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門，位於舊城的西北面，從南往北數，第三座城門。這是一個與杭城淵源相繼的名字；一截與佛事盛行相接的記憶；一段與民族崛起相關的往事。
一、
宣和二年（1120），方臘起兵，短短几天，聚眾十萬。十二月二十九日，義軍接近杭城。除了竹做的刀槍與鋤頭鐵耙，尚能分出老兵、新兵，單憑頭扎紅巾，已分不清那些是“聖公”方臘的原班人馬。百姓積怨已久，振臂一呼，聚者萬千，義兵完全失控。杭州知州趙霆上了錢塘城樓，只見松木場方向塵土遮天蔽日，他腿如篩糠下了樓，領了眾官兵往武林門狂奔。
北宋王明清在《揮塵餘話》中說：夕陽正照在錢塘門的“鼓角樓簷間”，“狂寇嘯聚”，如蜂如蟻，進了城“徑自陸直搗蘇杭，聲言遂居二浙（浙南、浙北），浙人傳言，內外響應”，“杭人倉皇奔避”。兩浙路制置使陳建被殺，義軍沒費吹灰之力佔了杭城，參軍者“項背相望”。官吏富紳逃到湖墅，租不上船，“江漲橋諸寺士女盈滿，不能駐足”。
方臘終究一介農夫，義軍擴張迅速，得的卻是一時之盛。宋徽宗先撤蘇﹑杭造作局以收攏人心，後派童貫率十五萬京畿禁軍南下。不足兩月，方臘軍從錢塘門倉促撤退，連史冊都沒成文記載（“宋江打方臘”只是小說）。
宋時的錢塘城門究竟什麼樣？2013年，美國華盛頓福瑞爾美術館收藏的《西湖清趣圖》經媒體報道，引發諸多反響。考古學者鄭嘉勵結合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認為《西湖清趣圖》描繪的是南宋末年或者元初的西湖。鄭先生的依據之一，說到圖中一座類似“火柴盒”式，內有紅色木柱支撐的錢塘城門，他認為，這就是宋時特有的“排叉柱的‘過樑式’木構門洞，而非元末重建後的圓形券頂城門”。
（《西湖清趣圖》之“錢塘門”）
元末，佔據杭州的義軍張士誠重建杭州城牆，此時所築的錢塘城門，就是“圓形券頂城門”了。這一種城門格局，後來一直延續到了清末。
從明到清，錢塘門最大的保衛戰，是清咸豐十年（1860）三月十一日，太平軍李秀成率七千人馬突襲。杭州將軍瑞昌登錢塘城樓壓陣反擊，無奈旗營兵丁不足，情急之下，鄉人毛禮雲願“率弟子福年、傑子、起龍”，“集錫箔工數千人，助守錢塘門”。毛禮雲是錫箔店主，手下工人每天要將錫錠敲得薄紙一張，臂力過人。為了生計不被太平軍破壞，毛禮雲召集行業中的錫箔工助官兵守城，幾次擊退太平軍。李秀城只得轉攻清波門。
當時的錢塘門內就是周長約九里的旗營，滿清兩百九十五年，旗營卻有兩百六十五年的歷史。“萬帳穿城邑，三軍逼市廛”，少了民居，人脈難存。所以，老杭州十座城門，就這“錢塘門”沒有地名遺留。前幾年“小車橋”公交車站改名“錢塘門”，老杭州人就說：以前沒有這麼叫的。
二、
杭諺：錢塘門外香袋兒。舊時，一個觀世音菩薩的聖誕，就有三期香會：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月三又是玄天上帝的誕辰。七月初一到十六又是東獄大帝的朝聖。到了七月十五，是中元節。
所以，錢塘門外的香市，“無日不市”，就連昭慶寺的“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臨時搭的露天棚），廠外有柵，柵外有攤，節節寸寸”。以至“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飯店的酒每天賣光）。”
那時，從陸路去香市，都得走錢塘門。下三府（杭嘉湖）的香客到松木場落船，也走錢塘門入城，城門整日川流不息。最牛的，要數下三府的“土豪”，肩掛黃包，腰繫紅帶，銀錢豐足，出手大方。當時的天竺三寺有燒大蜡燭風俗，數十斤一支。土財主僱人用小車從城裡拉去，眾香客圍著大蜡燭的小車，牽拽著呈放射型的黃布白布，從錢塘門一路禱告徐徐走出（四十年前，國慶遊行中的彩車，也如此，估計是傳統）。
杭城的三百六十行，盼的也是這幾個香市，靠它吃一年。從松木場河埠上岸，一路到昭慶寺，店鋪與攤位，擠擠挨挨。當時規定，每一個行當，不能超過十家攤位。就這十家，還不說三百六十行，僅燈籠雨傘、香燭土產、經佛珠罄、素食糕點，也夠鄉人看得眼花落花，呼爹喊娘。
《杭俗遺風》說到錢塘門外的一路香市，自朝至暮，道路為之堵塞。香客的蠟燭無論大小，到了天竺、靈隱，點燃後是要吹熄的。吹熄的蠟燭帶回家去用作晚上照蠶，能保佑蠶繭壯實飽厚。所以，光是這大小蠟燭的一進一出，就夠熱鬧了，摩肩接踵“不下數十萬”人。
