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右為德國前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左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

摘要

在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當中，德國所佔據的經濟主導地位無可辯駁。然而，作為經濟領導者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在貨幣生產經濟體間根據政治和經濟利益相互競爭的一套全球體系當中更是如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交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貨幣生產經濟體中絕對領導者的歷史背景，為第二部分討論在戰後新體系中民族國家獲取領導地位的必要條件做鋪墊。第二部分還討論了外部均衡的某些限制為何不適用於貨幣生產經濟體中的領導者。第三部分著眼於海曼·菲利普·明斯基關於霸權與其他核心工業經濟體共同承擔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性責任的提案。第四部分審視了德國在歐元區內的領導地位，以及德國應當如何模仿美國的部分貿易政策，才能令歐元區成為可行的經濟集團。第五部分討論了歐元區解體的情景。最後一節對全文做了總結。

關鍵詞：德國；歐元區；海曼·P·明斯基；經濟領導者；償付能力；內生性的收支平衡點；實現問題 (Realization Problems，即“對於已經生產待售的商品，是否有足夠的貨幣需求，保證其價值的實現？”)

歐洲的經濟系統是以德國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歐洲）大陸的繁榮主要依賴的是德國的繁榮和事業。

Round Germany as a central support the res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system grouped itself, and on the prosperity and enterprise of Germany,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mainly depended.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2007, 9)

為了獲得盟國在對蘇戰略出口管制上的支持，美國必須在西方提供替代市場。

To secure allied support for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provide alternative markets in the West.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引用自Amsden 2007, 47)

前言

德國在歐元區 (EZ) 乃至更廣泛的歐盟 (EU) 中的經濟主導地位不存在爭議。2016年，該國GDP佔歐元區GDP總量的29％；截至2015年，它是歐盟28個成員國中18個國家的最大區內貿易伙伴——除了愛沙尼亞和塞浦路斯，所有歐盟國家的區內貿易伙伴前三名中都能找到德國 (Eurostat 2015)。2016年，德國佔歐盟區內出口份額的近23％，佔歐盟向世界其他地區 (ROW) 的出口份額更高達28.6％。[注1] 雖然目前德國出口的近60％仍流向其他歐盟國家， 但對ROW的出口增速越來越快（且主要是內生驅動）；不過德國對ROW的貿易順差，比對其他歐盟國家的順差更大。

注1：現實中這兩個份額很可能更高。“鹿特丹效應” (Rotterdam effect) 是指歐盟在錄入貿易數據時，僅按照貨物始發港和終到港之間的吞吐量計算，而不考慮貨物原產國和目的國。這就意味著荷蘭（鹿特丹港）和比利時（安特衛普港）的貿易統計數據存在嚴重誇大，而現實中這部分貿易額應屬於其他國家，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國。

然而，作為經濟領導者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在貨幣生產經濟體 (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ies) 間根據政治和經濟利益相互競爭的一套全球體系當中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美國被賦予了對貨幣生產經濟體的絕對領導權。它控制了中東的石油出口，終結了先前歧視美國出口的雙邊貿易集團，重新設計了歐洲與其前殖民地之間的關係，領導了民用和軍事工業的技術創新，並通過與歐洲乃至其他大型經濟體和地域大國的關係，令大西洋霸權延續下去。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相關的歷史背景，併為第二部分做出鋪墊，探討主要民族國家在二戰後新國家體系中肩負的具體責任。第二部分繼續討論外部均衡 (external balance) 的某些限制為何不適用於貨幣生產經濟體中的領導者

歷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美國的政治精英開始為戰後的世界繪製藍圖。在終結其戰時盟友英國所享有的英鎊集團特權 [注2]，積極扶植或至少暗中支持前歐洲殖民地圈的民族獨立運動，以及從事實上引導世界摒棄貿易雙邊主義 (Skidelsky 2000; Kolko and Kolko 1972)之外，美國還得制定屬於自己的領導戰略。戰爭業已結束，為了彰顯其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美國並不能通過威脅公開的軍事幹預來確保（歐洲的）忠誠。

有鑑於此，美國轉而集中精力，通過上述方式促進或至少不阻礙（前歐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Arrighi 1994; Amsden 2007) [注3] ，並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GATT) 框架內開展談判減免關稅，達到

