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筆者參加閬中城東中學（後改名東風中學）美術組，在美術教師劉義凱老師的創意和指導下，集體創作了反映師生在校園開荒種地的四幅連環畫《七星臺的變遷》。當時我還帶紅領巾，雖不是主創者，卻署我的名字投稿，入選了在朝鮮平壤舉辦的社會主義國家少年兒童美術作品展。劉老師講，“七星臺”就是學校教學大樓背後的山頭。我把這事告訴了母親，她非常高興，說自己小時候被她外爺帶上爬過七星臺。她的外爺我該叫外祖爺，乃晚清時期閬中名宿，多年任錦屏書院山長，名叫王擴，字四皆。我問母親，“七星臺”是什麼意思？她說，山頂上有古人的觀星臺，觀七曜，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所以山頭有“七星臺”之名。一天放學後，我爬上山頭看，沒見觀星臺蹤影，桑樹下長著莊稼，山頭左邊是師範學校校園，右邊遠處是氣象站。
多年之後，我第一次看見道光《保寧府志》上有“星臺遠眺”木刻圖⑴，為“保寧八景”之一，異常興奮，給母親看後，她說小時候就見過這幅
圖，“外爺說這是川北道黎道臺所建，圖上畫有雙簷亭子，後有三方牆壁環護，亭內有石頭桌，還有石墩可以坐。外爺說，亭樓上的簷柱之間和環壁上留有好多縫隙和洞孔，可以從縫縫裡觀星”。
道光《保寧府志》木刻圖：星臺遠眺
前不久，筆者通過朋友從國家圖書館古籍中，查到清嘉慶年間分巡四川川北道兼鹽運使黎學錦所寫的《古觀星臺記》⑵，全文如下：古觀星臺記 按唐書，先生姓袁，諱天綱，成都人也。生而穎異，善風鑑，無不其中。嘗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當在梁益間。後為益州行臺。又李嶠母嘗以嶠問先生，答曰：神氣清秀，恐不永耳，請聯榻而臥，候嶠鼻息出入，曰：是龜息，必大貴，壽卒驗焉。與簡州人李淳鳳相友善，當高宗時，偕遊閬中。今閬中有淳風鄉，因其居是而得名。先生僑居蟠龍山南，山有平臺，是其觀星斗處。舊有亭，今廢。臺為錦屏書院主山。戊寅春重修並志。
這段二百來字的《記》，告訴了不少珍貴的歷史信息：首先，標題《古觀星臺記》中“觀星臺”冠有“古”字，正文開門見山又說的是袁天綱，末尾說是“（清嘉慶）戊寅（1818年）春重修並志”。說明他是重修唐代袁天綱所建的“古觀星臺”。這與道光《保寧府志》中《古蹟志》所載完全一致：“袁天綱宅在蟠龍山側”。“觀星臺在蟠龍山，唐袁天綱築，以佔天象。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川北道黎學錦重建。”
其二，《記》說，從唐書中知道，袁天綱“善風鑑，無不其中”。“風鑑”，原意指人的風度和見識；在相學中，則指以風貌品評人物，即“相術”之別稱。袁天綱是著名的相術大師。《記》中舉兩個例子來證明袁天綱看相“無其不中”，即沒有看不準的。一個是“相”了竇軌，說：“你的前額骨骼隆起通達頭頂，又有完起的輔角（雙眉角至鬢）配合，十年必成顯貴，主要的功業在梁、益之間（今陝甘至四川一帶）。”竇軌後來果然授任益州道行臺左僕射、益州大都督，曾主政今四川。另一個例子，李嶠的五個兄弟都夭折。其母便請袁天綱為李嶠看相。袁看後說：神氣清秀，但恐怕也活不長。李母大懼，請袁天綱再看臥相。當夜袁與李嶠聯榻而睡，發現李睡著沒有氣息聲，察看良久，才發現是用耳朵呼吸。便對李母賀道：“你放心吧，李嶠是龜息，定能大貴長壽。”後來果然應驗，李嶠三度拜相，活到七十歲。《記》中連舉兩例說袁天綱看相如神，來證明其“生而穎異”，不是平凡之人，這從側面說明，袁天綱建在閬中的古觀星臺絕非等閒，確有重修之必要。
其三，《記》筆鋒一轉，說起袁天綱與另一不凡之人李淳風“相友善”。這裡有三條關於李淳風的重要信息：
