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右为德国前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左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摘要

在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当中，德国所占据的经济主导地位无可辩驳。然而，作为经济领导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货币生产经济体间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相互竞争的一套全球体系当中更是如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交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绝对领导者的历史背景，为第二部分讨论在战后新体系中民族国家获取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做铺垫。第二部分还讨论了外部均衡的某些限制为何不适用于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者。第三部分着眼于海曼·菲利普·明斯基关于霸权与其他核心工业经济体共同承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责任的提案。第四部分审视了德国在欧元区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德国应当如何模仿美国的部分贸易政策，才能令欧元区成为可行的经济集团。第五部分讨论了欧元区解体的情景。最后一节对全文做了总结。

关键词：德国；欧元区；海曼·P·明斯基；经济领导者；偿付能力；内生性的收支平衡点；实现问题 (Realization Problems，即“对于已经生产待售的商品，是否有足够的货币需求，保证其价值的实现？”)

欧洲的经济系统是以德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欧洲）大陆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德国的繁荣和事业。

Round Germany as a central support the res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system grouped itself, and on the prosperity and enterprise of Germany,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mainly depende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007, 9)

为了获得盟国在对苏战略出口管制上的支持，美国必须在西方提供替代市场。

To secure allied support for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provide alternative markets in the West.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引用自Amsden 2007, 47)

前言

德国在欧元区 (EZ) 乃至更广泛的欧盟 (EU) 中的经济主导地位不存在争议。2016年，该国GDP占欧元区GDP总量的29％；截至2015年，它是欧盟28个成员国中18个国家的最大区内贸易伙伴——除了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所有欧盟国家的区内贸易伙伴前三名中都能找到德国 (Eurostat 2015)。2016年，德国占欧盟区内出口份额的近23％，占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 (ROW) 的出口份额更高达28.6％。[注1] 虽然目前德国出口的近60％仍流向其他欧盟国家， 但对ROW的出口增速越来越快（且主要是内生驱动）；不过德国对ROW的贸易顺差，比对其他欧盟国家的顺差更大。

注1：现实中这两个份额很可能更高。“鹿特丹效应” (Rotterdam effect) 是指欧盟在录入贸易数据时，仅按照货物始发港和终到港之间的吞吐量计算，而不考虑货物原产国和目的国。这就意味着荷兰（鹿特丹港）和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的贸易统计数据存在严重夸大，而现实中这部分贸易额应属于其他国家，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

然而，作为经济领导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货币生产经济体 (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ies) 间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相互竞争的一套全球体系当中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被赋予了对货币生产经济体的绝对领导权。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出口，终结了先前歧视美国出口的双边贸易集团，重新设计了欧洲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领导了民用和军事工业的技术创新，并通过与欧洲乃至其他大型经济体和地域大国的关系，令大西洋霸权延续下去。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并为第二部分做出铺垫，探讨主要民族国家在二战后新国家体系中肩负的具体责任。第二部分继续讨论外部均衡 (external balance) 的某些限制为何不适用于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者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开始为战后的世界绘制蓝图。在终结其战时盟友英国所享有的英镑集团特权 [注2]，积极扶植或至少暗中支持前欧洲殖民地圈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从事实上引导世界摒弃贸易双边主义 (Skidelsky 2000; Kolko and Kolko 1972)之外，美国还得制定属于自己的领导战略。战争业已结束，为了彰显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美国并不能通过威胁公开的军事干预来确保（欧洲的）忠诚。

有鉴于此，美国转而集中精力，通过上述方式促进或至少不阻碍（前欧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Arrighi 1994; Amsden 2007) [注3] ，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框架内开展谈判减免关税，达到

当时美国政治经济上霸权战略的基石，就包括为自身乃至盟友创造全新且稳定的市场。因此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欧洲大国饱受战火蹂躏的生产能力必须得到重建；这又进一步要求美国向这些特定国家打开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必须成为除苏联集团外其他主要现代工业国家出口的优先市场 (market of preference)。