當時美國政治經濟上霸權戰略的基石，就包括為自身乃至盟友創造全新且穩定的市場。因此作為美國冷戰戰略的一部分，歐洲大國飽受戰火蹂躪的生產能力必須得到重建；這又進一步要求美國向這些特定國家打開自己龐大的國內市場。美國必須成為除蘇聯集團外其他主要現代工業國家出口的優先市場 (market of preference)。

注2：英國補貼其在戰爭期間鉅額赤字的主要方式，是不允許英鎊集團國家將其英鎊賬戶餘額轉換成美元。這些國家自然在戰爭期間積攢了大量英鎊。除了在兌換上設限外，英鎊集團國家還得將他們的美元儲備存放在倫敦，形成的“美元池”可以用於支付來自美國的進口 (Skidelsky 2000,194)。英鎊集團內“居民”所面臨的部分跨境交易限制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

注3：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件中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 時任美國總統）站在納賽爾（譯者注：Nasser, 在其領導下埃及軍隊1952年成功推翻埃及君主制，後再次對文官政府發動政變並於1956年正式當選第二任埃及總統，就任當年將英國控制下的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的一邊，反對法國和英國(Harvey 2003) 嘗試重新奪回這條海上戰略要道的軍事侵略威脅。

美國孤立其新地緣假想敵蘇聯的計劃——通過限制來自世界其他地區 (ROW) 的技術轉讓 [注4] 阻礙蘇聯實現經濟現代化——並不能得到戰後急欲重開貿易的國家的默許。美國不得不向他們輸送實質利益，以換取那些希望與蘇聯及其衛星國——與他們的西方鄰國同樣熱衷於經濟現代化，並因此急需戰略性進口——開展貿易的歐洲國家的合作。

符合這種“等價交換” (quid pro quo) 的第一件激勵措施，就是馬歇爾計劃下重建所需的大批援助。然而，一旦重建工作進展順利，新的世界霸權將需要為來自新老盟友的大規模民用工業產出提供相對應的市場。鑑於當時世界經濟的狀態，與新的超級大國開展貿易的機遇，並得以進入其未受戰火波及的龐大且穩定的消費市場，為歐洲大國和日本提供的遠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救命稻草。對美貿易提供的工作崗位帶來了相對的國內政治穩定，並最終轉化為了工業財富。

注4：Kolko and Kolko (1972) 如實記錄了蘇聯在1945-46年與其他佔領軍的談判中，是如何堅持要求德國必須支付一定數目的賠償，以便從德國更先進的工業部門獲得機械和工業品供應。美國當時持截然相反的立場，堅決反對提出任何形式的賠償要求，並對蘇佔區中主要為德國農業省份的事實心知肚明。

換句話說，美國通過與歐洲大國和日本發展特殊的商貿關係，為自己劃出了極大一片勢力範圍，並保證這些國家制造業基礎的盈利和增長。[注5] 與此同時，針對時有（時無）且愈演愈烈的“共產主義威脅”，美國還向這些國家提供國防服務。這種新的霸權戰略，通過與其他意識形態一致的西方核心經濟體和行將成為亞洲經濟發動機的日本的貿易關係（他們都被剝奪了舊的帝國主義地盤，因此也無法在地理上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任意一個競爭霸主地位），確保了製造業和出口基礎上的長期經濟增長。

製造業的擴張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無疑在換取美國國家集團（包括但不限於西歐國家，前英鎊集團國家，日本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的信任上大有裨益，並允許這些國家通過出口重新獲得經濟上的穩定。事實證明這是冷戰期間的一種基於共識 (consensual) 的戰略 (Guha 1997)，而非公然強制。正如艾森豪威爾在引言 (Amsden 2007) 中所陳述的那樣，美國認識到在其霸權道路上最佳的說服形式，是通過商貿紐帶來幫助鞏固公民對美國所期望代表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支持

注5：“美國早期的冷戰政策......通過升級和擴張日本和西歐的生產設備，創造了後來資本家內部競爭加劇的客觀條件；它們還通過推動北方發達國家的接近完全就業和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限制了資本家將競爭加劇的負擔轉嫁到勞動力上的能力。” (Arrighi 2007, 166)。