1.李是簡州（今四川簡陽）人。今之論者都介紹李淳風為岐州雍（今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人，卻另有簡州人一說。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說：“在平泉縣乾封鎮有唐太史李淳風之故宅及墓地” ⑶。據考，古平泉縣治在今簡陽市草池鎮平泉村。元《一統志》說“李淳風墓在平泉故縣乾封鎮東十里”⑷。明曹學銓《蜀中名勝記•簡州學記》說：“淳風生於州之乾封鎮，有故宅及墓地” ⑸。清嘉慶《四川通志》說：“唐李淳風墓在（簡）州西”⑹，《咸豐簡州志》卷三地輿志說：“唐李淳風墓在州西五十里”，“乾封山，在州西六十里，山形如乾卦，下有李淳風墓室丹灶存焉”⑺……而記載李淳風是岐州雍人的典籍更多，包括新、舊唐書。筆者以為，時近而事翔，唐書所記當朝之人，應是有依據的。可能李淳風曾遊居簡州，如晚年遊至閬中定居一樣。
2，袁與李友善。兩人是好朋友。“高宗時偕遊閬中”。清道光《保寧府志·山川志》載蟠龍山：“唐貞觀中，望氣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氣，太宗令人入蜀，次閬中，果見山上氣蔥鬱，因鑿破石脈，水流如血，今名鋸山。 ”⑴ 《古今圖書集成》的相同記載說太宗所派入蜀之人，就是袁天綱。袁天綱與李淳風在高宗時偕遊，應是在袁天綱步王氣入蜀之後了。
3，李淳風居處叫淳風鄉。淳風鄉之得名，《記》與府志所載相同。《保寧府志》的《人物誌·行誼》載李淳風：“岐州人，著《法象》三篇上之（獻給皇上），擢太史令。甞遊閬州訪天綱，其所居地今名淳風鄉。”⑴ 這說明袁天綱先就在閬中，李淳風來訪，才“偕遊閬中”。其實明嘉靖《保寧府志》已載有“淳風鄉”名⑻，也許李淳風在閬仙逝後，唐代閬中就以“淳風”名其鄉里。清嘉慶《四川通志》與道光《保寧府志》以相同的文字記載淳風墓：“李淳風墓在縣西南五十里，地名五里臺，墳高三丈許，碑題唐太史令李淳風之墓。祠址尚存，故地名淳風鄉，其裡曰仙塋裡。”⑴ 這故地，便是今閬中柏椏鎮淳風村，在兩山形如仙鶴對飛的“仙鶴會”處，有淳風墓和在故址重建的淳風祠。堪嘆，閬中“柏埡鎮”何時才能恢復千年古名“淳風鄉”？
《記》的第二層意思，通過提起“相友善”的重量級人物李淳風，這從另一角度，鋪墊印證重修袁天綱古觀星臺的重要性。
其最後，《記》點明主題，記述了袁天綱僑居之處在蟠龍山南，山有平臺，即袁天綱觀星之處。原有亭已廢。在清代，蟠龍山南的此處臺地，是錦屏書院的主山，因觀測星象而得名“七星臺”。
世事滄桑，兩百年前黎道臺重修的觀星臺，而今已蕩然無痕，連半個世紀之前還有的“七星臺”山名，於今恐怕少有人知。去年筆者登上臺頂，已成為閬中師範學校的花圃園林，中間建有音樂教學樓。
閬中師範學校音樂樓
然而，史載和記憶難以磨滅。前不久，在雙柵子街本源堂大廳，筆者聆聽了中科院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黎耕博士所作《閬中古城地平歷系統初探》、故宮博物院館員清華大學博士後徐斌女士所作《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的象天法地傳統及其對閬中古城的啟示》的學術報告。黎耕博士講到“地平歷”概念，使筆者怦然心動，一下記起母親說過的，七星臺上通過古亭和環壁上的縫隙洞孔觀星的故事。
黎博士講，地平歷就是選擇最佳的位置定位觀測，利用山頭來為太陽及其它星辰的運動定時位。站在一個觀測點觀察山頭某個點的日出，並由此點的日出制定一個太陽年，稱為“地平歷”。
2003年，在山西襄汾縣陶寺鎮的“堯都陶寺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早在公元前21世紀，先民已築13根夯土柱組成的半圓形“觀象臺”，其基礎半徑10.5米，弧長19.5米。原址複製模型後，站在觀測點上，透過土柱狹縫觀測正東方塔爾山脊線上的日出方位，可以確定季節、節氣，指導安排農耕。這個建於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觀象臺，構成了一個地平歷觀測系統，可將一個太陽年365天分為20個節令，從第二個縫隙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狹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以及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宗教節日等。這個發現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臺（前1680年）還要早近500年。