注2：英国补贴其在战争期间巨额赤字的主要方式，是不允许英镑集团国家将其英镑账户余额转换成美元。这些国家自然在战争期间积攒了大量英镑。除了在兑换上设限外，英镑集团国家还得将他们的美元储备存放在伦敦，形成的“美元池”可以用于支付来自美国的进口 (Skidelsky 2000,194)。英镑集团内“居民”所面临的部分跨境交易限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注3：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件中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时任美国总统）站在纳赛尔（译者注：Nasser, 在其领导下埃及军队1952年成功推翻埃及君主制，后再次对文官政府发动政变并于1956年正式当选第二任埃及总统，就任当年将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一边，反对法国和英国(Harvey 2003) 尝试重新夺回这条海上战略要道的军事侵略威胁。

美国孤立其新地缘假想敌苏联的计划——通过限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ROW) 的技术转让 [注4] 阻碍苏联实现经济现代化——并不能得到战后急欲重开贸易的国家的默许。美国不得不向他们输送实质利益，以换取那些希望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与他们的西方邻国同样热衷于经济现代化，并因此急需战略性进口——开展贸易的欧洲国家的合作。

符合这种“等价交换” (quid pro quo) 的第一件激励措施，就是马歇尔计划下重建所需的大批援助。然而，一旦重建工作进展顺利，新的世界霸权将需要为来自新老盟友的大规模民用工业产出提供相对应的市场。鉴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态，与新的超级大国开展贸易的机遇，并得以进入其未受战火波及的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市场，为欧洲大国和日本提供的远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救命稻草。对美贸易提供的工作岗位带来了相对的国内政治稳定，并最终转化为了工业财富。

注4：Kolko and Kolko (1972) 如实记录了苏联在1945-46年与其他占领军的谈判中，是如何坚持要求德国必须支付一定数目的赔偿，以便从德国更先进的工业部门获得机械和工业品供应。美国当时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坚决反对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并对苏占区中主要为德国农业省份的事实心知肚明。

换句话说，美国通过与欧洲大国和日本发展特殊的商贸关系，为自己划出了极大一片势力范围，并保证这些国家制造业基础的盈利和增长。[注5] 与此同时，针对时有（时无）且愈演愈烈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还向这些国家提供国防服务。这种新的霸权战略，通过与其他意识形态一致的西方核心经济体和行将成为亚洲经济发动机的日本的贸易关系（他们都被剥夺了旧的帝国主义地盘，因此也无法在地理上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意一个竞争霸主地位），确保了制造业和出口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增长。

制造业的扩张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无疑在换取美国国家集团（包括但不限于西欧国家，前英镑集团国家，日本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信任上大有裨益，并允许这些国家通过出口重新获得经济上的稳定。事实证明这是冷战期间的一种基于共识 (consensual) 的战略 (Guha 1997)，而非公然强制。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引言 (Amsden 2007) 中所陈述的那样，美国认识到在其霸权道路上最佳的说服形式，是通过商贸纽带来帮助巩固公民对美国所期望代表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支持

注5：“美国早期的冷战政策......通过升级和扩张日本和西欧的生产设备，创造了后来资本家内部竞争加剧的客观条件；它们还通过推动北方发达国家的接近完全就业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限制了资本家将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劳动力上的能力。” (Arrighi 2007, 166)。

然而，正如明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国际经济学论文中 (Minsky 1983, 1986) 清晰指出的，这种战略的局限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来。甚至在此之前，规模异常庞大的离岸短期美元债务所引发的整个特里芬困境 [注6] 的讨论，就已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角色正被迫发生改变。美国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国际收支逆差，让全球市场淹没在了美元的海洋当中。美国已从为日本和西欧的饥渴经济体输送美元的资本输出国，转变为全球制造品的主要市场。然而美国输出境外的资金，仍多过其吸引来的资金；也就是说美国居民的海外投资，仍大于美国居民的海外收入加上外国人在美投资的总和。这使得再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在进入美国庞大且稳定的国内市场的同时，还能不断积攒独立于传统贵金属本位的新式储备资产

这两种诱惑——充裕的出口市场和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用途——进一步将工业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通过贸易确保忠诚的战略是有代价的。从短期来看，这一战略会损害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利益，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于冷战盟国的出口商（见表1和表2）。当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的托词远比市场份额的竞争或许多美国公司的生产底线更加重要。

