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美軍F-15E戰機投放B61-12核航彈瞬間。
據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網站8月15日發佈的題為《美國核戰爭計劃中的方案曾試圖摧毀中國和蘇聯，使其無法“獨立生存發展”》的文章稱，約翰遜政府時期的美國核戰爭計劃包括對核目標、常規軍事目標和城市工業目標進行報復性打擊的方案，目的是把蘇聯從“主要工業強國的行列中”抹去並摧毀它，使其無法“獨立生存發展”。以下披露的內容來自美軍聯合參謀部對“統一作戰行動計劃”（SIOP）進行的評估，設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館通過一項強制性解密審查請求獲得了這一披露內容，並於今天發佈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官網上。
文章稱，這份聯合參謀部對1964年6月出臺的SIOP指導意見的評估顯示，決策者當時仍然認可災難性的核打擊方案，這些方案自面世以來一直是美國核戰爭計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SIOP設定了很高的毀傷要求，即對最重要核目標的毀傷預期為95%，這一點確保該計劃是一項“過度殺傷”計劃。
“末日機器”
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參謀部制定並不斷更新的SIOP被一些人稱為“末日機器”。
美國核戰爭計劃依據的是冷戰時期有關蘇聯可能對美國發動突襲的假設。威懾失敗的可能性以及美蘇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促使美國國防官員去尋求“能夠在一切可以合理預見的、可能會催生敵對狀態的條件下執行的”攻擊方案。出於這種目的，SIOP包含了一種在蘇聯發動突襲時進行報復性打擊的方案，以及一種在有情報警告說蘇聯即將發動進攻的情況下發動先發制人打擊的方案。
文章稱，美國政府從未解密過任何版本的SIOP，這迫使研究人員不得不依賴輔助記載對該計劃的內容進行有益的闡釋。近日發佈的聯合參謀部評估是此類證據中的最新一項。SIOP的早期版本SIOP-62及其後續計劃的內容，包括對中蘇目標發動大規模核打擊，屆時將有數千件武器瞄準超過1000個目標，首要打擊目標將是“阿爾法”類核武器和運載系統，即裝載核彈頭的導彈以及裝載核武器的轟炸機。
圖為美國B-52戰略轟炸機。
為了讓希望總統擁有更多選擇的決策者滿意，到1962年底，SIOP包括了2種先發制人方案和3種報復性方案。在總統的“核按鈕手提箱”的簡介材料中，SIOP的方案包括對核武器和運載系統的打擊（任務代號“阿爾法”，即Alpha）、對非核軍事目標的打擊（任務代號“布拉沃”，即Bravo）和對城市工業目標的打擊（任務代號“查理”，即Charlie），以及數種打擊手段並用。
隨後制訂的SIOP-63設定了一種很高的預期毀傷率，即對目標造成嚴重損毀的概率為90%。這一要求使SIOP成為一種“過度殺傷”工具，因為將有多件核武器打擊高優先級目標。
聯合參謀部對SIOP-64指導意見的評估包括了關於核戰爭規劃的新信息，如SIOP指導意見允許“暫停”，以擱置對特定國家的打擊。由於認識到當時中蘇緊張關係的現實，在不攻擊中國的情況下對蘇聯發動核打擊是可能的，反之亦然；任務“阿爾法”的優先打擊目標則顯示，位於最緊迫打擊目標前列的有重型和中型轟炸機基地、未受保護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場（蘇聯的發射井直到1964年初才對洲際彈道導彈進行遮蓋），以及中程彈道導彈發射場。
對於任務“阿爾法”的最優先打擊目標，SIOP-64指導意見設定了更高的預期毀傷率（95%），這是“很高的毀傷概率”。因此，“過度殺傷”繼續作為SIOP的內在特點而存在。其中一種報復方案的目標是摧毀蘇聯、使其無法“獨立生存發展”，因為它的打擊目標是蘇聯軍隊（常規部隊和核部隊），此外還對城市工業目標進行打擊——即任務“查理”。
文章認為，與“1956年戰略空軍司令部目標系統報告”不同，SIOP指導意見文件撰寫得相當籠統，沒有涉及具體的目標系統。它也沒有評論具體的核武器運載工具，只提到用於城市工業目標的“可存活”的運載力量和用於任務“阿爾法”緊急打擊目標的“快速反應進攻力量”。這些顯然指的是可存活的“北極星”潛射彈道導彈以及“民兵”和“大力神”洲際彈道導彈。1964年5月，就在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韋爾·泰勒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部傳閱這份指導意見前不久，五角大樓擁有數百枚用於執行SIOP任務的導彈：488枚“民兵”導彈、70枚“大力神”I型和II型導彈以及208枚“北極星”A-1和A-2潛射彈道導彈。除導彈外，核運載工具包括630架B-52轟炸機和450架B-47轟炸機，後者目前正被逐步淘汰。
資料圖：美軍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展示24座“三叉戟”潛射彈道導彈發射筒。
先發制人
