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下的餘輝
一位清末"第一名秀才"的任性人生
教師節到來之際，我站在龍游大南門拆遷後的廢墟上，緬懷一位民國時期執教三十餘載的教育家、文學家餘勃先生。
龍游大南門這裡以“餘家”命名的三條弄堂（餘家巷、餘家巷一弄、餘家巷二弄）範圍內，唯有兩棟一大一小的老式小樓，今天依舊相互偎依，在秋日裡訴說著當年曾經的輝煌。
東邊這幢小一點的老屋，為餘家巷二弄六號，東牆已經垮塌，西南馬頭牆的"馬頭"也已缺失。此兩層三間小樓繫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餘勃修建，專門作為講學用，土木結構，相當簡陋，還是泥牆。隔條弄堂西邊大一點的老宅，主人叫餘梅增，是餘勃哥哥的。這房子裡面因為雕樑畫棟還在，故受到政府的封存保護。當年餘家為大南門的書香世家，殷實大戶，余文明夫婦共育有五個兒子，五個女兒。餘勃為老二，後人稱二伯伯。
餘勃系龍游縣清末民初的一位文化名人，其祖上可追溯到宋代名相餘端禮。據浙江檔案網名人庫及九一版《龍游縣志》記載：“餘勃（1882—1944），字松山。龍游人。22歲中第一名秀才，1912年畢業於兩浙高等警官學堂，後首任縣警察署長兼教練所長，1914年調任浙江省水上警察廳秘書長，期間縣公署曾保送參加全國第四屆知事考試。翌年棄職回鄉自辦古文講習所，專授古典文學。執教30餘載，直至逝世。善詩文，著《太瘦生文集》7卷，《聽松留稿》12卷。”
他的“第一名秀才”還是有相當含金量的。據他的得意門生、後來的離休幹部陳品侖先生(龍游解放初期第一任文教科長)回憶：“1904年，即清光緒甲辰歲，是我國戊戌變法以來最後一屆科舉。他剛二十二歲，通過縣和府十場考試，全取第一；在衢州府統案會試中，仍取第一。我有幸親眼觀賞了他中取第一名秀才時佩帶的紅纓帽、水晶頂和各場科舉考卷，從而領教了業師在文學上的高度造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另據餘勃的兒子餘滋敬先生回憶，當年的科舉考試，在本縣和衢州府共有9場，通過後再參加最後一場考試，稱為“院試”。“院試”合格才屬“爐火純青”的秀才。據瞭解，清朝的院試雖系省級考試，但考生不集中在省城，而是由省學政（督學）親臨各州府主持，包括出題、監考並閱卷。
1904年秋的一天，大清光緒"甲辰科院試第一名秀才"放榜，消息傳來，餘家人累並快樂著。一會兒朝廷捷報送到;一會兒朝廷獎品送到:一頂紅纓帽，一套大紅禮服;一會兒又有前來賀喜的朝廷官員駕到。再加上親戚朋友紛紛上門，祝賀的、送禮的。那幾天餘家門庭若市，高明滿座，好不風光。整個龍游城也熱鬧非凡。
"登科遊街"是必不可少的。由州衙和縣衙組織的遊行隊伍，簇擁著一臺朝廷禮部賜坐的四人抬大花轎緩緩行進，轎裡坐著的“第一名秀才”，身著大紅禮服，頭戴一頂紅纓帽，帽上鑲嵌一枚水晶頂，四周懸掛數十支紅纓飄帶。這帽子看上去與龍游的“筍殼箬帽”頗有些相似，只是帽的直徑比筍殼箬帽略小几公分。
遊行隊伍從東、南、西、北大小城門繞城一週，沿途一路笙蕭吹唱，爆竹齊鳴，鑼鼓喧天。全城商家、作坊和居民家家戶戶張燈結綵，主要街道熙熙攘攘，盛況空前。然後是龍游知縣葛錫爵攜本縣大小官員陪同第一名秀才分別到省、府派來的官員寓所會晤、相互道賀。類似的慶祝活動延續了三天。餘勃從此名聲大噪。