注6：特里芬困境是指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央行需要维持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流动性充足水平，对该货币发行国净储备头寸所造成的压力和衍生出来的复杂问题。如果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寻求减少国际收支逆差，那么ROW将被剥夺足量的流动资金和收入，难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也就是说，美国在推行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国家政策的同时，还得提供收入和信贷流动，以便国际金融体系的用户能够服务于规模庞大的国际债务网络

；参见Triffin (1960,1978)。

注7：并不是所有盟国都赞赏美元放弃金本位的决定，而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戴高乐治下的法国 (Hudson 2003)。

表1. 美国机械、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品进出口情况

表2. 美国成品制造品进出口情况

霸权在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西欧和日本重建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当地工业生产的稳步发展，美国将通过与冷战盟国的贸易，帮助产生海外的美元流动。

这就意味着，身为国际霸权的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兼顾不断攀升的外汇规模，即担忧其领导地位的可承受性 (affordability)。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行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约，霸权才能够创造条件扮演全球体系中再生产的假定担保人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讲，身为霸主的紧迫需求，根本不可能留给文员的算术做决定。[注8] 更重要的是，只要没有凯恩斯 (Keynes) 提出的国际清算和透支制度 [注9] 或类似于下文讨论的明斯基提案，全球体系当中就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与外部均衡的规则脱钩，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注8：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在1795年曾警告，“[信用体系] 这种安排，这项商业民族 [英格兰] 在本世纪的巧妙发明，实际上是专为发动战争所准备的财富，并远超其他所有国家的财富；耗尽这笔财富的唯一途径是即将出现的财政赤字，但这也可以通过国家商贸的刺激及其对生产和利润的扩张性影响被大大延迟。这种制造战争的工具，以及统治者对发动战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似乎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是永久和平的一大障碍” (引用自Triffin [1997])。

注9：区域互惠贸易集团 (Kregel 2017)，或按文化认同感组织起来的贸易集团，也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美国在货币生产经济体 (money production economies) 中身为领导者的特殊地位，意味着它还肩负着其他重要的义务。其主要的金融义务，是为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稳定，并在各项条件内生性不稳定时提供解决方案，例如于1971年实施的大胆且极富争议的黄金非货币化。履行这两项义务——为国际出口商提供充裕的消费市场 ，以及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对霸权来说）最为重要。

注10：“这又一次证明，重建国家间体系的能力是基于规则制定者和体系附庸之间的一种广泛共识，即霸权的国家利益中体现了普遍利益” (Arrighi 1994, 65)。

注11：在Arrighi (1999, 289) 眼中，全球领导者“必须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为系统级问题提供系统级解决方案的任务......”。

今天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所承担的必要角色，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美国并无不同。经历过最近的大规模资本外流之后——主要流向欧元区外围国家以支撑当地的房地产泡沫，补贴当地政府开支以避免劳务冲突，或让更具经济实力的成员国能够给外界留下“后起直追”的印象，譬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高速增长 (Flassbeck and Lapavitsas 2013) ——德国现在必须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长期维持低利率是不够的；继续量化宽松政策也不行。如果德国要不负众望担负起区域霸权的角色——当西方主要利益相关方签字同意两德统一（译者注：指1990年美苏英法四国在莫斯科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就已默认将这一角色赋予了德国——它就必须为欧元区外围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它必须通过为外围主权国家创造稳定的财政和金融条件，为欧元区经济的最终一体化和后起直追（区内生产力的趋同）提供原动力。这些稳定条件必须与持续的银行信贷和投资组合流动相结合，还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量身定制的官方开发贷款，甚至包括技术转让 (Ozawa 1989)。后两种金融流动可以为区域霸权将来必须维持的经常账户赤字攀升奠定基础，以便为货币联盟的经济困境带来某种系统性的长期解决方案，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与其地区商贸伙伴的情况一样 (Ozawa 1989)。

