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中国人结婚的意愿越来越低了。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7.0%。结婚率为7.7‰，比上年降低0.6 个千分点。
结婚率下降对应着离婚率上升。去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37.4 万对，比2016年增长5.2%，离婚率为3.2‰，就是说每一千人中有3.2对离婚。
结婚率是反应结婚意愿最直观的指标。它的测算方法是，用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2006年前的统计口径是人数，也即对数乘以二）除以总的人口基数。所以7.7‰的含义是，在过去的2017年，每一千人中，共有7.7对办理登记结婚。
结婚率下降，不是2017年才开始。2010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在2013年达到阶段性的最高值9.9‰之后，便开始持续下降。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单独二胎放开。
不同的是，离婚率没有像结婚率那样，有一个先升再降的过程，而是一路走高，从2010年的2‰，提升到2017年的3.2‰。
为什么中国人不结婚了？
为什么离婚会更加普遍？
结婚率和离婚率有什么地域规律和经济规律？
婚姻自由度大大提升
从过去的谈离婚色变，到70后纠结于离或不离，再到如今80后的“离婚没啥大不了”，中国人的婚姻观正在发生改变。70后、80后成为离婚高发人群。中山大学曾在上海、广州进行的一项小样本调查显示，70后、80后的已婚人士中，离婚人数达到或者接近一半。
影响结婚率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观念，二是人口结构。
观念变化容易解释。比如社会更开放，女性地位提高，传宗接代的婚姻功能减弱等，如果结婚可能牺牲生活品质，那么选择不结婚或者晚婚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早期，除了传统的宗族观念残余外，政策层面对婚姻也持保守态度。比如在1987年的统计公报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贯彻新《婚姻法》，人民群众的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有些地方早婚早育、不登记就以夫妻关系同居、婚事大操大办等婚姻陋习相当严重，在婚姻家庭领域里，改变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任务还很重。
不过观念变化对结婚率的影响，往往还要通过人口结构反映出来。所以，结婚率并不是线性下降的，而是有涨有跌。
1987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到2002年，缓慢下降；2003年到2013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结婚率一度逼近10‰；2013年至今，则迅速下跌。
结婚率的两个阶段性拐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比较大的婴儿潮，20年后这波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按道理1987年到2002年阶段的结婚率应该提高。为什么现实反而下降？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末，又出现了一次更大的婴儿潮，作为分母的人口基数变大，导致结婚率跟着下降。比如在1990年，出生人口达到2621万人，是中国历史的最高点。
同样受这波婴儿潮的影响，中国的结婚率在20年之后的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因为当年出生的婴儿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巧合的是，《婚姻登记条例》正好也在2003年颁布，婚姻登记管理转变为婚姻登记服务，政策的人性化，同样促进了结婚率的提高。
中国的结婚率2013年之后开始下降，观念之外，人口结构老化也是重要原因。
2011到2016年，中国20—40岁的人口比例下滑超过 2%，适婚年龄段的群体数量减少。
结婚率的变化，计划生育的影响不可忽视。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它不仅影响到出生率，还会对婚姻意愿产生影响。一旦不需要像以往那样生育三四五个孩子，结婚时间完全可能后推。
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极低，2015年为1.62。2028年前后或迎来约14.4亿峰值，之后人口规模将开始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出生数量有所上升，但一孩出生数量大幅减少。
然额，面对持续低迷的人口出生率，近期中央制定计划生育扶助保障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并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提高。地方也在响应中央政策，多地出台了鼓励生二胎的福利政策。此外，专家预测，明年大概率将全面放开生育。
比如辽宁、湖北、新疆等地出台了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政策相继实施。陕西省则明确表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同时，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虽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步放开，生育三孩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些补助或免费服务项目，也适用于三孩家庭。
在结婚率下降的同时，登记结婚的主要年龄也在发生变化，晚婚晚育成为主流。2012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体中，20—24岁一直都是占比最大。不过等到2012年开始，25—29岁的群体，成为登记结婚的主流，2016年的数据显示，其占比达到38.2%。
落后地区的结婚率往往更高
由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不尽相同，结婚率还显示出很强的地域特征。不妨看看2017年各省的结婚率。
