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酒風和現在比起來有過之而不及，估計連山東、河南等地的豪傑也會歎服。僅舉幾例，可窺全貌。
梁實秋在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每逢週末，就聚飲於酒樓，得放浪形骸之樂。聚會的地點，一個是山東館子順興樓，一個是河南館子厚德福。聚會時，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質。每次以罄一罈為度。兩個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罈到二、三樓上，當面啟封試嘗，微酸尚無大礙，最忌的是帶有甜意，有時要換兩三壇才得中意。酒罈就放在桌前，我們自行舀取，以為那才盡興。我們喜歡用酒碗，大大的淺淺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
酒從六時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時，不大能喝酒的約三五位就先行告辭，剩下的八九位則是興致正豪，開始寬衣攘臂，猜拳行酒。不作拇戰，三十斤不易喝光。在大庭廣眾的公共場所，扯著破鑼嗓子“雞貓子喊叫”實在不雅。別個房間的客人都是這樣放肆，入境只好隨俗。
這一群酒徒的成員並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變化，最初是聞一多環顧座上共有八人，一時靈感，遂曰：“我們是酒中八仙！”既稱為仙，應有仙趣，我們只是沉湎曲樂的凡人，既無仙風道骨，也不會白日飛昇，不過大都端起酒杯舉重若輕，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於亂而已。三斤多酒而不亂，估計要難倒多少英雄好漢。
1910年，胡適受聘於上海華童公學教國文，和幾個好友住在一起，幾個年輕人常常廝混在一起，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灑，不到兩個月，胡適都學會了。
有天晚上，胡適在堂子裡喝得醺醺大醉坐人力車回家。車伕見他喝多了，就將他拉到偏僻的地方，將其身上錢財蒐羅一空，還拿去了他的帽子，脫去了馬褂，還想剝下他的皮袍。這時胡適被晃醒了，就開始反抗，並脫下皮鞋打。人力車伕見此情形就跑掉了。胡適便拿著皮鞋，在後面追趕。酒醉後的他當然攆不上，只好邊走邊罵。這時恰好被巡捕看見。巡捕的手電筒照過去，晃了胡適的眼睛，胡適就又開始大罵。巡捕要抓胡適去巡捕房，胡適就拿皮鞋打巡捕，巡捕抱住胡適，結果被胡適絆倒，倆人一同跌倒在水坑裡。胡適抱住巡捕打，巡捕自然也要還手，倆人在泥水裡滾來滾去，幸好有馬車經過，巡捕喚住馬伕，兩人才一同制住胡適，把他帶到巡捕房來。後來，胡適賠了巡捕五元錢，做養傷費和賠燈費才算了結。
聞一多酒量不大，而興致高。常對人吟歎“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他一日薄，冷風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徐志摩飲酒，滔量不洪，適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
酒風不僅在成年人中蔓延，在小孩家庭教育中也都有體現。
梁實秋在《想我的母親》中寫道：我母親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幾盅酒。冬天午後圍爐的時候，她常要我們打電話到長髮叫五斤花雕，綠釉瓦罐，口上罩著一張毛邊紙，溫熱了倒在茶杯裡和我們共飲。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兒的”，買些乾癟的花生吃則更有味。我和兩位姐姐陪母親一頓吃完那一罐酒。後來我在四川獨居無聊，一斤花生一罐茅臺當做晚飯，朋友笑我吃“花酒”，其實是我母親留下的作風。
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文中寫道：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菸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
在胡適十三歲時，一次晚上陪客人吃飯，我也喝了一兩燒酒。酒到了餓肚子裡，有點作怪。晚飯後，我跑出大門外，被風一吹，我有點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來看燈!”別人家的孩子也跟著喊，”月亮，月亮，下來看燈！“
如果穿越到民國，我估計能喝過十三歲的胡適。你能喝過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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