霸权与核心国家共同维持国际债务架构的明斯基提案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斯基就曾提醒其他经济学家，如果向外围或非核心国家提供美元收入的唯一负担完全落在美国的肩上，可能会造成一系列问题：“虽然国际金融框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得仰仗美国负起责任，但这套可行金融框架的最大受益者，还涵盖大量银行，公司和家庭等非美实体。这种责任（与成本）的集中和利益的分散，可能会为确保当今金融结构可行性所需的行动设下政治障碍：为了让巴西人能够偿付管理阿拉伯权益的瑞士银行家发放的贷款，付出代价的是美国的下岗工人。” (Minsky 1986, 9)。

明斯基认识到，美国贸易赤字令ROW能够偿付巨额的官方和私人部门美元债务，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市场份额的下降以及就业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规模若达到足以为约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提供美元资金的水平，将导致严重的就业流失和美国工业盈利能力的承压下行” (Minsky 1986, 19)。他藉此呼吁从冷战巨额援助中受益匪浅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应当分担向ROW提供美元收入的部分责任。

明斯基提出的西方工业大国间的国际合作，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为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稳定所需的美元收入，实质上是一种兼顾三方利益的安排，即1）国际霸权 ，2）核心工业国和3）发展中国家。具体而言，维护世界美元化债务架构的负担，将不仅仅落在美国的肩上，核心工业国的工薪阶层也无需放弃更多来之不易的生产力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到初期工业化和“后起直追”的进程当中来，至少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为其战略进口提供资金。

对于各方利益来说，这份提案/情景接近于三赢的局面，令人不禁想起凯恩斯的“班科” (bancor) 提案。凯恩斯当时提出的计划（译者注：指1944年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旨在通过消除金本位调整政策的通缩偏好，实现对出口市场竞争中以邻为壑 (beggar-thy-neighbor) 的零和游戏的突破。更具体地说，凯恩斯试图创建一套国际法律架构，成立奉行开明国际金融政策的清算同盟，以确保贸易盈余能够被充分支出或可持续地融出 (Bibow 2017; Davidson 1985)。无论如何，与凯恩斯的官方提案相比，明斯基的非正式的特设提案也还是远优于华盛顿共识中“结构调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 范式，以及新保守主义提出更为含蓄的“新美国世纪”范式。

明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国际金融状况的论文中的主要论点是，国际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已内生 (endogenous) 为霸权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必要功能。虽然措辞有所不同，纸钞学派 (chartalist) 中的后凯恩斯主义者 (post-Keynesians) 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强调消减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绝不可以被当作施政的目标。一旦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的贸易帐将不得不对其领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需求做出回应。在布雷顿森林时期，这就意味着确保战略盟国的友好政府不受贸易疲软和美元短缺的负面影响。

然而，美国必须作为德国和日本等核心国家，以及新的经济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选消费者之一，继续维持世界的有效需求。在没有官方产业政策 [注12] 和最后雇主/就业保障的前提 [注13] 下，愈加庞大的贸易逆差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明斯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预见——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人口构成的变化，以及特朗普胜选背后的社会经济浪潮。

此外，明斯基坚持指出，在一个国内和离岸货币市场密切相关的复杂国际金融网络中，霸权不可以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霸权——或者用明斯基 (1986) 的话说，“该国货币是国际债务计价的主要货币，且该国货币市场就是国际货币市场的国家”——必须使其货币具有足够的弹性，以确保对其统治期间积累外债的兑付承诺。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都将严重地（或是无可挽回地）削弱其霸权地位，行动上的疏失将令其同盟受到考验。

注12：“......美国收入和利润关联开支的主要部分必须来自联邦赤字，而不是由利润决定的投资。理论上来说，不由市场决定的联邦政府开支应当用来提高实际收入和生产力，但翻一翻历史记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军费开支和转移支付是（联邦政府的）首选支出。” (Minsky 1986, 21)。

注13：“由于贸易逆差会导致利润受到限制，一个进口与收入存在强关联性的经济体——也就是当下的美国——在国内经济扩张时利润增长会受到限制。这削弱了扩张的力度，增加了实现和维持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和政府赤字” (Minsky 2008, 168)。