白天看廟，晚上睏覺，這是後來的說法。明時，按張岱《西湖七月半》的說法，單七月十五晚上，在錢塘門外，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哪個不想在月光下鬥麗爭華，惹蜂沾蝶？
三、
李叔同自述，1912年農曆七月，他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教，就“住處在錢塘門內，離西湖很近”。當時“還有城牆及很多柳樹，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兩季的香會之外，西湖邊的人總是很少，而錢塘門外，更是冷靜了。”他常踱到景春園樓上，吃一壺炒青（茶），憑欄遠眺。再去昭慶寺看看，“一直住了近十年”。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這首寫於1914年至1915年間的《送別》，是否叔同先生“久為失眠所困”的日子在景春樓上寫下的？無從查考。
很難想象，李先生將紅塵看破的最初生髮，也是走在錢塘門的路上。他自述，有一日學校來了一位名人演講，我和夏丏尊，躲避去湖心亭吃茶。夏丏尊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可以說是我後來出家的一個遠因了。”
不久，39歲的李叔同走出錢塘門，坐上船頭，定如入禪，櫓聲嘎吱，去了對岸虎跑寺。他的夫人在湖畔痛哭流涕，久不起身。
四、
1919年2月19日《申報》載：杭城“百歲坊巷原有監獄系前清遷善公所改設，地處狹隘，空氣不靈，楊督現擬就錢塘門外小校場地址改築（模範監獄），所需磚石將拆卸城南一帶城牆應用，已諮行省署查照。”
這也是錢塘門城牆拆毀的歷史記載。“楊督”，即浙江省都督楊善德，取名“模範監獄”，也是因為清時百歲坊的巡撫府牢獄太原始，無人道，連清時王猷定的《四照堂集》都感嘆：“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模範監獄”也給全省樹了“模範”，後來各縣仿效極多。
模範監獄門前有條“西河”（上世紀70年代被填），監獄門前小橋橫跨。因不遠處有一“車橋”地名，人們也稱此為“小車橋”。這一叫，六十多年，便成了監獄的代稱。“小車橋”，青石欄杆，古色古香，從橋東看監獄內，如果忽略崗樓，倒像是一個頹敗的大戶門庭：方磚甬道，廊簷重疊，瓦壁灰暗，蘚苔暗綠。這也是我兒時的記憶。
駱耕漠的《往事回憶》中說到這監獄時，已稱“陸軍模範監獄”。1927年至1937年，國共兩黨翻臉，此地關押過共產黨人1505名，遇害145人。那時，行刑不出監獄，就在南側操場。駱耕漠說那槍聲幾乎就在耳邊。
駱回憶：當時，因獄中的中共支部的決定，五號籠八個難友每晚都在秘密挖掘地道，“要按西北通到松木場方向，尚能微微聽到一些行車的聲音”時，再考慮挖出地面。一個領導過暴動的農民“堅決贊成”，其他七人“表示贊成”。某日，一個偶然的機會，駱耕漠登上監獄北面的崗樓，看到城牆斷垣外的松木場車站、碼頭，才曉得計劃不切實際：距離太遠。
舊“陸軍模範監獄”在新政權時一分為二，當年關押政治犯的西側監舍成了獄警的營房；東側是市公安局看守所。東、西兩地塊各有高牆，中間成了居民的便道。
五、
“錢塘”，《史記》為“錢唐”，公元前210年的秦始皇出巡會稽（紹興）時，“錢唐”是會稽郡的一個小縣。白居易《錢塘湖石記》說到東漢的郡議曹華信在此築壩捍衛錢塘湖，以防海水。這“錢塘湖”就是“錢唐湖”，即如今西湖。那時，縣址在靈隱一帶。海水就在現在的城區。
直到隋時的楊素建杭州城，州治的東城牆才沿了現在的中河，有“鳳凰、炭橋、鹽橋、錢唐”四座城門。唐武德四年（621年），因避“唐朝”國諱，“錢唐”改為“錢塘”。“錢塘門”歷經一千三百多年，也是杭州最古老的城門。
為此，杭州人好自稱“錢塘人”，很少稱“武林人”。毛澤東在書信中常將“武林”做杭州的代稱，總讓人有“武林中人”的感覺。這麼一說，不少人會恍然大悟，老杭州直轄錢塘、仁和兩縣，這其中的“錢塘”，並不是“錢塘江”一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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