然而，正如明斯基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國際經濟學論文中 (Minsky 1983, 1986) 清晰指出的，這種戰略的侷限性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顯現出來。甚至在此之前，規模異常龐大的離岸短期美元債務所引發的整個特里芬困境 [注6] 的討論，就已標誌著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角色正被迫發生改變。美國龐大且不斷增加的國際收支逆差，讓全球市場淹沒在了美元的海洋當中。美國已從為日本和西歐的飢渴經濟體輸送美元的資本輸出國，轉變為全球製造品的主要市場。然而美國輸出境外的資金，仍多過其吸引來的資金；也就是說美國居民的海外投資，仍大於美國居民的海外收入加上外國人在美投資的總和。這使得再工業化的歐洲國家在進入美國龐大且穩定的國內市場的同時，還能不斷積攢獨立於傳統貴金屬本位的新式儲備資產

這兩種誘惑——充裕的出口市場和作為儲備貨幣的美元用途——進一步將工業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然而，通過貿易確保忠誠的戰略是有代價的。從短期來看，這一戰略會損害美國製造業企業的利益，將市場份額拱手相讓於冷戰盟國的出口商（見表1和表2）。當然，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國家利益的託詞遠比市場份額的競爭或許多美國公司的生產底線更加重要。

注6：特里芬困境是指由於世界上大多數央行需要維持關鍵國際儲備貨幣的流動性充足水平，對該貨幣發行國淨儲備頭寸所造成的壓力和衍生出來的複雜問題。如果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尋求減少國際收支逆差，那麼ROW將被剝奪足量的流動資金和收入，難以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也就是說，美國在推行有利於本國經濟增長和穩定的國家政策的同時，還得提供收入和信貸流動，以便國際金融體系的用戶能夠服務於規模龐大的國際債務網絡

；參見Triffin (1960,1978)。

注7：並不是所有盟國都讚賞美元放棄金本位的決定，而反對聲音最大的是戴高樂治下的法國 (Hudson 2003)。

表1. 美國機械、運輸設備和其他製造品進出口情況

表2. 美國成品製造品進出口情況

霸權在貨幣生產經濟體中的領導地位

隨著西歐和日本重建工作的順利完成，以及當地工業生產的穩步發展，美國將通過與冷戰盟國的貿易，幫助產生海外的美元流動。

這就意味著，身為國際霸權的美國不可能在維持經濟領導地位的同時，還兼顧不斷攀升的外匯規模，即擔憂其領導地位的可承受性 (affordability)。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其行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約，霸權才能夠創造條件扮演全球體系中再生產的假定擔保人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講，身為霸主的緊迫需求，根本不可能留給文員的算術做決定。[注8] 更重要的是，只要沒有凱恩斯 (Keynes) 提出的國際清算和透支制度 [注9] 或類似於下文討論的明斯基提案，全球體系當中就必須至少有一個國家與外部均衡的規則脫鉤，以便其他國家可以進行有利可圖的貿易。

注8：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在1795年曾警告，“[信用體系] 這種安排，這項商業民族 [英格蘭] 在本世紀的巧妙發明，實際上是專為發動戰爭所準備的財富，並遠超其他所有國家的財富；耗盡這筆財富的唯一途徑是即將出現的財政赤字，但這也可以通過國家商貿的刺激及其對生產和利潤的擴張性影響被大大延遲。這種製造戰爭的工具，以及統治者對發動戰爭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似乎深植於人類的天性之中——是永久和平的一大障礙” (引用自Triffin [1997])。

注9：區域互惠貿易集團 (Kregel 2017)，或按文化認同感組織起來的貿易集團，也可能是一種有價值的選擇。

美國在貨幣生產經濟體 (money production economies) 中身為領導者的特殊地位，意味著它還肩負著其他重要的義務。其主要的金融義務，是為國際金融體系帶來穩定，並在各項條件內生性不穩定時提供解決方案，例如於1971年實施的大膽且極富爭議的黃金非貨幣化。履行這兩項義務——為國際出口商提供充裕的消費市場 ，以及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對霸權來說）最為重要。

