主抓評銜評勳，他曾對夫人說:想不到幾十年南征北戰，最難乾的卻是這兩項任務。
為了肩上的星星，擺資格、列戰功、鬧情緒，甚至哭鼻子的，都有。面對此情此景，毛主席說了那句名言：“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打仗時連命都不要，現在為肩上一顆星，硬要爭一爭，鬧一鬧有什麼意思？其中緣由也不難理解：肩上少一顆豆，臉上無光嘛！同一時間當兵，誰也沒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說哩。
不過，更多軍人面對榮譽淡然處之，不為名利爭短長——讓銜的故事一再上演。
著名軍史專家、軍旅作家董保存確認：有三位元帥都提出了讓銜。
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的羅榮桓掌管全軍的軍銜評定工作，得知元帥的提名名單中有自己，立即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比其他幾位擬授元帥軍銜的同志參加革命較晚，對革命貢獻不大，請求不要授予他這麼高的軍銜。
給毛主席寫信的還有徐向前。徐帥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經成功，當不當元帥無所謂。徐向前是黃埔第一期的畢業生，性格內向，從不誇誇其談，蔣介石給他的評語是資質平平。蔣校長哪裡想到，這位平時沉默寡言的學生在後來的作戰中，把那些深得校長器重的愛將打得滿地找牙。從參加廣州起義，到拿著地下黨的小紙條去找毛澤東；從鄂豫皖擊破“會剿”，到長征三過草地，血戰河西走廊……徐帥不止一次說過：“許多同志犧牲了，如果他們還活著，元帥、將軍應該是他們……”
葉劍英則直接請求只要大將軍銜，他在元帥擬定名單相關報告上寫道：“我誠懇請求，我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這是歷史的定評。”葉帥的二女兒葉向真60年後才第一次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看到這份報告，她後來回憶說，父親當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遼東演習上，幾乎沒有參與授銜工作。但在飯桌上聽父親說起，自己作為總參謀長，多是在後方，應該把榮譽讓給其他長期在一線指揮作戰的同志，是他們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來的。
將軍們也不乏主動請求降銜者。
十位大將中惟一沒能出席中南海授銜典禮的是有“中國的夏伯陽”之稱的虎將徐海東，他一直在大連養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將時，適逢周恩來總理前去看望，徐海東向總理提出：我長期養病，為黨工作太少了，“大將軍銜，受之有愧。”
窯工出身的徐海東久病纏身是真，九死一生、屢立奇功也是實打實的：他九次負傷，身上戰創17處，最重的一次是在長征途中的庾家河戰鬥中，一顆子彈從其左眼下鑽入，從頸後穿出，喉嚨被瘀血堵住，呼吸困難，生命垂危。緊急關頭，護士周少蘭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將其喉嚨裡的瘀血吸出，並晝夜寸步不離地悉心照顧。在昏迷4天4夜後，他奇蹟般地活了過來，且在醒後第五日即由四人抬著指揮作戰，且屢戰屢勝。而那位救命的護士後來成為他妻子，並改名周東屏，意為“徐海東之屏障”，成就了一段軍中佳話。
聞戰則喜的徐海東自謂“打仗有癮，走路有癮，喝酒也有癮，就是沒官癮”，被蔣介石視為“文明一大害”，國民黨用飛機撒傳單，上寫“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者，當賞洋十萬！”和懸賞彭德懷金額一樣，可見徐海東的分量。後來閻錫山也發通緝，懸賞五萬，徐海東還“抱怨”閻錫山太小氣了。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從大別山打到陝甘,連戰連捷，入陝時兵強馬壯、軍容威武，是第一支完成長征的紅軍隊伍。1935年冬，毛澤東派人向徐海東借2500塊錢，以解決中央紅軍的吃飯穿衣問題。徐海東問供給部部長：家底有多少？答曰：7000塊。
徐毫不猶豫命令：留2000塊，拿出5000塊送中央。同時覆信一封，表示紅25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的領導。這筆錢和這份忠誠幫助中央紅軍度過了到達陝北後最艱難的第一個冬天，毛澤東贊其為“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整整20年後，在病榻前，周總理緊緊握著徐海東的手說：“海東同志，你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累病的嘛，你為黨的事業做了很大貢獻。我認為，授你大將軍銜不高也不低。”
“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後，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毛澤東的這番話讓許光達成了1955年讓銜群英中最耀眼的大將。