注14：例如，可以实施促进可再生能源部门STEM岗位的就业倡议计划，从而在面对一定程度的外国竞争时仍能坚守战略性产业。

明斯基论文的时代背景，正逢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连出现债务违约，因此他在指出（国际金融体系的）最终责任 (ultimate accountability) 所在时，没有半点犹豫。国际金融市场上多数债务计价货币的发行国，必须起到带头作用。美国若要保证整个体系的中长期稳定，就必须令其短期国家特权让步于（恒久的）国际责任：“没有大额美国贸易逆差，就没有解决方案” (Minsky 1986)。毫无疑问，这一发现意味着美国从商贸和工业领导者，向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金融霸权的角色转变，而这一趋势也与Braudel (1980) 和Wallerstein (1980, 38) 研究中霸权过渡的传统路线相吻合。

结合明斯基个人的智识背景，能从另一个重要视角考察他对“美国需要维持经常账户赤字”的强调。明斯基认为，站在货币生产经济体的

无论在表面上有多么矛盾，国际和区域霸权都应当维持贸易赤字——即其消费水平应当确保经常账户始终为负——因为它们拥有高生产力和高人均收入。他们的债务处于国际货币金字塔的顶端 (Mehrling 2013)，并左右着国际流动性偏好。除了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这种增长偏好的国际贸易地位还能在促进国际和区域国家体系中的国家间互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不存在鞭挞金融弱势国家的经济框架——也就是所谓的紧缩 (austerity) 政策——这将鼓励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后起直追”。

注15：“此外，政府债务是市场化的，其市场性质最终由联邦储备系统担保，而这种担保不一定能延伸到其他债务。因此，政府证券的所有者可以确保在他们的需求或偏好发生变化时，能够修改他们的投资组合” (Minsky 2008,39)。

德国的区域霸权

德国和日本等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所追求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后布雷顿森林世界中货币的大幅升值 (Brenner 2002, 2006)。这多少缓和了他们出口增长的惊人飙升，并为自身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由于欧元的正式启用，以及相对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限制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收入政策 (Flassbeck and Lapavitsas 2013)，德国才得以于2005年之后避免了最严重的一部分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欧洲商贸和金融一体化进程是如此有效，在某种程度令欧洲可以超越强制出口的历史趋势，持续保持高水平的有效需求和就业率。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进程，也将有助于限制向地区外主体的主权转移 (Cencini and Schmitt 1991; Cencini 1997)；一旦获得对其大规模消费市场的有效控制，欧元区就可以决定自身的国际经济表现。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随着全球经济霸权向东方转移 (Arrighi, 2007)，消费作为经济停滞和长期衰退问题的经济解决方案 (fix) [注16] 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美国仍像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样，继续奉行既有的政策，却没有解决其国内市场实际薪资增长的停滞（除了资产价格通胀的极端时期）。与此同时，在推动“一带一路”（或新丝绸之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创造更大的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巨头和庞大的工薪阶层提供至关重要的资源。从2000年到2015年，该国实际薪资每年增长11.5％ (ILO 2016)。与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一样，稳定和健康的消费市场可以帮助克服国际经济中工业和生产力的停滞状态。

注16：该词 ("fix") 在David Harvey (2006) 和Beverly Silver (2003)中也同样出现过。这一想法既意味着积聚危机的临时解决方案，也意味着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固定资本投资的适应——在Harvey提出的空间解决方案 (spatial fix)的概念中尤其如此。也就是说，积聚危机的（暂时）解决方案通常意味着基础设施和地理景观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吸引投资的涌入，并成为新一轮风险积聚的启发点。因此，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通过刺激消费来解决长期停滞，同样意味着对这些社会当中城市景观和生产设备做出改变。不过这并不是指修建更多的购物中心或零售店。它可能涉及更多的护理经济或休闲产业，如补贴高等教育，艺术生产，体育假期，旅游，大学的人类发展计划（向所有年龄段的人开放，而不仅限于职业发展），宗教研究和慈善机构工作等等。