注10：“這又一次證明，重建國家間體系的能力是基於規則制定者和體系附庸之間的一種廣泛共識，即霸權的國家利益中體現了普遍利益” (Arrighi 1994, 65)。

注11：在Arrighi (1999, 289) 眼中，全球領導者“必須願意並且有能力承擔起為系統級問題提供系統級解決方案的任務......”。

今天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所承擔的必要角色，與佈雷頓森林時期的美國並無不同。經歷過最近的大規模資本外流之後——主要流向歐元區外圍國家以支撐當地的房地產泡沫，補貼當地政府開支以避免勞務衝突，或讓更具經濟實力的成員國能夠給外界留下“後起直追”的印象，譬如單位勞動力成本的高速增長 (Flassbeck and Lapavitsas 2013) ——德國現在必須拿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

長期維持低利率是不夠的；繼續量化寬鬆政策也不行。如果德國要不負眾望擔負起區域霸權的角色——當西方主要利益相關方簽字同意兩德統一（譯者注：指1990年美蘇英法四國在莫斯科簽署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就已默認將這一角色賦予了德國——它就必須為歐元區外圍國家嚴重的失業問題和緩慢的經濟增長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它必須通過為外圍主權國家創造穩定的財政和金融條件，為歐元區經濟的最終一體化和後起直追（區內生產力的趨同）提供原動力。這些穩定條件必須與持續的銀行信貸和投資組合流動相結合，還需要外國直接投資和量身定製的官方開發貸款，甚至包括技術轉讓 (Ozawa 1989)。後兩種金融流動可以為區域霸權將來必須維持的經常賬戶赤字攀升奠定基礎，以便為貨幣聯盟的經濟困境帶來某種系統性的長期解決方案，就像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與其地區商貿夥伴的情況一樣 (Ozawa 1989)。

霸權與核心國家共同維持國際債務架構的明斯基提案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明斯基就曾提醒其他經濟學家，如果向外圍或非核心國家提供美元收入的唯一負擔完全落在美國的肩上，可能會造成一系列問題：“雖然國際金融框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得仰仗美國負起責任，但這套可行金融框架的最大受益者，還涵蓋大量銀行，公司和家庭等非美實體。這種責任（與成本）的集中和利益的分散，可能會為確保當今金融結構可行性所需的行動設下政治障礙：為了讓巴西人能夠償付管理阿拉伯權益的瑞士銀行家發放的貸款，付出代價的是美國的下崗工人。” (Minsky 1986, 9)。

明斯基認識到，美國貿易赤字令ROW能夠償付鉅額的官方和私人部門美元債務，但同時也意味著美國製造商在國內市場份額的下降以及就業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規模若達到足以為約1萬億美元債務的利息提供美元資金的水平，將導致嚴重的就業流失和美國工業盈利能力的承壓下行” (Minsky 1986, 19)。他藉此呼籲從冷戰鉅額援助中受益匪淺的西歐國家和日本，應當分擔向ROW提供美元收入的部分責任。

明斯基提出的西方工業大國間的國際合作，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獲得為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穩定所需的美元收入，實質上是一種兼顧三方利益的安排，即1）國際霸權 ，2）核心工業國和3）發展中國家。具體而言，維護世界美元化債務架構的負擔，將不僅僅落在美國的肩上，核心工業國的工薪階層也無需放棄更多來之不易的生產力增長。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參與到初期工業化和“後起直追”的進程當中來，至少可以通過增加出口來為其戰略進口提供資金。

對於各方利益來說，這份提案/情景接近於三贏的局面，令人不禁想起凱恩斯的“班科” (bancor) 提案。凱恩斯當時提出的計劃（譯者注：指1944年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提出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旨在通過消除金本位調整政策的通縮偏好，實現對出口市場競爭中以鄰為壑 (beggar-thy-neighbor) 的零和遊戲的突破。更具體地說，凱恩斯試圖創建一套國際法律架構，成立奉行開明國際金融政策的清算同盟，以確保貿易盈餘能夠被充分支出或可持續地融出 (Bibow 2017; Davidson 1985)。無論如何，與凱恩斯的官方提案相比，明斯基的非正式的特設提案也還是遠優於華盛頓共識中“結構調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 範式，以及新保守主義提出更為含蓄的“新美國世紀”範式。