1927年許光達接到黨組織的通知去南昌參加起義，跋山涉水到達時，南昌起義已經失敗。他仍南下追趕起義部隊。有人問他：為什麼要追敗軍之師？他答：“雖敗猶榮。”又問：這不是去送死嗎？他答：“雖死猶生。”
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中央機關撤至黃河邊，東西兩側大河滔滔，南北敵軍步步逼近，危急中，許光達奉令馳援。他率部冒雨到達烏龍鎮，一溝之隔，中央機關的隊伍隱約可見。許光達召各旅旅長登高而望，指著對面下令：“看到了沒有，毛主席、黨中央就在前面。哪怕敵人的炮彈落在我們身上，也不許後退一步！”激戰一晝夜，擋住了敵三個旅的輪番進攻，護中央機關安然轉移。
得知自己在擬授大將的名單上，這位19歲就當上“娃兒連長”、身經百戰、遇險十餘次屢屢大難不死的裝甲兵司令員，竟然一連幾天“惶惶難安”，他對妻子說：我這頂烏紗帽是建立在多少戰友、下級流血犧牲基礎之上的，他們長眠在我們戰鬥過的地方，我這個倖存者今天得此榮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啊！”幾經思考，他給毛主席和中央軍委領導寫了一份降銜申請書：
回顧自身歷史， 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面軍被迫作戰略大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而我坐在窗明几淨的房間裡喝牛奶，吃麵包。自蘇聯返國後，這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和人民做了些什麼呢？……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的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在中央軍委擴大會上，毛澤東拿著這份許光達的申請說：“今天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級別降低的人，他就是許光達同志，這是一面鏡子，一面共產黨員毫不為己、不謀私利的鏡子！他將始終成為我黨、我軍上下一面很好的鏡子！”
“三讓將軍”
1955年自請降銜的人不少，真正“成功”者並不多，成功率高的恰恰是管幹部、管評銜的將軍們。
“1955年父親被評為上將，實際上他是符合大將條件的，父親主動提出了降銜。”說這話的是宋任窮之子宋克荒。論級別，宋任窮是正兵團級；論職務，紅軍時期他曾任紅28軍政委、代軍長，1955年時任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行政4級。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珍藏的1955年1月16日彭德懷、羅榮桓寫給毛主席的《關於元帥、大將、上將問題報告》中，宋任窮的名字赫然列在大將名單中，成為宋任窮自請降銜的歷史證言。
另一位正兵團級、總幹部部副部長也自請降銜併成功——為了把自己成功地降下去，他三番五次打報告、給領導“做工作”，最終將自己“落實”為中將。在授銜儀式舉行的前一天，周總理專門把他請到中南海面談；還特地把攝影記者叫來，與之合影留念。在授銜慶祝酒會上，劉少奇對他說： “你是一名應該授上將而沒授上將銜的中將。”彭德懷也說：“你那兩顆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他，就是中將裡排位第一的“三讓”將軍徐立清。
看到擬授上將軍銜人員名單中有自己名字時，作為總幹部部副部長的徐立清先是“以權謀私”，直接將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調”到中將行列。
羅榮桓部長找他談話，批評他：“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職的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麼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於是，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回了上將名單中。
徐立清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寫信，列舉了申請低授的“充分”理由：一是不突破最初的設想；二是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估價，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於做一些爭軍銜同志的工作，保證授銜工作的正常進展。
夫人很支持他：“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別人爭高低。”
但也有人勸他：你符合上將條件，非要箇中將不可，其他夠上將條件的同志該怎麼想？這話倒讓徐立清有點為難了。