當年大南門一帶的流行語是“餘家的筆頭，朱家的拳頭”。因為附近朱家有二兄弟（朱鵬飛、朱鵬萬）曾分別考中過武舉人。可以想象，22歲的餘勃當年何等榮耀。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鄉試、殿試時，帝制飄搖，科舉廢止。
但命運還是惠顧了這位有才華的青年。1907年，餘勃由龍游知縣葛錫爵保送到杭州兩浙高等警官學堂深造。錄取的70多位同學全是秀才、貢生和廩生等有功名的學者。學制分本科和簡易科兩種，他屬於本科五年制，更是鳳毛麟角了，這並不亞於考取功名。到畢業時，正值辛亥革命勝利，廢帝制，建共和。龍游縣民政長（即知縣）李茂連親自向浙江省巡撫公署稟呈，請求委派本縣籍畢業生餘勃回鄉效力。
1912年（民國元年）3月，餘勃被委任為龍游縣第一任警察署署長兼教練所長，集管理全縣公、檢、法於一身。
上任之時，李茂連贈了他三件東西：一匹大白馬、一位馬伕和一把馬刀（指揮刀）。相當於現在公安局長上任，縣裡給配輛車。門生陳品侖回憶道，他曾見過縣署成立時的12吋大合照，當時全縣共有士警百餘人，餘勃端坐正中，手持一米多長的指揮刀，兩旁站警官四人，光緒十七年的武舉人朱鵬飛也在邊上。這時的餘勃28歲，應是意氣風發，前程燦爛。
民國建國伊始，新政權剛成立，舊衙役及地方惡勢力非常囂張。但餘勃一介書生，不畏權貴，不思仕途，憑著青年銳氣，經常與地方劣紳和惡勢力較量。對地方仗勢欺人者，如有違規，與庶民同樣執法，決不寬容。
俗話說，秀才做官，仕途多坎。何況又是武官。兩年下來，他感到不太適合自己的人生志向。他捫心自問：一生好學，學無止境；官場角逐，實非所願。於是幾次向省裡提出請辭，均未同意。
省裡認為餘勃雖性格內向，不善辭令，但業務精良，且秉公辦事，人才難得，於1914年6月將他調遷浙江省水上警察廳，升任秘書長，長駐定海沈家門。一年後他以身體多病不適應海洋性氣候為由，堅決辭去公職。
回老家後，龍游縣公署保送他和張伯煒二人晉京參加1915年全國第四屆知事考試。到北京後目睹官場索賄行賄，醜態百出，名為“捐”銀，實則舞弊，甚為厭惡。回來後，他按自己的志趣過自己的生活，至於考取的所謂“候補知縣"，早己置之腦後。
先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做過一段時間的律師，因為他文筆功底好，訴狀有理有據，深得法官青睞，官司場場打贏，所以請他做律師要耐心排隊。後來他又迷上大地測繪，自學技術，自購器材，踏遍了全縣的山山水水，龍游縣的第一張地圖便是由他親手繪作。不久又受聘擔任縣立高等小學校長，從此潛心教育和古典文學研究。
上世紀30年代初，他在自家的後花園修建小樓三間，命名為“太瘦生講學所”，對外則稱“松山義塾"。同時辭去學校職務，以塾館形式在家一心講學。
他的辦學原則是，繼承孔老二思想，有教無類，不計束脩。對待學生，親如子女。其招生廣告內容為：上署“餘松山講學”，下撰“講授十三經、諸子百家、詩、詞、歌、賦，凡大、專、中升學未遂或賦閒休養在家有志於古典文學鑽研者，曷歸乎來。”講堂裡楹聯、壁畫、全部自撰。
講學所中堂懸掛著“太瘦軒”匾額，大門柱聯上聯雲：“教亦多術矣”，下聯為：“文不在茲乎”。廳堂楹聯雲：“屋於僻處非求隱，志欲終焉此讀書。”橫匾：“仲尼在望"。勵學標語以通俗口語寫成，如：“每天練拳術一次，可以強身，可以長生”；“每日學歌曲一回，塵氛盪滌，心曠神怡”。
因為他有在警官學校深造五年的功底，擅長拳術，精通音樂，特別對崑曲很有研究。所以他的教學內容相當豐富，講課氛圍也很活潑。除主講古典文學外，還兼授拳術、音樂、中國畫，同時彈奏二胡與手風琴。