明斯基在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國際金融狀況的論文中的主要論點是，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已內生 (endogenous) 為霸權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的必要功能。雖然措辭有所不同，紙鈔學派 (chartalist) 中的後凱恩斯主義者 (post-Keynesians) 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強調消減美國的貿易赤字本身絕不可以被當作施政的目標。一旦美元替代英鎊成為主要儲備貨幣，美國的貿易帳將不得不對其領導下的國際金融體系的需求做出回應。在佈雷頓森林時期，這就意味著確保戰略盟國的友好政府不受貿易疲軟和美元短缺的負面影響。

然而，美國必須作為德國和日本等核心國家，以及新的經濟巨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選消費者之一，繼續維持世界的有效需求。在沒有官方產業政策 [注12] 和最後僱主/就業保障的前提 [注13] 下，愈加龐大的貿易逆差對美國造成的負面影響——明斯基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預見——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人口構成的變化，以及特朗普勝選背後的社會經濟浪潮。

此外，明斯基堅持指出，在一個國內和離岸貨幣市場密切相關的複雜國際金融網絡中，霸權不可以採取保護主義政策。霸權——或者用明斯基 (1986) 的話說，“該國貨幣是國際債務計價的主要貨幣，且該國貨幣市場就是國際貨幣市場的國家”——必須使其貨幣具有足夠的彈性，以確保對其統治期間積累外債的兌付承諾。在這方面的任何猶豫，都將嚴重地（或是無可挽回地）削弱其霸權地位，行動上的疏失將令其同盟受到考驗。

注12：“......美國收入和利潤關聯開支的主要部分必須來自聯邦赤字，而不是由利潤決定的投資。理論上來說，不由市場決定的聯邦政府開支應當用來提高實際收入和生產力，但翻一翻歷史記錄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軍費開支和轉移支付是（聯邦政府的）首選支出。” (Minsky 1986, 21)。

注13：“由於貿易逆差會導致利潤受到限制，一個進口與收入存在強關聯性的經濟體——也就是當下的美國——在國內經濟擴張時利潤增長會受到限制。這削弱了擴張的力度，增加了實現和維持充分就業所需的投資和政府赤字” (Minsky 2008, 168)。

注14：例如，可以實施促進可再生能源部門STEM崗位的就業倡議計劃，從而在面對一定程度的外國競爭時仍能堅守戰略性產業。

明斯基論文的時代背景，正逢拉丁美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接連出現債務違約，因此他在指出（國際金融體系的）最終責任 (ultimate accountability) 所在時，沒有半點猶豫。國際金融市場上多數債務計價貨幣的發行國，必須起到帶頭作用。美國若要保證整個體系的中長期穩定，就必須令其短期國家特權讓步於（恆久的）國際責任：“沒有大額美國貿易逆差，就沒有解決方案” (Minsky 1986)。毫無疑問，這一發現意味著美國從商貿和工業領導者，向國際資本和貨幣市場的金融霸權的角色轉變，而這一趨勢也與Braudel (1980) 和Wallerstein (1980, 38) 研究中霸權過渡的傳統路線相吻合。

結合明斯基個人的智識背景，能從另一個重要視角考察他對“美國需要維持經常賬戶赤字”的強調。明斯基認為，站在貨幣生產經濟體的

無論在表面上有多麼矛盾，國際和區域霸權都應當維持貿易赤字——即其消費水平應當確保經常賬戶始終為負——因為它們擁有高生產力和高人均收入。他們的債務處於國際貨幣金字塔的頂端 (Mehrling 2013)，並左右著國際流動性偏好。除了營造穩定的市場環境，這種增長偏好的國際貿易地位還能在促進國際和區域國家體系中的國家間互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外，由於不存在鞭撻金融弱勢國家的經濟框架——也就是所謂的緊縮 (austerity) 政策——這將鼓勵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後起直追”。

注15：“此外，政府債務是市場化的，其市場性質最終由聯邦儲備系統擔保，而這種擔保不一定能延伸到其他債務。因此，政府證券的所有者可以確保在他們的需求或偏好發生變化時，能夠修改他們的投資組合” (Minsky 2008,39)。

