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東方時空》90%的員工，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北漂”，這些臨時工是《東方時空》幹活的主力，是製片人一個個挖來的。
王志開始在湖南電視臺新聞部工作，時間在湖南出差採訪時，王志是地陪。“當時我們挺談得來的，當時在湖南臺還有個人，她叫羅芳華，小姑娘很潑辣，一看就是湖南妹子。我說我們要新辦一檔節目，你做事挺麻利的，如果你願意可以到北京去工作。做《東方之子》的時候，我還專門打電話到湖南臺新聞部通聯組找到她，我說，我們現在要做這件事。後來羅芳華就來了北京做編導了。
王志當時沒有來，他當時捨不得離開湖南臺。“我對時間說，你別逗我，我是湖南師範大學畢業的，中央電視臺的頂級的，它大門往哪裡開都不知道。”後來羅芳華到湖南採訪，時間打電話讓王志配合，節目做完了，時間讓他一起去北京，看看節目。
時間請王志吃飯，勸他加盟《東方之子》，當主持人。王志不相信，認為時間是開玩笑：“我普通話不利索，大柵欄都念錯，什麼經驗也沒有，我只在大學主持過學生晚會，現在讓我出鏡亮相當主持人？”時間回答說，“那不是挺好的，你明天就去採訪駱玉笙，試試看，不行再換別人。”
王志很緊張，問採訪什麼話題。時間說，你想問就問什麼，但不許手裡拿稿子，不許背稿子，自然聊天就好。王志趕緊查資料，準備採訪提綱。第二天，王志去了駱玉笙家裡，採訪很順利，很自然的聊天，駱玉笙給王志和攝像師端茶倒水，打開櫃子拿點心、花生，採訪結束了，駱玉笙還問他，採訪什麼時候開始。王志回答說，已經結束了。這個節目播了後，王志就來了《東方時空》。
“王志在《東方之子》的表現很出色，他的問題很有邏輯，而且那個接住對方的回話，還那個甩出更厲害的問題。但那個節目主要是名人大家，他的水平，沒有得到太多發揮，我要求的粉碎式提問，直到《面對面》的時候，面對複雜的新聞人物，在輿論監督新聞領域，他的才華才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時間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周兵和張朝夕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同學。畢業後，周兵分配回老家甘肅，在蘭州電視臺工作。張朝夕作為優秀畢業生，留在在北京，在當時的能源部電教中心工作。“倆個人一個宿舍，工作環境也很好，上班不累很舒服，但就是沒有成就感。”最終，張朝夕扔到了公務員編制，加盟了《東方時空》。
三個月後，張朝夕又向時間推薦了同學周兵。“作為一個在蘭州電視臺工作的人，去中央電視臺工作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周兵決定辭職，扔下鐵飯碗到《東方時空》打工，家裡人全部反對。“我父親當時連我退休以後的生活都安排好了，會很幸福，後半輩子都不用發愁。”
周兵當時很痛苦：在蘭州電視臺做攝影和編導，生活很優越，工作很清閒，但內心苦悶，乾的不是大學裡學的電視，工作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喝酒的能力和和人打交道的能力。
《東方時空》才是他想做的節目。張朝夕當時讓他做了兩個《東方之子》的樣片，送到北京。時間對他很滿意，其中一個拍藏族的人物，就在《東方之子》裡播了。節目播出，因為沒有部門領導的署名，開始給他穿小鞋，從節目經費到攝像機，拍片的交通費都不給他提供。
最終，周兵選擇辭職離開，還給單位交了7000塊錢賠償費。上火車的時候，父親問周兵，你到底想要什麼。周兵為了讓父親高興，回答說“我一定要做中國最好的導演之一，這是我的理想。”1993年10月，周兵到了北京，住到了《東方之子》的集體宿舍裡。