在教學方法上，他反對死讀書，力戒清末民初那種“死啃死背、不求甚解”的舊習，提倡讀解結合，透徹領會，要求學生每授一課，必求甚解。同時主張“寓教於樂”、“寓健於教”，每天下午抽一定時間教唱“崑曲”和自己編譜的《燕歸來》、《春雨歌》等，還教學生打“開四門”拳術。這些對學生都很有吸引力，一些開明女生也慕名前來求學，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流入街頭的精神病患者“囡妮棒”也曾是麾下門生。學生陳品侖，在他手下一讀就是五年。
餘勃在授課之餘，目擊社會爾虞我詐，風氣敗壞，以濟困解憂安定民生為已任，經常為鄉親撰寫申請書及訴訟狀之類，不計酬金。對困難農戶還無償相助訴訟費用。
他一面講學，一面應親友委託，創作詩詞、壽文、輓聯、序、跋、墓誌銘等有關文牘應酬文字。從而賓客紛至沓來，座無虛席。為了不誤教學，他在時間上進行劃分，上午講學，下午應酬文字。知名度隨之日高，一些外縣的文人雅士也慕名而來，務求一見老先生為榮。
他教書基本不收學費，一般到年底一些家長會用穀物或魚或肉作禮，上門酬謝。學生的年齡參差不齊，小的十來歲，大的十八、九歲。數量少時七、八位，多時也不會超過二十個。教材以《古文觀止》為主，為了學用結合，他還選授一些社會常用的應酬文牘，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感悟更深，興致更濃，學生素質也得到提高。
當年有張伯羲、徐梓楠、朱成華等學生接受教誨後，也在法律文書方面為地方村民釋疑解困。他還與學生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據陳品侖先生回憶，“1941年，我因家貧如洗，度日維艱，為奔走衣食，不得已向業師辭學就業。業師慨惜之餘，信口吟詩一絕，以示勉：‘日勤灑掃在門牆，彈指五年共講堂。唱聽驪歌留不住，翅翎成就要飛揚。’師生感情表達在字裡行間，使我永誌不忘。”
他尚崇法制，不信鬼神不拜佛，是一位無神論者，也是無黨派人士，他反對一切迷信和朋黨活動，也不許學生求神問卦，抵制任何宗教派別。他說：“騙人的把戲，在我思想領域裡，不留絲毫市場。”他同時反對買辦官僚和市儈，認為這是我國長期經濟落後癥結所在，只有疾惡如仇，群起而攻之，才能開創清明政治，促進國富民強。
他品德高尚，才華橫溢。他認為，師者人範也，所以他身體力行，做到了為人師表。他教授學生全面發展，倡導學用結合，教樂並舉，並與學生感情互動，這些先進的教育理念，在當時應該說是開創了龍游現代教育之風尚。
據餘滋敬回憶，餘公最深惡痛極兩種人：一為貪官，二為奸商。前者窮兇極惡，欺名盜世；後者見利忘義，魚肉鄉民。只有圍躺布和穿草鞋的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官場角逐，他無心留戀。家庭生計，他甘於清貧。從政三年，請辭四次。其秋水襟懷、微塵不染的思想抱負貫穿整個人生。
教書確實要清貧些，但他義無反顧。門生陳品侖說他“數十年來，身無常物，兩袖清風，晚年衣食不周，處境尤為淒涼。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爾虞我詐的封建社會里，濯汙泥而不染，完璞無瑕。”
他私生活嚴謹，對母親特別孝敬，父親去逝後，接來母親同居，每天請安。他三妹餘蓮珠年輕守寡，帶著四個孩子生活相當艱辛，他力邀三妹一家住過來，一是可以照顧老母親，二可幫三妹節約一筆房租。尊老愛小，骨肉情深，依稀可見。他當年有首詩就題在三妹一家的合影上:
