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2日著有《且聽風吟》、《挪威的森林》、《舞！舞！舞！》、《海邊的卡夫卡》、《1Q84》、 《無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刺殺騎士團長》的村上春樹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伏見區，作為生在關西長在關西的村上，可謂是百分之百的“關西種”。可作為喜歡開玩笑、講笑話的關西人，村上卻不是那種與人可以很親近的性格，本人確實也非常的特立獨行。
雖然村上其作品被全球人民所追捧並熱銷，但卻常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中的陪跑者。直到2009年村上春樹拿到了一個分量極重的國際獎項——耶路撒冷文學獎。在領取該獎項時，發表了一篇《永遠在蛋這一邊》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作為一名“職業撒謊者”的小說家，村上一改往日給人沉默、內斂的印象，針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加沙戰爭以及戰爭的殘酷，表述了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和作為人類中一員對和平和自由的嚮往。
在2015年，村上再一次在談到歷史問題時表示“認真道歉很重要。日本必須反覆向中國、韓國和其它在二戰期間被入侵的國家道歉，道歉並不可恥。細節問題暫且不說，侵略了他國這一大的框架畢竟是事實，日本應該要向受害的國家不斷的道歉，直到原諒為止。”
村上春樹《永遠在蛋這一邊》摘要如下：
收到獲獎通知後，我多次問自己，是否要在像這樣的時候到以色列來，這是否會造成一種印象，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的某一方，以為我贊同某國決意釋放其壓倒性軍事力量的政策。我不願予人這種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不支持任何國家。
這並不是說我來這兒，是來傳達政治訊息的。當然，做出是非判斷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然而，把這些判斷傳達給他人的方式，要留給每個作家來決定。我自己寧願把它們轉化為故事——趨向於超現實的故事。但請你們允許我發表一條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寫小說時一直記在心裡的。我從未鄭重其事到把它寫在紙上，貼到牆上，我寧願把它刻在我內心的牆上：“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們靈魂聚集一處獲得的溫暖。
花點時間想一想這個吧。我們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靈魂。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來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失去控制。是我們造就了體制而不是相反。
感言：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而言我們都是一顆脆弱的蛋，一個個脆弱的我們造就了體制這堅固又冰冷的牆，從出生到病死我們都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體制高牆內。無規矩不成方圓，我們需要體制來保護我們的脆弱，我們也需要面對和適應體制帶來的束縛和傷害。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我們建立了更多的體制。在這個物質化的時代，我們追求自由和利益，就像渴望飛的更高、更遠的風箏，而我們不能放下牽引的人性；我們需要更多的包容，人與人之間的，人與體制的，體制與體制的。我們渴望逃離體制來追求自由和利益，但體制外面還有太多需要我們舍與得的體制，終究我們永遠在蛋的這一邊，終究我們永遠得在體制內，終究我們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能夠生存在一個最大化滿足我們自身差異和追求的體制內。願我的心靈有更多的包容和體諒，努力去打破固執和偏見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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