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式折騰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看到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筆者倒想起一樁趣事來。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大會上，領導講話中的一句“不折騰”，難倒了國內外媒體界的雙語精英，網絡上出現各種譯法，以至於有人說“zheteng”或許將成為中國貢獻給世界的、英語當中的專屬名詞。
為何一句“不折騰”全世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蓋因中國人好折騰，中國有悠久的折騰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折騰史。彷彿不折騰一番，日子就會過得太平淡似的。可以說，在人類的折騰史上，中國特色的折騰，面最廣，時間最長，代價也最大。
二、王安石的折騰
中國歷史上，愛折騰的人有的是，這裡單說王安石。
王安石，被列寧稱讚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當年王安石面對日漸積弱的國勢，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以“三不”的精神，毅然決定變法，推行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三法，意圖富國強兵。但由於變法的指導思想、架構設計直到實施人員、技術細節考慮不嚴密，為貪官汙吏中飽私囊，撈取個人好處提供了機會，以至於良法美意反成擾民、害民之法。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
此後，關於新法舊法的爭鬥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許多奸佞小人以推行新法為名，大行斂財之實，國家大勢一天不如一天。比如大家皆知的奸相蔡京，就是新法的積極推動者。故後人有評論認為，宋雖亡於徽、欽，實亡於神、哲也。
三、變法實是為“斂財”
王安石變法偏重於謀求開闢財源，獲取儘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真正的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採取的方法不過是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干預乃至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最終導致國富民貧。
王安石新法的實質就是“斂財”，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本質是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在某個特定時期，社會總財富是一定的，皇帝、國家多了，老百姓必然就少了。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改革，莫不如此，無論是西漢桑弘羊的鹽鐵論、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還是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而一個社會，如果不能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不能藏富於民，無論外表多麼強大都是暫時的。 這也解釋了這樣一個現象：為什麼每次改革成功，國力大盛之後不久，國家就開始走向衰敗。
四、金庸是如何看待王安石變法的？
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第四十九回，寫大宋朝太皇太后高氏駕崩前和孫子趙煦（歷史上稱為宋哲宗）的對話，表達了他對王安石以及由此引發的如何治理國家的看法，頗有意味。
太皇太后高氏，本名高滔滔，北宋英宗皇后，史稱宣仁聖烈皇后，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太后，也是一位英明的政治家，被稱為“女中堯舜”。她秉政以來，重用司馬光、呂公著等舊派人物，廢除王安石新法，勤儉廉政，勵精圖治，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天下重新安定。以至於當時的遼國主告誡他的臣下，再不能在邊疆挑起事端，說：“宋朝全部實行了仁宗時的政策。”
太皇太后高氏的治國理念是，大宋土地富庶，人丁眾多，遠勝遼國十倍，只要沒有徵戰，沒有內亂，休養生息，再過十年、二十年，自然可以實現國富民強的目的。也就是司馬光所說的“與民休息，頒行仁政，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
金庸寫到： 太皇太后乾枯的臉微微一動，嘆道：“王安石有學問，有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用心自然也是為國為民，可是……唉……可是你爹爹，一來性子急躁，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則不達，手忙腳亂，反而弄糟了。”她說到這裡，喘息半晌，接下去道：“二來……二來他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頌德，說他是聖明天子，他才喜歡，倘若說他舉措不當，勸諫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直言進諫呢？”
五、中國歷史上的“治”與“亂”
放眼歷史，凡是社會比較安定，百姓比較富足的時代，一般都是政治比較清明、寬鬆，統治者比較體恤民情，無為而治的時代。像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漢初採取“黃老之術”的結果。
相反，如果一個朝代，統治者好大喜功，一心想稱王圖霸，開疆擴土，建不世功勳，無論動機如何高尚，目的如何高美好，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勞民傷財，國困民貧。文景之後的漢武帝，隋文帝之後的隋煬帝，也包括宣仁聖烈皇后之後的宋哲宗，無一不是這樣的主。隋煬帝修大運河，東征高麗，天下疲憊，民不堪擾，隋朝二世而亡。宋哲宗罷蘇軾、蘇轍，再行新法，遂有後來金兵南下，“靖康之恥”，欽徽二帝在黑龍江五國城坐井觀天的悲劇發生。漢朝好一些，武帝晚年幡然醒悟，下“輪臺罪己詔”，改弦易轍。後漢昭帝接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方安。
說起類似漢武帝這樣的統治者的初衷，也是想把國家治理好，讓自己的國家強大，自己的臣民富足，就像宋哲宗說得那樣，當年爹爹（宋神宗）啟用王安石變法，創行保甲、保馬、青苗之法，目的還不是為了國家富強，洗雪歷年祖宗之恥，結果卻南轅北轍。箇中原因，比較複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當時的吏治條件下，朝廷實施的各種惠民舉措，經過層層官吏之手，大多變成了擾民、害民之舉。所以聰明一點的統治者，乾脆啥也不幹，讓民間自發生長，結果反倒不錯。政府沒什麼舉動，自然官吏們就沒了斂財的縫隙，老百姓也能得到喘息的機會。套用現在的術語，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
這種現象，到現在也沒絕跡。某個大橋、某條公路建成了，大家議論最多的是，這個工程又產生了幾個富翁。道理古今同一。
六、安定50年天下大治
有人綜合統計分析歷史數據後得出結論說，只要中原王朝能安定平和50年，生產力、綜合國力就一定強於周邊國家，主要是北方遊牧民族。
但也有人統計過，中原王朝安定平和超過50年的，沒有幾個，其餘時間都處在動亂、動盪之中，不是天災，就是人禍；不是打仗，就是修路、修橋、修陵寢。一句話，就是在瞎折騰。
其實，就是建國後，也一直沒消停過，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四清，批胡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直到文化大革命，應了那句話，“七八年來一次”。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全心全意發展生產力，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綜合國力都穩步提升，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1978年開始屈指算來，到今天不過40年。到第一個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就43年。正應了那句老話，和平安定50年，中國一定大治。
但總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勢力，剛吃了幾天飽飯，就忘了餓肚子的情景，又開始折騰起來。今天抵制這個，明天抵制那個；這裡投資，那裡辦廠，恨不得一覺醒來，百年之功就已經建立。
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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