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從那個悲劇性的一幕開始講起，但如果沒有1980年11月16日早晨發生的事件，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也不會如此引人注目。事件發生之前，阿爾都塞已經很有名了，知識分子的搖籃巴黎高師的出身，與葛蘭西並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著名的哲學家，共產黨員，娶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人為妻——這些都積聚在那個週日的早晨，迅速醞釀發酵成為了一個巨大的醜聞：一位巴黎高師的哲學家勒死了自己的妻子。
阿爾都塞在精神病醫院一直待到了1983年，而後獨自一人在巴黎北部，一個離高師所在的拉丁區很遠的地方生活，直到1990年去世。1985年3月，他開始整理自己的觀點，想講述自己的這段特殊的歷史。短短几個星期的時間，他完成了這本書《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的寫作。這並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自傳，也並未像我們想象中的是一本盧梭式的懺悔錄，或者回憶錄。想要歸納這本書的概要有些困難，阿爾都塞的寫作具有一種瘋狂的特徵，章節之間缺乏必要縝密的聯繫，文本中充斥著大量陷入瘋狂的幻想一樣的情節——我印象最深的是，阿爾都塞說他對生鏽的菜刀有一種偏愛，從一個商店裡偷了好幾把，第二天又以不合適為由，送回給商店的女店員。
這是一個典型的精神分析文本。唯一不同的是，這本書的作者也是精神分析的對象。而且因為這種自我對他者的模糊性，讓這個文本多少有些可疑。如果說在法律層面上，阿爾都塞逃脫了謀殺的嫌疑。但是在道德與倫理的層面上，他陷入了更深更大的痛苦。這不是一本自白書，但是他選擇了另外一種形式，從自己的成長與童年經歷中找尋內心抑鬱與暴力的影子。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的一個優勢在於，他知道如何建構自己的精神分析敘事，知道如何從童年或者回憶中尋找到那些蘊含著性隱喻與閹割象徵的場景與畫面，從這些大量的散亂的隱喻中找尋到一種說服自己的證據，進而說服自己是真正的陷入精神錯亂，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他的妻子不過是一種附帶傷害。
這本書的寫作根本不具有任何自傳性寫作的客觀性，他完全從自己的角度解釋了整個事件的發生，而且對這種發生進行了從童年的陰影中就開始的，長達一生的辯護。這樣的辯護越多，只能證明作者內心耿耿於懷的是如何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正如他在自傳序言中所言的，他的辯護“也是為了我自己：為了稍稍掀起壓在我身上的這塊沉重的墓碑。是的，為了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無須任何人的建議和指教”。
託尼·朱特評價阿爾都塞的話是對的，在這樣一本具有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回憶錄中，我們閱讀到的東西，只是阿爾都塞想呈現給我們的，“他並非由於發瘋了才只能做一個平庸的哲學家；實際上可能是由於認識到自己的才智平庸，才導致他變得沮喪，所以精神失常。假如說知識分子的歷史由於阿爾都塞事件而蒙羞的話，那麼這種羞辱不是他一個人的。”這種羞辱因為一個法國哲學家、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一位共產黨員的雜糅身份變得複雜起來。某種程度上，普通人的謀殺只是謀殺，而一位名人的謀殺才能成為一種文化與歷史現象，因為我們渴望從這種獨特的現象中觀察到一種知識與權力的媾和。那些普通的謀殺者是失語者，而哲學家的謀殺可以成為精神分析文本，可以成為一種巨大的醜聞，也可以成為歷史的註腳。總之，我們在阿爾都塞勒死自己的妻子事件中，都想融入自己的想法和分析。彷彿這不是一場謀殺，而只是一種文化的滋生與對抗。
在本書快要結尾部分中，他說他開始寫作本書時，是因為他一個非常喜歡的女友說過一句話：“我不喜歡你的地方，就是你想自我毀滅的慾望。”阿爾都塞說，正是這句話提醒了他開始寫作這本書：“實際上，我是想毀滅一切，我的書，我殺死了埃萊娜，我的精神分析師，但這都是為了確保能夠毀滅我自己，就像我在自殺計劃中幻想的那樣。”他終於在長途跋涉的對自我的成長進行精神分析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過他好像也知道自己得出的結論並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在本書的最後還收錄了一篇一位醫生對他的精神分析，暗示說埃萊娜的死其實她的想死的慾望作祟，而他只不過是幫助她完整了死亡的願望。而他活了下來，寫了這本書，而且說服了自己以革命導師的形象繼續活下去，正如那位醫生所言：“不管怎樣，我把你的公開解釋理解為你自己從你的哀悼、你的生活中恢復過來了。”逝者已逝，生者總要給自己尋找活下去的理由，這就是《來日方長》的真正含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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