各欄目組為了省錢，《東方之子》在六里橋租了地下室，機房和宿舍在一起；《焦點時刻》租了一家旅館的一排房間，機房和臥室都挨著，生活和工作也在一起。《生活空間》在北醫三院電教中心租了辦公房，沒有租房，但提供房租補貼。
《東方之子》最初在亞運村的公寓，租了一套4室1廳的房子，180米，房租7000元。大客廳用作演播室，房間是製作機房，也是集體宿舍。在經費實行包乾制以後，為了省錢，《東方之子》搬到六里橋半地下室裡，欄目組租了一層，幾套房子，一個男生宿舍，一個女生宿舍，其它的都是工作用的房間。
當時，白巖松已經結婚了，和老婆單獨住一間。時間單獨一間房，一個會客廳，接待客人，也用來開會。“當時有7、8個房間，我和張朝陽夕合住一間，王志也在，基本上白巖松是唯一有洗衣機、電冰箱和全套傢俱的，每到節假日，白巖松會讓老婆做一頓飯，讓我們這些‘北漂’一起吃，特別溫暖。”周兵回憶說。
《東方時空》當時的競爭非常激烈，工作節奏快，考核壓力巨大。欄目組“寬進嚴留”，誰都可以來，但能不能留下來，完全靠個人的能力和吃苦耐勞。
時間用人 “排名淘汰”的考核機制，編導們按照業務量每月進行投票排名，第11名以後的人自動捲鋪蓋回家；陳虻和張海潮實行的是“三個節目沒有通過，編導走人”。
《東方之子》當時規定，每個人，一個月的工作量是2到3個完成能夠播出的節目。每個節目都是雙機拍攝，製作團隊通常由1個編導，2個攝像師，1個策劃組成。每個人的收入由三部分組成：基本工資每月600元，大頭是節目稿酬，獎金。
王志回憶，當時的欄目組是這樣用人的：以前什麼專業什麼身份工作不管，就管你幹活。節目好壞的標準只有兩個：觀眾的評價，觀眾來信反饋；另外一個是社會反響和美譽度。只要貼考核的牆上季度獎名單裡沒有自己的名字，編導就會被新人替換掉，捲鋪蓋走人。
張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不想離開《東方之子》，找到時間，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機會，“一個月之內編出了十幾個節目”，最後得到了時間認可，留了下來。
六里橋的地下室經常有陌生人出現，有時候臉剛剛熟一點，人就離開了。但周兵沒有興趣打聽，因為自己不努力，很可能下一個走的就是自己。“我恐懼了六七年，如果我不做好節目，三個節目不被這個團隊認可，馬上就失業。因為我已經辭去公職了，沒有退路。如果那一天時間老師不認可我了，我拎著行李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知道該投奔誰。”
其實，時間自己也沒有安全感。
《東方時空》的節目承包方案，打破了央視節目生產的體制，在央視鐵板一塊的體制外，開闢了一個特區，用企業的運營方式支撐事業體制內的節目生產。
孫玉勝把經費管理權和用人權下放給各欄目的製片人，給各欄目確定年度經費總額，人員招聘、財務報銷、人員薪酬、辦公場地等，均由製片人負責，製片人成了欄目創作、組織、管理核心。作為總製片人，孫玉勝只考核節目的質量好壞，節目辦不好就換製片人。
“一開始孫玉勝問我，要採取什麼制度？是包乾制的，還是報賬制，實報實銷？我回答說，你要是信任我，你就讓我包乾制，我們也可以這樣去信任別人，這樣就有效率了。因為你現在節目要得急，得拼命才能做出來的。他尊重了我的意見，採用包乾制的辦法。”
時間回憶，這種制度建立了《東方時空》最核心的管理理念：“彼此信任，一級信任一級，這是非常高級的人事管理關係，彼此信任，你要讓他做，你就要信任他，他感受到了這種信任，他只有拼命去做好，才能覺得有報效感。”
正是充分的放權，《東方時空》4個欄目組相互競爭，央視的新聞改革開始了，《焦點訪談》出來了，《實話實說》出來了，《新聞調查》、《面對面》、《高端訪談》也一個個出來了，後來還有了24小時的新聞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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