恰在此時，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的降銜報告得到了毛主席的盛讚，徐立清連夜給過去的搭檔許光達打電話，交流“經驗”。許光達說：“這是我們個人的想法，跟別人沒關係，要堅持下去做出榜樣來。看那些爭著要高銜的人有啥話可說。”
深夜，徐立清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於是披衣起身，伏案再次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寫信。
羅榮桓拿著信和賴傳珠、宋任窮兩位副部長商量，大家一致認為：徐立清新中國成立初期就任大兵團政委，又時任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在群眾中威信高、影響大，還是應該授予上將軍銜。這個意見上報給彭德懷副主席也得到了認可。
彭德懷特意三次找徐立清談話，但徐的態度非常堅決。他的信一次又一次寫給毛主席、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最後驚動了周總理出面做他的工作。總理說得入情入理：“你這種精神值得提倡，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你始終保持著這種優秀品質，難能可貴！不過，你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將軍銜條件的，不要認為自己是總幹部部的副部長就可以低授。”徐立清坦承有些人爭官爭位、不顧大局，覺得只有自己低授了，才能理直氣壯地做他們的工作。
周總理感慨道：“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面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嘛。”1955年的 “讓銜”，只是這位“三讓將軍”人生中的“第二讓”。此前，他曾經申請“讓級”——把自己應評的正兵團級降為副兵團級；之後，在醫院的病榻上，他親自給中央軍委寫信，請求“讓位”——建議免去他總幹部部副部長職務，以便及時任命新人。1983年，徐將軍病逝於北京，享年73歲。他生前對子女們說：“我一生選擇了革命、選擇了黨，這條路走對了。我沒有遺產留給你們，爸爸只留給你們一句話：要始終堅信黨是正確的，群眾是最公道的！”
“大樹將軍”
在一個“方陣”裡排第一，意味著離上一個“方陣”最接近，往往會被議論是低授了、“委屈”了。許多年來，圍繞大將粟裕與上將蕭克有這樣的聲音。那麼，他們自己覺得委屈嗎？
粟裕將軍常自謂“滄海一粟”，平日常輕車簡從。某日著便服至醫院探視夫人，因不到探視時間，被阻，將軍即懷抱一兜蘋果坐在病房大樓外臺階上靜候。
粟裕和陳賡大將
只爭工作、不爭職務，只爭重擔、不爭榮譽，是這位沙場名將一向的作風——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粟裕為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為副司令員。粟裕認為，年長於自己的張鼎丞在很多方面都優於自己，是長輩、是上級，若張鼎丞擔任司令員，自己任副職，協助張鼎丞工作，會更有利於黨的事業。在他的再三懇請下，最後中共中央重新進行了任命。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任命粟裕為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堅持認為，陳毅是華東野戰軍眾望所歸的統帥，陳毅繼續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更合適。
1955年，儘管檔案中沒有留下討論粟裕授不授元帥的相關記錄，但粟裕的多位老戰友、老部下，以及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都說：粟裕曾主動請辭帥銜。
蕭克將軍有一個特色是其他將軍絕對無法比的，他是開國將軍中惟一拿了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的。蕭將軍能詩擅書，被海倫·斯諾稱為“軍人學者”。30年前，董保存恰是蕭克長篇小說《浴血羅霄》的編輯。他記得，當年為修改《浴血羅霄》隨將軍回到舊時“鬧紅”的地方，每至一處都圍觀者眾，兒童奔跑追逐，大喊：“蕭克！蕭克！”官員斥責攆之，將軍卻道：“不礙，名字就是叫的嘛！”
熟識了，說話也就隨便起來。董保存知道蕭克是一位“老資格”——曾經是紅二方面軍的副總指揮、八路軍120師的副師長、晉察冀的副司令、華北軍區副司令，堪稱一路“諸侯”；同時也知道他多年從事軍隊教育事業。他曾問將軍：從“山頭”講，您是一個方面軍的副總指揮；從“資歷”講，您1926年入黨，參加了北伐和南昌起義。1955年給您授了上將軍銜，您當時心裡平衡嗎？將軍反問：“你知道‘大樹將軍’的故事嗎？”
董保存不知，將軍讓他去拿《辭海》，查“馮異”。
東漢有一將軍馮異，大功告成論功行賞之時，他卻退避樹下，軍中稱其為“大樹將軍”。古人尚且能如此，何況我們共產黨人呢？
在蕭克的履歷上，“官越做越小”的時候不止一次，他總是服從組織調動，從無怨言。