襄汾陶寺古觀象臺
英國倫敦西南100千米處的巨石陣觀測臺
對照陶寺觀象臺的環形柱，閬中古觀星臺的亭子和環亭的牆壁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觀日測星功能呢？筆者認為應當是肯定的。七星臺上“星臺遠眺”亭子的環亭石壁有什麼用？擋風？閬中古亭多矣，除觀星臺外沒有一處亭子建環壁擋風。亭子乃遠眺觀景休憩之處，並無人常住，用不著環壁擋風。在星臺“遠眺”什麼？眺望古城的地方多矣，錦屏山、黃華山（魁星樓）、白塔山都有俯觀江山城郭的最佳處，何用在遠離古城、視角並不算好的東北臺地上觀賞城景？遠眺者，遠觀日月星辰也！觀測方法，肯定像數千年前的先民一樣，要有固定的觀測孔道，要有固定的遠處山頭為參照。“星臺遠眺”圖及這個圖名，和“七星臺”古地名，已經可以說明，古人在蟠龍山南七星臺處，建立了閬中的地平歷觀測點，袁天綱在此築觀星臺，已有諸多方誌典籍記載為證。筆者認為，七星臺上環亭壁，很可能原是土夯或石砌的柱形建築相接，遠觀看不清柱間的縫隙，整體如環亭的牆壁。清代精於雕飾，黎學錦重修時，縮小縫隙間距，在它頂部蓋上簷瓦，裝飾成閬中風格的一處古建築，以列入“保寧八景”。
據母親講，她的外爺王擴也愛早晚上山，從牆縫縫看太陽。《王氏宗譜》⑼載，王擴不僅是世人景仰的“士林中之楷模”，使“學風丕變”的錦屏書院主講，而且精於詩書畫，更是天文堪輿、易理經學的行家。筆者的外婆和前祖母，都是王擴的女兒。祖父劉泉祚先生就讀錦屏書院，追隨其岳父、山長王擴，不僅學業優異(後考為拔貢），也擅長道學堪輿。筆者幼時常愛與兄長好奇地觀看祖父的兩個古羅盤。
《王氏宗譜》記載，王擴的曾祖王應昭，為乾隆間舉人，嘉慶間被川北道黎學錦聘為剛遷建的錦屏書院山長，與黎道臺過從甚密。黎道臺也精於堪輿。閬中民間至今流傳有黎學錦諸多佳話，其中也有相關堪輿、風水的故事。
我們的古人，對天文、地理遠遠比今人重視，遠遠比今人有觀測研究的興趣，尤其在閬中。從我們的祖輩王擴上溯，歷代都有堪輿高人。三國時在“管星街”家樓上觀測天象的周群祖孫三代，東漢時的任文公，都是聞名天下的天文星象學家。西漢時期閬中籍的著名天文歷算學家、主創《太初曆》的世界級科學家落下閎，更是最傑出的代表。實際上，漢代以降的天文歷算、堪輿數術，都是在落下閎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唐代遊居閬中的袁天綱、李淳風，主要是久慕落下閎的盛名，才利用步西南王氣的機會，尋訪到閬中。由於落下閎的巨大影響和吸引力，更迷戀落下閎開創的天文研究事業，他們最終定居閬中，死於閬中。從落下閎到袁天綱、李淳風，閬中在漢唐時期，成為全國著名的天文研究中心。
河南登封古觀星臺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閬中會出落下閎以及後世那麼多天文人才？筆者以為，因為閬中具有最佳的天文研究環境，包括山川形勝、天人合一的自然環境；周山環護、幹水成垣的天文研究環境，特別是獨特的地平歷觀測環境。
黎耕、徐斌兩位博士及其團隊曾對閬中古城、文成靈山、橋樓落陽山實地勘測，認為靈山應是遠古先民觀測天象的佳地，而閬中古城以中天樓為中心點構建的地平歷系統，最為經典。他們在