德國的區域霸權

德國和日本等地理面積和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所追求的出口導向型發展道路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後佈雷頓森林世界中貨幣的大幅升值 (Brenner 2002, 2006)。這多少緩和了他們出口增長的驚人飆升，併為自身帶來了經濟上的困難。由於歐元的正式啟用，以及相對於其他歐元區成員國限制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收入政策 (Flassbeck and Lapavitsas 2013)，德國才得以於2005年之後避免了最嚴重的一部分負面影響。

除此之外，歐洲商貿和金融一體化進程是如此有效，在某種程度令歐洲可以超越強制出口的歷史趨勢，持續保持高水平的有效需求和就業率。不斷推進的一體化進程，也將有助於限制向地區外主體的主權轉移 (Cencini and Schmitt 1991; Cencini 1997)；一旦獲得對其大規模消費市場的有效控制，歐元區就可以決定自身的國際經濟表現。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隨著全球經濟霸權向東方轉移 (Arrighi, 2007)，消費作為經濟停滯和長期衰退問題的經濟解決方案 (fix) [注16] 的重要性再次凸顯。美國仍像唯一的超級大國一樣，繼續奉行既有的政策，卻沒有解決其國內市場實際薪資增長的停滯（除了資產價格通脹的極端時期）。與此同時，在推動“一帶一路”（或新絲綢之路）倡議的過程中，中國正在創造更大的市場，為中國製造業巨頭和龐大的工薪階層提供至關重要的資源。從2000年到2015年，該國實際薪資每年增長11.5％ (ILO 2016)。與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一樣，穩定和健康的消費市場可以幫助克服國際經濟中工業和生產力的停滯狀態。

注16：該詞 ("fix") 在David Harvey (2006) 和Beverly Silver (2003)中也同樣出現過。這一想法既意味著積聚危機的臨時解決方案，也意味著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以及不斷變化的固定資本投資的適應——在Harvey提出的空間解決方案 (spatial fix)的概念中尤其如此。也就是說，積聚危機的（暫時）解決方案通常意味著基礎設施和地理景觀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吸引投資的湧入，併成為新一輪風險積聚的啟發點。因此，根據後凱恩斯主義的傳統，通過刺激消費來解決長期停滯，同樣意味著對這些社會當中城市景觀和生產設備做出改變。不過這並不是指修建更多的購物中心或零售店。它可能涉及更多的護理經濟或休閒產業，如補貼高等教育，藝術生產，體育假期，旅遊，大學的人類發展計劃（向所有年齡段的人開放，而不僅限於職業發展），宗教研究和慈善機構工作等等。

在這一點上，霸權問題對於理解金融體系與消費者市場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而且這一概念並不僅限於商貿或工業上的優勢 (Anderson 2017)。毫無疑問，健康和穩定的消費者市場需要旨在充分就業的積極宏觀政策，最有可能的做法是在傳統的工作日製度之上，削減法定每週工時。然而，霸權民族國家必須啟用宏觀經濟充分就業政策的根本原因，在於該國所動用——貨幣和財政政策操作意義上——的貨幣，同時也是龐大規模的人口及其可觀購買力的最終清算手段。歐元區由19個成員國組成，擁有超過3.41億人口，人均實際GDP雖然很高但增長停滯（自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霸權的財政支出所產生的收入流動，和貨幣運作所帶來的資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和區域範圍內的償債能力和流動性。對具有商貿和金融重要性的貨幣的控制，使霸權國家能夠通過金融安排（例如布雷迪債券倡議）輕鬆穩定主權債務危機，並通過啟動充分就業政策來克服長期停滯。這兩類工具都不會威脅霸權自身的金融償付能力；恰恰相反，這樣做意味著其貨幣可以決定國際流動性偏好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preference)

注17：美聯儲在決定國內貨幣與資本市場之外的利率方面擁有巨大的力量，不僅可以動用傳統的貨幣政策操作，還可以通過與其他主要央行的互換協議。

凱恩斯認為，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除世界霸權以外的任何國家想要實施充分就業財政政策，最終都有可能在一個商貿關係日益多變化的世界中弄巧成拙。