幾十年後的今天，憶起這位百歲將星，董保存仍不免感慨：將軍長壽，心胸寬廣是重要原因！
與蕭克一樣的著名長壽將軍還有被稱為“孫鬍子”“孫行者”的孫毅將軍。授銜之前他給組織寫信：“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軍銜足矣。我投身革命，絕不是為了升高官、享厚祿，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已經大大超過我的奉獻了！”
吳東峰謂孫將軍長壽之秘訣是無私。晚年，將軍衣舊軍裝、穿解放鞋，無官氣，喜串門，與左鄰右舍、街坊百姓無分老少，皆可親切攀談。一次，孫將軍至河北某縣武裝部看望當兵的兒子，軍區司令聞之，忙派人來接，將軍說：“告訴你們司令員，我這次是來看望兒子的，沒有公事，就不打攪你們了。”說罷背上行囊步行至兒子單位。將軍家與某菜站和副食品店相鄰，每臨春節前，蔬菜無處可堆放，將軍說：放我家院子。此後十餘年如一日，年前的將軍小院白菜大蔥堆積如山。
在1955年大授銜的舞臺上，千餘位開國將帥、數以萬計的指戰員，類似自請降銜的故事還有許多，不爭不吵、“給什麼都行”的革命軍人更是比比皆是——
1930年入伍的老紅軍孔慶德將軍說：“評銜問題，我個人意見是服從上級，給個什麼算什麼，能授予校官就不錯，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無數為革命捐軀的先烈們，包括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變的組織領導者，還有數不清的指戰員、戰友們，他們沒能看到建立新中國的最後勝利。比起他們，自己太幸運了，應該知足，否則愧對先烈。”
39軍副軍長顏文斌也是老紅軍，而且是負傷最多的將軍之一，全身上下共18處戰傷。長征中，一枚手榴彈在身邊爆炸，彈片鑽入右臂，骨折筋斷，腫如饅頭，是衛生員將他綁在樹上，以刀割肉，硬將彈片撬了出來。
1955年，因其任現職時間與規定的差十幾天而不能授少將銜，有人勸他去找一找，他說：“為了自己肩上芝麻綠豆大的星，伸手向組織要，不光彩！難道我爬雪山、過草地，吃苦流血就為了這顆星？”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
還有一些將領，已評完軍銜，但在授銜前，因工作需要，調離軍隊，有的離授銜只差幾天，但他們二話不說，放棄了授銜的機會，奔赴新的崗位。正所謂：慨然撫長劍，濟世豈邀名。
1955年國慶，天安門廣場再次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受閱部隊指戰員全部身著嶄新的新式軍裝，佩戴著肩章、領章，格外英姿颯爽。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從此我國的軍隊就正式實行軍銜制度了，這是一個新的成就。”
“農民將軍”
授銜，對這些身經百戰的軍人而言，不是可以安睡其上、坐享名利的開始，而是另一場征程的起點。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將軍銜後不到兩年，甘祖昌主動向組織上辭去新疆軍區後勤部長職務，帶著妻子龔全珍，回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鄉沿背村務農。原因很簡單：為了帶領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讓老百姓過上富裕幸福的日子。從新疆到江西，全家11口人的行裝只有3個箱子，卻帶了8只籠子，裡面裝著新疆的家禽家畜良種。龔全珍說：“當時走得急，生活用品老甘啥也不讓多帶。到了蓮花，鄉下蚊子多，買蚊帳、買被套的布票都是向親戚朋友借的。”
每月工資330元，三分之二都被甘祖昌用來修水利、建校舍、辦企業、扶貧濟困……他一共參加建起了3座水庫、4座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樑、25公里長的渠道。“當農民我不合格，但老甘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可以學。”妻子龔全珍也全力配合丈夫，到當地學校當老師，把自己工資的大部分花在支援農村建設上。夫妻倆當年參加修造的江山水庫，家鄉老表習慣叫它“將軍水庫”，至今還澆灌著近萬畝農田。
1986年3月，這位1927年入黨、1928年參加紅軍的老將軍因病逝世，他留給妻子和兒女唯一的遺產是一隻鐵盒子，裡面用紅布包著3枚閃亮的勳章，那是1955年他榮獲的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我忘不了老甘臨終前留下的話：‘下次領工資，再買化肥，送給貧困戶。’人民給了我們榮譽，我們沒有理由不為群眾謀幸福。只要還能動，還能講，就要為社會做一點事，永不掉隊。” 如今年逾九旬、黨齡六十年的將軍夫人——“老阿姨”龔全珍，依然無怨無悔地在江西蓮花山鄉執教，用共產黨員的本色成就感動中國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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