三妹26歲寡居，養育孤幼四人，生活困苦，吾以小屋三椽與居，並題以詩云：
夫亡子幼無遺產，四口嗷嗷待哺殷。
柴米買來愁醬醋，終朝一片阿孃聲。
三妹的女兒方甘菊女士在《我的一家》中多處回憶二舅公的好：“壯年的他瘦而高，兩撇黑胡，高鼻樑。身穿白綢長衫，腰間繫一根黃綢腰帶，外出時加黑綢馬褂，頭戴紅頂西瓜帽，手拄一根柺杖，頗有文人風度。平時在書房吟詩作畫，拉二胡自娛"。"他喜歡喝點小酒，下酒菜雖只有兩小碟，如幾粒花生米，半個鹹鴨蛋，有時還有兩塊五香豆腐乾，但他吃的津津有味"。“他生活儉樸，生活來源靠少量田地出租收入、開辦講學堂（私塾）及替農民寫訴狀、管理部分餘家祠堂《土地冊書》的極微報酬。他謝絕仕途，不願當官，寧可過清貧日子，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的，他特立獨行。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他甘於安貧樂道，不必趨炎附勢，不屑阿諛求人，因而眾望所歸，令人尊敬。他幼年的啟蒙老師陳亞春先生進士出身，恃才傲物，但對餘勃最為器重，曾贈對聯一幅，上書“友朋雜沓諏文字，幾硯清嚴見性情”。畫家黃子俊為他畫像，並在像邊題詩二句：“渾身傲骨粼粼起，宰相當前不折腰”。都形象地刻畫了餘勃的高尚情操和卓越抱負。他在講學所自撰的對聯：“屋於僻處非求隱，志欲終焉此讀書”更是他豁然胸懷，愛好學習的自我寫照。
1934年，龍游籍文化名人餘紹宋返鄉修譜，與好友吳南章（時任龍游縣教育局長）在大南門儒學塘前散步，與餘勃不期而遇，餘勃即請他們來講學所小敘。
餘紹宋與餘勃同齡，兩人早年相識，但餘紹宋出道較早，當時已任民國司法部次長。他們遂成莫逆之交，彼此器重，坦蕩為懷。餘紹宋也曾多次函邀晉京共事，他均以身體孱弱不適北方水土婉辭。當年他與張伯煒晉京參加全國知縣考試，也是餘紹宋做東宴請接風的。
他們都姓餘但不同祠堂，唯一的聯姻是，餘紹宋有個養女叫餘海燕嫁給餘勃三妹的兒子做媳婦，並資助她兒子就讀上海醫科大學。
這時客人進了中堂，一看壁間字畫，全是清代“一了山人”遺作，沒有一張他的字畫，便主動徵詢餘勃，“松兄，我給你寫張中堂如何？”餘勃笑笑：“你是名人，我才求之不得呢！”繼而又䃼充：“說實在話，家裡一張像樣的宣紙都拿不出來，尊作必將為之遜色。再說，我囊中羞澀，連裱也裱不起呀！”餘紹宋哈哈大笑：“松兄真會說笑。好！我回杭州去寫好裱好叫人給你送來！”餘勃拱手道謝，二人拊掌大笑。
吳南章要比兩位小十來歲，便爬上案几，把中堂高低尺寸量好，然後道別。時隔二月，裱好的中堂立軸果然託人送來。餘勃看了看，對在場的學童說：“餘紹宋是當代名家，他的草書氣魄豪邁，人家求之不得，對我竟送軸上門，誠屬難得。”立軸攤開一看，是一首清代張問陶的《梅花》七言律詩：
"回首山林感舊蹤，雪花吹影一重重……"落款上書：“松山宗兄雅教”，後具：“歲次甲戌龍游餘紹宋書”。師者餘勃，秉性耿直，不善交際，卻有大駕光臨，高人惠顧。我想，餘紹宋是借梅花讚譽餘勃先生堅守清貧、冰清玉潔的品性吧。
吟詩作詞是餘公的一大嗜好。他說"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詩啊"。哪怕逃難途中也不乏靈感，信口占來。
1942年，日寇竄撓龍游，餘勃與家人避寇逃難，經十都過大李村，巧遇當年的同一考場的徐杞南先生，匆匆作別時，他口占一絕：“記從童試逞英雄，夢覺邯鄲萬慮空，五十年來成往事，風塵潦倒兩人同。”