因此，既然不存在一個增長偏好的國際清算同盟，貨幣聯盟內的主導國家就必須是實施充分就業政策的先行者，因為它已經獲得了獨特的國際金融地位，令其在全球債務金字塔的位置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通過推動上述政策，它將得以獲得與彰顯霸權，而美國與其戰略盟國關係的歷史就是證據。而霸權的金融流動性輸入，會換得經濟弱勢的民族國家的信任；這些民族國家無法在避免貿易條件惡化和違約風險攀升的前提下，獨力推行反週期財政政策。這種國際姿態是David Harvey (2003) 所謂“削減的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of retrenchment") 的潛在替代方案，而後者充斥於歐元區復甦的政策方案當中。

歐元區解體情景及其潛在後果

鑑於外圍國家的危機易發性，以及法國和意大利等重要經濟體的低增長，德國區域經濟霸權最明顯的替代方案似乎就只有歐元區的最終解體。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提高——至少在貨幣方面會重燃冷卻多年的美元儲備需求——以及尋求與俄羅斯（歐洲主要能源供應商）的和解。在美國影響力再燃的情況下，除了美國發端的經濟政策變體 [注18] 和更加劇烈的緊縮措施外，很難想象有什麼別的可能性。跟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歷史走勢，新的德國馬克將急劇升值，迫使德國央行出手干預。為了防止德國工業在價格戰中被擠出出口市場（以及隨後的一蹶不振），鉅額美元儲備的囤積將持續下去，直到新的史密森協議或廣場協議來臨。歐元區外圍國家將大幅貶值新發行的國家貨幣，違約其歐元債務，並試圖在持續低利率的大環境中吸引尋求更高收益率的外國資本。他們的精力將放在避免單位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加上——由於主要政黨間達成共識的能力處於歷史低點，通過“民主”手段達到這一目的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也就是說，看似連續的繁榮-蕭條週期將重新開始，但較小的國家將更容易受到財政和貨幣主權的嚴重限制。[注19]

注18：為應對價格和需求波動採取緊縮或通縮調整措施並最終導致失業和產能過剩，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處方，而這正是美國及其大部分衛星國傳授和教條執行的主流經濟範式——當然也包括英國。

注19：“與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相比，美國霸權制度極大地限制了主權國家隨心所欲處置與本國人民和其他國家關係的權利和權力” (Arrighi 1994, 67)。

最重要的是，貨幣聯盟的解體將令原歐元區國家尋找新方案、替代出口導向型增長道路和經濟競爭力主流化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這個替代方案，本來可以通過涵蓋3.4億公民的單一貨幣制度，及其成規模的歐洲消費市場的增長模式實現；這一想法與勞爾·普雷維什 (Paul Prebisch, 1965) 為拉丁美洲經濟提出的設想並無太大不同。由於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仍然停滯不前，美國經濟滑向保護主義模式與其二戰後組建的多邊貿易世界自相矛盾，不斷增長的出口市場承諾只能來自東方。中國的快速發展和不斷增加的實際薪資正在創造一處出口金礦，但主要是面向歐元區內的大國。截至2015年的最新年度數據，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額佔整個歐元區對華出口總量的逾56%，而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對華出口之和則高達總量的80%。根據中國當局預計，2018-22年中國將進口商品8萬億美元 (Xinhua, 2017)，或相當於2016年中國名義GDP的74％。

因此，就國家間體系而言，放棄單一貨幣意味著歐元區核心國和外圍國將倒退回統一貨幣前互相競爭出口市場的狀態，而共同培養一個（貨幣意義上的）大型國內市場的可能性將不復存在。正如幾個世紀以來的歐洲傳統 (Dehio 1962)，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強大到能整合出一套迫切需要的大陸政策，為當前的高失業/低增長均衡提供解決方案，整個歐洲將陷入政治經濟的真空。由於長期以來推行以高資本密集度為基礎的產業政策，歐洲大國可能會通過增加對亞洲的出口實現經濟繁榮，而較弱的外圍國家則會進一步加強其作為這些歐洲大國的衛星國的地位，並在他們當中選邊站隊。這種情景的發展，最終一定會重複不久之前的相似歷史事件。