2017年中国的整体结婚率是7.7‰。以山西为分界，高于全国水平的有14个省区。
其中贵州、安徽和西藏排在前三，换算成千分号，结婚率分别是10.9‰、10.8‰和10.1‰。排在最后三位的地区为上海、浙江和天津，分别是4.5‰、6.1‰、6.1‰。
引入人均GDP的对比可以发现，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均GDP越高，结婚率越低。
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高，对不婚族和晚婚族越包容，单身男女不会贸然开启一段婚姻，所以结婚率与人均GDP的负相关很正常。
再就是人口结构层面的原因。结婚率的统计以常住人口为口径，像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流入地。2017年末，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为2418.33万，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就高达972.68万，这接近一千万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是占比很大。
对他们来说，在户籍政策和高房价之下，上海是工作地，但未必是安家落户之所，等到登记结婚时往往会退守到二三线城市。庞大的未婚青年数量，稀释了登记结婚人数占比，导致上海结婚率在全国倒数。同理，北京也低于全国水平。
早在两年前就有一位南京网友说：“这几年，偶尔会有人抛出房价越高，离婚率越高的言论，最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有一位支持房价决定离婚率的网友还留言：“看到别人有房有车生活美满，自己却租着小黑屋艰难度日，别人的孩子上的是好学校，自己没钱给孩子掏择校费只能随便选个学校……各种差距会给穷人很大压力，夫妻双方也会抱怨，时间长了就有了矛盾，日子过得更憋屈，不离婚才怪。”当然，也有人会站出来辩解，说界定离婚率的因素很多，房价只是其中一个，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在当下，想说房价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丝一毫影响这是不太现实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房子而“假离婚”。在如今的中国社会，结婚和离婚被一些人当作了购买或出售房屋时规避政府法规政策的工具。因为按照中国的房产新规，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夫妻二人如果已离婚，在出售房屋时可以不用缴纳20%的房产个税。在新规的推动下，上海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假离婚”的现象，当地民政部门不得不限制每天申请办理离婚的人数。
如果说房子是新时代产生的新障碍，那彩礼就是我国几千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国的婚嫁风俗，男方娶妻时，应向女方家下聘礼或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彩礼钱也在不断上涨，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平均一年涨一万元，并且也逐渐成为一种出嫁的砝码。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家庭甚至为此产生矛盾，继而影响到待婚男女的感情。
经济不景气对婚姻的影响
观测婚姻观念的变化，要看结婚率，更要看离婚率。考虑到二者都受人口结构影响，我们用离婚率除以结婚率，将人口的因素剔除，以此来衡量婚姻态度的地区差别。
2016年离婚率进入前十的省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安徽、重庆、内蒙古、四川和新疆。这些地区离婚人数和结婚人数的比值，也处于全国前列的水平。
像上海，虽然离婚率没有进入全国前十，但是结婚率太低，最终导致比值相对较高，仅次于北京，排在全国第七位。
在上述排名中，排序与经济的对应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不过落后地区，大部分都排在末尾的位置，而发达的省份，则分散在中部。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那就是东三省。
东三省的离婚率，在全国是出了名的高。
以排在第一的黑龙江为例，2017年登记结婚286732对，而办理离婚的竟然达到了175277对，占登记结婚人数的61.1%。
高离婚率，解读为东北人对婚姻更加恐惧，并不算太离谱。在分析东北人离婚率高时，很多论者提到，这里的城镇化程度全国领先，而离婚率又与城镇化呈正相关的趋势。此外，还有移民文化也导致整体的宗族观念较弱，离婚率上升。
还有一种解释：经济状况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东北这几年经济下滑的相当厉害，一方面人口大量外流，这种外流很容易造成夫妻分离的局面，导致离婚加剧。
另一方面对那些留守东北的夫妻来说，经济下滑导致就业困难，收入降低，夫妻双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离婚率提高，结婚率下降，都是潜在的结果。
当然北京和上海的比值也高，未必适用这种解释，但经济同样是影响要素，只是影响的方式不相同。比如两地的高房价，会对结婚意愿产生不小的影响。
还有一个颇为巧合的细节，离婚/结婚比排在全国前五的地区，黑龙江、吉林、天津、重庆、辽宁，上半年的经济状态都不算好。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经济对婚姻状况可能的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离婚率高于我国，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离婚一直十分慎重和小心的国家来说，离婚率逐年上升，还是需要认真对待。至少，应当对离婚的原因有所了解和分析，从而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与对策。
恩格斯说，任何维系“死亡婚姻”的做法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越进步、开放、民主，给予离婚的宽容就越多。但是，离婚毕竟是婚姻破裂的结果，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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