原來餘勃和徐杞南在光緒甲辰歲縣試時，分別被錄取為龍游縣和西安縣第一名，在衢州府統案會試時同場競技，故"逞英雄"。結果，餘取第一名，徐為第四名，因同榜錄取故稱"同年"。轉眼四十多年過去了，兩人相顧都垂垂老矣，且窮困潦倒，晚景淒涼，不禁哈哈自嘲。在塘裡村，他又寫下詩句《避寇難至塘裡村》
其一
離家避亂廿余天，度日真如過小年。
一夕幾回傳警報，三番兩次避烽煙。
攜兒挈女形狼狽，有襪無鞋叫可憐。
高唱梨園歌代哭，鄉親四座淚潸然。
其二
炮聲遞響到簾櫳，村婦鳴號萬竅風。
長夜似年難得曉，燈光如豆不成紅。
沉憂觸拔千端集，屋舍雲煙一掃空。
頑鼠繞床揮不去，家鄉未許夢魂通。
這些詩句觸景生情，催人淚下，手法寫實，很接地氣。一位無力迴天卻又憂國憂民的文人形象躍然紙上。
1944年日寇再次侵犯龍游，面對劫後餘生，滿目瘡痍，餘勃備受打擊，瘦弱之軀，氣色日衰，於1944年農曆6月25日溘然長逝，時年63歲。
餘勃生平著作有《太瘦生詩集》7卷，《聽松留稿》十二卷。其中有詩、詞、歌、賦，乃至序、跋、壽文、輓聯等應酬文字，內涵極為豐富。
有人曾評價這些著作“是我國文學史上繼清代袁枚《小倉山房全集》以來又一璀璨明珠”。不幸上述手稿在1942年第一次日寇騷擾時全部損失。之後經兒子餘滋敬多方收集合成一卷，1967年再次毀於“世無前例”的文革歲月中。1989年，餘滋敬退休後再次搜腸索肚，總算錄得幾篇遺作，其中詩詞23首，歌曲5首。雖未窺全豹，亦可聊勝於無，永留紀念。
餘勃教人習詩，有獨特的見解，他說：“詩貴於天籟，所謂天，就是自然界，籟就是韻律，自然界發生的韻律，必然拼除一切矯揉造作、無病呻咽，而是情境交融，一氣呵成。”餘勃的體會是，詩寫得工與不工，是通過吟誦而體現出來的。
吟詩的表現形式有很多，有“高吟”，有“淺吟”或“微吟”，甚至把小動物的鳴聲也與吟唱連綴在一起，這就是“天籟”。在餘家巷二弄6號的小院裡，餘滋敬和妹妹餘賓雪就經常聽父親一邊搖頭晃腦，一邊吟唱自撰的詠物詩。耳濡目染，他們兄妹吟唱古典文學的功夫也很好，音律也甚為美妙。後來縣文化館知道了，還專門請餘滋敬把“唱書"錄了音，作為文化遺產永久留存。現在我們只能從殘存的錄音帶中尋覓到一點“天籟之音”了。
餘勃在學識方面，也有超越常人的發現。如傳統辭彙中的“好事者多事”，根據他的創見，應予引伸一句，即：“好事者固多事，畏事者亦多事也”。這種獨特見識，恐連現代學者亦只能望其項背。
餘滋敬在收集先公詩詞著作之餘，還遵循他“古今兼蓄，是非分明”的崇高德行和廣博學識，曾編集了《先公遺風遺教軼事》40餘題。但至今未找到，甚為可惜。
斯人己逝，風範永留。最後仿陳品侖先生紀念餘公大作的尾聲，也錄范仲淹詩歌一首，深表對先哲的眷念之情：雲山蒼蒼，江水茫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1、《龍游太瘦生詩文集》，餘滋敬著，西泠出版社2013年版。
2、《濯汙泥而不染——紀念先哲餘勃業師誕生107週年》，陳品侖著於1988年，原載《龍游政協》2015年10月。
3、最後的科舉——大南門拾遺之餘家巷二弄6號，作者方小康，原載《龍游政協》2016年11月、12月。
4、《我的一家》方甘菊著，2008年版。
注:作者系餘勃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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