《閬中古城“地平歷”系統的初步測量與構想》一文中說：“在古城中心的中天樓上進行觀測，發現閬中本身就是一個十分良好的“地平歷”系統。”⑽閬中中天樓始建年代不詳，道光府志雲“在郡治正中，久廢。嘉慶十三年（1808）川北道黎學錦、川北鎮駱朝貴、知府佛喜保率屬重修”⑾。樓在武廟街、西街與雙柵子街、北街交叉處，是閬中古城的座標中心，以應風水學“天心十道”之喻，民間亦稱“四牌樓”。
為什麼取名中天樓？川北道黎學錦曾寫過一篇文情並茂的《丁卯歲重修中天樓啟》，說中天樓“當四達之衝衢，距中央而特峙。”這是從地理的角度說位置在吉地中心。又說“西兔東鳥，旋轉兩儀之轂；左龍右虎，昭回七躍之衡。”這裡“昭回”二字很重要，昭回，指“星辰之光的迴轉。”⑾《詩經·大雅·雲漢》：“倬彼雲漢，昭回於天。”
唐楊烱《老人星賦》：“晝觀雲物，夜察昭回。”這“昭回七曜（七星）”一句，就說到中天樓在天文觀測中的重要地位了。正如黎、徐兩博士在文中所說，中天“似乎就有象天之意。”其實，“中天”一詞又是天文學概念，指天體在週日運動過程中，正經過當地子午圈的時刻。換言之，是天體在最高點、最接近天頂時的位置。閬中中天樓位居“旋轉兩儀（陰陽）之轂”“昭回七躍之衡”的天之頂之處、又是這一片大地之中心，按照中國傳統倫理，就富有“中立弘德，天人合一”的文化內涵。所以，黎學錦這樣描述中天樓的重大作用：“藉神光而默靜邪氛，聚靈氣而大昌文運。邕分邈隸，聿彰普化之光；瓊柱璇題，即是永安之鎮。”⑾就是說，中天樓居山環水繞的最佳環境中心，可借天地之光，使邪氛靜默，聚結靈氣，大昌文運，鎮護這塊寶地和它的輻射區域得以“永安”。
閬中中天樓
兩博士在講座和文中說，“中天樓具有強烈的方向指向性。”從中天樓上南望，可以清晰看到錦屏五山（塔山、敖峰、黃華山、錦屏山和金耳山）環抱古城。這些山的背後，又隱約可見飛鳳山和印斗山，將這些山緊密相連，宛如一道屏風擋在古城南面。東望，由北向南依次可見盤龍山、大像山、塔山、敖峰和黃華山等。根據實地觀測各個山峰的方位角與地平高度角，可知在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日出時刻，太陽昇起的位置都有一些相對較為明顯的標誌點。這樣，便很容易通過觀測日出方位來判斷一年中的節令。“西望，可以觀測到冬至日落、春分秋分日落以及夏至日落位置。經過計算，冬至日的日落恰好在金耳山側。將這些日出日落的基線標示在衛星圖上，將可以十分直觀地看到閬中中天樓地平歷系統的構建之法。”“由於四面環山，各個方向起伏的山巒形成的獨特景觀彷彿構成了一個鐘錶的刻度，由於日出日落方位在每個迴歸年內都會在特定的區間內循環往復變化，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平歷系統”。
兩位博士盛讚：“
在曾經進行的考古天文學調查中，雖有一些遺址同樣具備良好的天文環境，也可能曾經具有類似地平歷系統的功能，不過尚未有任何一個遺址有如閬中這樣完美的天文地理環境。山、水、城三者的完美融合不僅存在於人居環境與景觀上，更是巧奪天工地與日出方位巧妙地結合起來，充分體現出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天文思想，以及‘象天法地’的設計原則。”⑽現存閬中古城為唐宋格局明清風貌，其規劃設計形成於唐代，這與在蟠龍山建觀星臺的袁天綱和他的好友李淳風不無關係。兩位博士文中說，史書記載袁天罡乃一知名相士，對不少重大事件的預言無不應驗。他還精於天文，晚年與唐代著名天文學家李淳風一起在閬中切磋，共同著有《太白會運逆兆通代記圖》。袁天罡對閬中的山水城市都曾有所研究，他曾題錦屏山雲：“此山磨滅，英靈乃絕”。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兩位博士文中說，在閬中“師範學校音樂樓樓頂（即古觀星臺遺址位置）向古城方向遠眺，恰巧可以看到中天樓與金耳山在一條直線上。在衛星圖上的標註也印證了我們的想法。……我們大膽猜想，如果當時選址乃是袁天罡有意為之的話，這一軸線或許恰好是閬中古城規劃的重要軸線之一。” “觀星臺、中天樓與金耳山又恰好出於同一軸線上，此軸線乃是夏至日出與冬至日落的方向。……閬中古城的格局融合了“天人合一”與“象天法地” 的思想，是探討中國古代天文、風水與城市規劃的極佳案例。 ”