如上所述，出口導向型增長的主要替代方案是歐元區作為一片龐大國內市場的持續發展。不必為償付絕大多數政府債務而積累外匯的自由，使貨幣集團內的國家在國際收支方面有了很大的迴旋餘地。因此，歐元區的區內貿易，從貨幣意義上來講實際上可以被視為

從歷史上看，歐洲國家一直嚴重依賴貿易。儘管如此，就支付方式而言，貨幣集團現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內化了歷史貿易模式，使得旨在調節反社會超級競爭力量的合作成為可能。放在以前，像今天這樣的經濟形勢可能會在整個歐洲大陸引發新一波新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而在單一貨幣下，由於規避了貨幣集團內部的轉移問題（從而避免了囤積外匯的需要），可以利用共同框架避免商業和工業霸權的鬥爭，即便今天看來這一框架脆弱不堪。

除了世界霸權自己，其他強大的貿易國主動減少貿易順差的例子並非聞所未聞。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日本開始對汽車實施自願出口限制，就是為了避免其進口限制政策可能招致的國際壓力。當時日本經濟當局擔心奇高的對美雙邊盈餘最終可能觸發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今天看來令人茅塞頓開 (Ozawa 1989, 9; Ozawa 1993, 134)。

結論

單個國家藉由國際收支穩定和/或加強牽涉關鍵利益的地區金融市場的戰略，存在不可否認的限制。明斯基清楚地闡述了這些限制，以及他們對霸權的沉重負擔。通過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戶赤字，來提供全球有效需求的努力也只能是暫時的，佈雷頓森林時期的終結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正如我們先前所討論的，明斯基提出那些與美國霸權等價交換的國際商貿體系的直接受益國，也應擔負起穩定國際債務架構的部分責任。如果要成功實施增長戰略，德國同樣也需要來自歐元區內其他盈餘國家的類似援助。這種歐洲國家體系內的互助在歷史上並非聞所未聞。然而，要做到這一點毫無疑問需要當之無愧的領導者，而不能是那種缺席事務/安於享樂/權力尋租的國家；現在的它不僅抵制安樂死，還要求退休老人、年輕人和貨幣聯盟中的弱勢地區縮緊褲腰帶過活。

除了它所確立的極有價值的增長偏好之外，明斯基關於核心國家共同承擔的提案還涉及伴隨初期經濟（貨幣）聯盟的政治聯盟的必要性。區域霸權的領導作用意味著對穩定負責，更重要的是對貨幣聯盟的可行性負責。這使得

注20：參見Kregel (2013) 對中國為擺脫出口導向的發展陷阱、向消費驅動增長轉型的結構性經濟變革的討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熟強健的經濟面前，出口驅動因素的吸引力越來越少。

到目前為止，對主權債務危機的主要反應及其在歐元區外圍國家造成的後果，主要是財政強制（緊縮）措施，而很少或壓根不開展說服工作 (Guha 1997)。在缺乏有說服力的政治經濟政策，從最低限度上改善外圍主權國家在歐元區內所面臨的極度困難的財政挑戰的前提下，（對歐元區外圍國家而言）最有吸引力的選擇就剩下脫歐戰略 (Goodhart 2007)。德國政治和經濟當局對其歷史性的領導作用缺乏認識，只會令其持續的經濟繁榮大打折扣，並可能再次加劇其鄰國對德國政治經濟目標的緊張和不信任。若不能在歐元區中擔當領導角色，用Ranajit Guha (1997) 的話說，德國就是無霸權而治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貨幣聯盟解體後的殘骸將進一步加劇全球體系的混亂，缺乏領導者的世界是麻煩的溫床。每個國家都將自身利益擺在第一位，重獲貶值能力後紛紛與更加強勢的貨幣掛鉤——使整個歐洲倒退回貨幣聯盟成立之前的狀態。為了避免推行全國性的收入政策——包括利潤審查——這些國家只能不斷屈服於貶值的誘惑，而國家間的敵對商貿戰略將再次主導歐洲舞臺。

來源：Cisneros, Ignacio Ramirez, German Economic Dominance and Minsky's Proposal for a Shared Burden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Core Economic Powers, The Levy Economic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3, August 2018

閱讀更多 智堡Wisburg 的文章

關鍵字: 經濟 英國 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