在这一点上，霸权问题对于理解金融体系与消费者市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这一概念并不仅限于商贸或工业上的优势 (Anderson 2017)。毫无疑问，健康和稳定的消费者市场需要旨在充分就业的积极宏观政策，最有可能的做法是在传统的工作日制度之上，削减法定每周工时。然而，霸权民族国家必须启用宏观经济充分就业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国所动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操作意义上——的货币，同时也是庞大规模的人口及其可观购买力的最终清算手段。欧元区由19个成员国组成，拥有超过3.41亿人口，人均实际GDP虽然很高但增长停滞（自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霸权的财政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流动，和货币运作所带来的资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偿债能力和流动性。对具有商贸和金融重要性的货币的控制，使霸权国家能够通过金融安排（例如布雷迪债券倡议）轻松稳定主权债务危机，并通过启动充分就业政策来克服长期停滞。这两类工具都不会威胁霸权自身的金融偿付能力；恰恰相反，这样做意味着其货币可以决定国际流动性偏好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preference)

注17：美联储在决定国内货币与资本市场之外的利率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不仅可以动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主要央行的互换协议。

凯恩斯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除世界霸权以外的任何国家想要实施充分就业财政政策，最终都有可能在一个商贸关系日益多变化的世界中弄巧成拙。

因此，既然不存在一个增长偏好的国际清算同盟，货币联盟内的主导国家就必须是实施充分就业政策的先行者，因为它已经获得了独特的国际金融地位，令其在全球债务金字塔的位置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通过推动上述政策，它将得以获得与彰显霸权，而美国与其战略盟国关系的历史就是证据。而霸权的金融流动性输入，会换得经济弱势的民族国家的信任；这些民族国家无法在避免贸易条件恶化和违约风险攀升的前提下，独力推行反周期财政政策。这种国际姿态是David Harvey (2003) 所谓“削减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of retrenchment") 的潜在替代方案，而后者充斥于欧元区复苏的政策方案当中。

欧元区解体情景及其潜在后果

鉴于外围国家的危机易发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等重要经济体的低增长，德国区域经济霸权最明显的替代方案似乎就只有欧元区的最终解体。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提高——至少在货币方面会重燃冷却多年的美元储备需求——以及寻求与俄罗斯（欧洲主要能源供应商）的和解。在美国影响力再燃的情况下，除了美国发端的经济政策变体 [注18] 和更加剧烈的紧缩措施外，很难想象有什么别的可能性。跟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走势，新的德国马克将急剧升值，迫使德国央行出手干预。为了防止德国工业在价格战中被挤出出口市场（以及随后的一蹶不振），巨额美元储备的囤积将持续下去，直到新的史密森协议或广场协议来临。欧元区外围国家将大幅贬值新发行的国家货币，违约其欧元债务，并试图在持续低利率的大环境中吸引寻求更高收益率的外国资本。他们的精力将放在避免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上——由于主要政党间达成共识的能力处于历史低点，通过“民主”手段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就是说，看似连续的繁荣-萧条周期将重新开始，但较小的国家将更容易受到财政和货币主权的严重限制。[注19]

注18：为应对价格和需求波动采取紧缩或通缩调整措施并最终导致失业和产能过剩，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处方，而这正是美国及其大部分卫星国传授和教条执行的主流经济范式——当然也包括英国。

注19：“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相比，美国霸权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主权国家随心所欲处置与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权利和权力” (Arrighi 1994, 67)。

最重要的是，货币联盟的解体将令原欧元区国家寻找新方案、替代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和经济竞争力主流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替代方案，本来可以通过涵盖3.4亿公民的单一货币制度，及其成规模的欧洲消费市场的增长模式实现；这一想法与劳尔·普雷维什 (Paul Prebisch, 1965) 为拉丁美洲经济提出的设想并无太大不同。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停滞不前，美国经济滑向保护主义模式与其二战后组建的多边贸易世界自相矛盾，不断增长的出口市场承诺只能来自东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增加的实际薪资正在创造一处出口金矿，但主要是面向欧元区内的大国。截至2015年的最新年度数据，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整个欧元区对华出口总量的逾56%，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华出口之和则高达总量的80%。根据中国当局预计，2018-22年中国将进口商品8万亿美元 (Xinhua, 2017)，或相当于2016年中国名义GDP的74％。