這個發現說明：袁天綱的古天文臺對於閬中古城的規劃和營建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使我們豁然領悟，在天頂下、地之中、金耳山與觀星臺構成的軸線中間的中天樓，其建造和取名，也許都是袁天綱、李淳風所為。
閬中古城山川形勝、天人合一的人居環境，絕佳的天文研究環境，獨特的地平歷觀測環境，吸引和培養造就了一代代天文歷算研究人才。袁天綱就是最早的發現者和觀測利用者嗎？筆者以為，他不過是仰慕閬中前賢之名，而刻意來到閬中的卓越追隨者和實踐者罷了。已知中國古代天文歷算研究的最早的先驅和功臣，乃是西漢閬中人落下閎。可以說，是閬中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造就了偉大的世界級科學家落下閎，以及後世他的追隨者們。
漢楊雄在《法言義疏·重黎卷十》中說《太初曆》是“落下閎營之”⑿，《史記》《漢書》說落下閎具體擔任“運算轉歷”，都沒有說落下閎在什麼地方做這些工作。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晉陳壽《益部耆舊傳》雲：“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曆。拜侍中，不受也 。”⒀唐魏徵主編的《隋書·天文志》雲：“古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雲：‘落下閎為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曆，或其所制也。”⒁從這兩部典籍可知，晉代的陳壽和虞喜，在論述落下閎創制《太初曆》時，都提到了“於地中轉渾天”。落下閎是在“地中”利用自制的渾儀，觀測天象運算轉歷得出科學結論，創制了《太初曆》。這“地中”在何處？
閬中盤龍山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博導關增建教授，在《中國天文學史上的地中概念》一文中說，有關地中位置的說法很多，其中對天文學有較大影響的是蓋天說“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的主張，以及渾天家們主張的洛邑（今河南洛陽）地中說、陽城（今河南登封附近）地中說。⒂落下閎轉渾天的地中究竟在哪裡，古人莫衷一是。
在都城長安？否。按設想，落下閎既是被推薦，應徵召到京城長安參加改制曆法的，工作地點就應是長安。但是，唐代李淳風否定了這個可能性，他在引述西漢劉向《洪範五行傳》所記“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時，則專門指出:“是時漢都長安，而向不言測影處所。若在長安，則非晷影之正也。”⒂關增建教授文中說:“在中國歷史上，長安從來沒有取得過地中的地位”，“落下閎是在遠離長安的渾天家心目中的‘地中’進行測量的。”⒂
在東都洛陽？否。洛陽為“地中”的說法，是在周滅殷商、為加強在殷地的統治而“周公營洛”之時逐漸形成的，是與治國安邦的政治需要相聯繫的一種觀點。但周武王自己也改變了這一說法。關教授文中，轉引明嘉靖八年《登封縣誌》所載，明代學者陳耀文《天中記》有登封士人陳宣的追述:“周公之心何心也! 恆言洛當天地之中，周公以土圭測之，非中之正也。去洛之東南百里而遠，古陽城之地，周公考驗之，正地之中處。”⒂ 周公本人通過測量否定了洛陽說。史料中也從未見到落下閎與洛陽相關的載記。
在河南陽城？否。今河南登封的告成鎮，為陽城故址。古代文獻常有“禹都陽城”的說法，考古發掘也證實了春秋戰國時期古陽城的存在。陽城為地中的說法，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歷代天文律曆志中，也有陽城地中說的反映。但是，歷史上也有不少質疑地中的存在，更未見有任何資料記載過落下閎到過陽城。