因此，就国家间体系而言，放弃单一货币意味着欧元区核心国和外围国将倒退回统一货币前互相竞争出口市场的状态，而共同培养一个（货币意义上的）大型国内市场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正如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传统 (Dehio 1962)，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能整合出一套迫切需要的大陆政策，为当前的高失业/低增长均衡提供解决方案，整个欧洲将陷入政治经济的真空。由于长期以来推行以高资本密集度为基础的产业政策，欧洲大国可能会通过增加对亚洲的出口实现经济繁荣，而较弱的外围国家则会进一步加强其作为这些欧洲大国的卫星国的地位，并在他们当中选边站队。这种情景的发展，最终一定会重复不久之前的相似历史事件。

如上所述，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主要替代方案是欧元区作为一片庞大国内市场的持续发展。不必为偿付绝大多数政府债务而积累外汇的自由，使货币集团内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因此，欧元区的区内贸易，从货币意义上来讲实际上可以被视为

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一直严重依赖贸易。尽管如此，就支付方式而言，货币集团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历史贸易模式，使得旨在调节反社会超级竞争力量的合作成为可能。放在以前，像今天这样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在整个欧洲大陆引发新一波新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在单一货币下，由于规避了货币集团内部的转移问题（从而避免了囤积外汇的需要），可以利用共同框架避免商业和工业霸权的斗争，即便今天看来这一框架脆弱不堪。

除了世界霸权自己，其他强大的贸易国主动减少贸易顺差的例子并非闻所未闻。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日本开始对汽车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就是为了避免其进口限制政策可能招致的国际压力。当时日本经济当局担心奇高的对美双边盈余最终可能触发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这在今天看来令人茅塞顿开 (Ozawa 1989, 9; Ozawa 1993, 134)。

结论

单个国家借由国际收支稳定和/或加强牵涉关键利益的地区金融市场的战略，存在不可否认的限制。明斯基清楚地阐述了这些限制，以及他们对霸权的沉重负担。通过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来提供全球有效需求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的，布雷顿森林时期的终结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明斯基提出那些与美国霸权等价交换的国际商贸体系的直接受益国，也应担负起稳定国际债务架构的部分责任。如果要成功实施增长战略，德国同样也需要来自欧元区内其他盈余国家的类似援助。这种欧洲国家体系内的互助在历史上并非闻所未闻。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需要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而不能是那种缺席事务/安于享乐/权力寻租的国家；现在的它不仅抵制安乐死，还要求退休老人、年轻人和货币联盟中的弱势地区缩紧裤腰带过活。

除了它所确立的极有价值的增长偏好之外，明斯基关于核心国家共同承担的提案还涉及伴随初期经济（货币）联盟的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区域霸权的领导作用意味着对稳定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负责。这使得

注20：参见Kregel (2013) 对中国为摆脱出口导向的发展陷阱、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的结构性经济变革的讨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熟强健的经济面前，出口驱动因素的吸引力越来越少。

到目前为止，对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反应及其在欧元区外围国家造成的后果，主要是财政强制（紧缩）措施，而很少或压根不开展说服工作 (Guha 1997)。在缺乏有说服力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最低限度上改善外围主权国家在欧元区内所面临的极度困难的财政挑战的前提下，（对欧元区外围国家而言）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就剩下脱欧战略 (Goodhart 2007)。德国政治和经济当局对其历史性的领导作用缺乏认识，只会令其持续的经济繁荣大打折扣，并可能再次加剧其邻国对德国政治经济目标的紧张和不信任。若不能在欧元区中担当领导角色，用Ranajit Guha (1997) 的话说，德国就是无霸权而治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货币联盟解体后的残骸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体系的混乱，缺乏领导者的世界是麻烦的温床。每个国家都将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重获贬值能力后纷纷与更加强势的货币挂钩——使整个欧洲倒退回货币联盟成立之前的状态。为了避免推行全国性的收入政策——包括利润审查——这些国家只能不断屈服于贬值的诱惑，而国家间的敌对商贸战略将再次主导欧洲舞台。

来源：Cisneros, Ignacio Ramirez, German Economic Dominance and Minsky's Proposal for a Shared Burden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Core Economic Powers, The Levy Economic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3,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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