筆者以為，落下閎“於地中轉渾天”的“地中”，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家鄉閬中。筆者不能從科技的角度提出論證，但不妨從以下幾個方向設想分析。
閬中落下閎塑像
一、南北朝時的著名的科學家、學者、思想家何承天，提出了“天頂之下為地中”⒂的新學說。天頂之下如何理解？前文已述，閬中古城之地周圍環山，山不是那種連綿橫亙的山樑，而是相對獨立起伏相連的山頭，主山蟠龍山雄鎮城北，四面砂山雲集，呼形朝擁，形成了一個相對閉合的吉地，四周山頭像鐘錶的刻度，山環水繞的中間大壩成了利用儀器觀測天象的最理想的環境。正如黎耕、徐斌兩位博士所說，“尚未有任何一個遺址有如閬中這樣完美的天文地理環境。”這裡最能具備作為地中的條件。⑽
二、落下閎由同鄉譙隆向司馬遷推薦才進京參加改歷，成為司馬遷為總負責的一個制歷組合中的成員。而作為渾天說代表人物的落下閎，卻極力反對以司馬遷為代表人物的蓋天說主張。於是漢武帝解散總班子，令各組合分別研製。制歷必須長期觀測、大量統計、周密運算，摸清天體運行規律，絕非短時間可以完成。而長安又不是理想的觀天測算之地，與其在不適宜的地方、在觀點不同的長官眼皮下長久不舒服，不如回到最熟悉、天文地理條件最理想的家鄉閬中去做。這種想法，他的同事、甚至漢武帝也會理解認同的，何況長安到閬中不算很遠，這種可能性很大。
三、經過六年多的努力，落下閎以長期觀測統計、周密演算為依據的新曆方案，終於成功地戰勝了其他十七個制歷組合的所有競爭者。漢武帝頒佈《太初曆》，拜有功之臣落下閎為“侍中”，他卻“不受”。為什麼不受？為什麼要堅持回家鄉閬中？因為他不想做官，他離不開觀測研究天文這個終身事業，他的事業也離不開最佳的“地中”環境。
筆者認為，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古今圖書集成》⒃記載的袁天綱奉太宗之命步西南王氣而至閬中，是一個傳說；也許是，作為天文歷算的業內行家袁天綱，是為尋訪落下閎運算轉歷的“地中”，而踏破鐵鞋來到閬中這塊寶地，終於發現了最佳的天文觀測研究環境。從而才在落下閎測天故地蟠龍山南建觀星臺，在其旁建宅定居，在觀星臺測定了連接印斗山的城市規劃軸線，確定了城市中心點並建中天樓，從此確立了今天閬中古城的基本格局。
綜上所述，這些並非憑空想象的分析，說明200年前清代黎學錦重修蟠龍山觀星樓，並取名“星臺遠眺”列入川北名景，是做了一件多麼重要的好事！觀星樓觀天象的功能已經被後世科技取代、已經不重要了；但它的歷史價值和人文意義非常重大，它不僅是緬懷前賢功業的紀念性豐碑，更是啟迪後人認知本土、認知天地、從而照亮前進航程的燈塔。這樣的好事只有盛世明主才能重做。時至今天，閬中父母官應該比黎學錦更有眼光和氣魄，把古觀星臺再次重建起來！
隨著歷史名人落下閎的宣傳，人們需要通過名人遺蹟來認知名人事蹟，昇華觀感認識。而名人遺蹟必須是真實的，重建的也須確有依據；沒根據的胡編亂造只會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蟠龍山南坡七星臺上的觀星臺，是歷史的真實。它不僅可以讓今人認識古代天文知識，更可以追思落下閎的巨大影響，展現袁天綱的智慧功業，紀念清代好官的德操建樹，認知這座古城的規劃設計乃是經典範例。閬中師範學校的音樂樓可以遷建，還出遺址地盤重建古觀星臺，並附建展示古今天文觀測儀象、儀器的大型“天文觀摩體念館”，即便就是學校的組成部分，也一定會成為中國天文史上的一處紀念地，成為愛國主義科技教育的一處重要基地，當然更是世界古城旅遊目的地閬中古城的一處人文厚重的精品景點。筆者認為，這是閬中文教和旅遊事業中，意義重大而投入不多、容易辦到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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