文章稱，SIOP的先發制人方案不應與“第一次打擊”混為一談。艾森豪威爾總統排除了發起“第一次打擊”（即對蘇聯發起先發制人戰爭）的可能性，但對蘇聯軍事目標發起先發制人打擊的方案後來變成美國核規劃的標配。就先發制人打擊發出通知是如下一番景象：即戰略情報可以對一場迫近的蘇聯打擊進行預警，從而使美國發動一場打擊，以避免遭到打擊或是至少削弱遭受打擊的效果。此外，一些軍事策劃人員認為，通過首先摧毀蘇聯的核力量，先發制人的打擊可以減輕對美國造成的損害。然而，到1963年9月，國防部高級官員認定，限制毀傷的戰略可能會失敗。在白宮高度機密機構淨評估小組委員會（Net Evaluation Subcommittee）於1963年撰寫的報告舉行的吹風會上，萊昂·約翰遜將軍對總統說：“無論我們做什麼，如果核戰爭爆發，都沒有辦法避免美國遭受不可接受的損失。”儘管如此，先發制人仍然是SIOP的方案之一，限制毀傷的邏輯“在有關美國核武庫數量和能力的決策中變得根深蒂固”。
副總統約翰遜沒有出席那次有關純評估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吹風會，目前尚不清楚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否向他介紹了先發制人的侷限性。然而，麥克納馬拉相信，如果爆發核戰爭，他和總統可以在不依賴SIOP方案的情況下臨時決定發動攻擊。
SIOP賦予“打擊軍事力量目標”（“打擊軍事力量”意即使用戰略空軍或導彈部隊摧毀或削弱敵軍事力量———本網注）的緊迫性和先發制人方案的可用性給美蘇戰略競爭增添了動力和不穩定性。華盛頓把更多的蘇聯核設施列入打擊目標清單，進而導致五角大樓提出增加核彈頭數量的要求。讓洲際彈道導彈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以執行打擊軍事力量的任務增加了意外爆發核戰爭的風險，這一點和先發制人方案一樣。聯合參謀部把打擊軍事力量的任務置於首要位置的做法確保了SIOP將作為一種過度殺傷工具使用，但SIOP可能不符合穩定威懾的理念。
儘管美國存在擔心，但第一次打擊從來不是蘇聯軍事思想的一部分。然而，蘇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擔心美國會發動第一次打擊，這與美國的擔憂如出一轍。雖然一些蘇聯軍事官員謀求擁有先發制人的能力，但時任部長會議副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等關鍵領導人對此持全盤拒絕的態度。
資料圖：美國從范登堡空軍基地試射一枚未攜帶彈頭的“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法新社）
把人口作為目標之一
對摧毀城市工業目標能力的強調為SIOP評估中的一個相關問題提供了背景。美國聯合參謀部提出瞭如下可能性，即“把人口損失作為評價摧毀敵人社會有效性的首要尺度，同時只附帶關注對工業造成的毀傷”。這一令人擔憂的說法暗含的意思是，只要造成城市工人、職員和管理人員喪生，工業目標遭受毀傷的水平或許就不那麼重要了。鑑於“聯合戰略能力計劃-65”要求“具備摧毀敵人的作戰支援和城市/工業資源的可靠能力”，死亡人數可能會增加，“因為更大比例的城市人口可能會被置於危險中”。置於“危險中”等同於將人口損失作為“主要尺度”，但是這一標準是否已被納入SIOP的規劃仍有待了解。
聯合參謀部的評估中說，那之前不久與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參謀部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考慮了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摧毀蘇聯和中國，使其無法‘獨立生存發展’”。在SIOP-64指導意見中，已經確定的目標——包括毀傷70%的工業建築面積——可能會達到“摧毀蘇聯、使其無法獨立生存發展”的目的。而對中國來說，實現這一目標要更加複雜，因為有84%的中國人口在農村。此外，據聯合參謀部說，一旦排名前30的城市被摧毀，“消耗一件武器的回報率就會迅速下降”。
在指導意見文件較靠後的部分，聯合參謀部進一步討論了可能需要採取哪些行動才能摧毀中國作為“獨立生存發展”社會的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聯合參謀部建議降低SIOP-64指導意見中制定的目標——即摧毀50座城市和70%的工業建築面積。相反，考慮到中國社會主要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特點，聯合參謀部放寬了第5項打擊方案（即對軍事和城市工業目標聯合發動報復性打擊）的標準。
資料圖：發射井裡的“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
優先打擊目標和運載系統的分配
聯合參謀部說，任務“阿爾法”的打擊目標（即核力量）“對時間很敏感”，這意味著它們將被“快速反應力量”——此處暗指的是“民兵”導彈——打擊。相比之下，“生存能力極強”的系統——此處暗指“北極星”潛射彈道導彈——將被委派去執行打擊城市工業目標（即任務“查理”），因為“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提供可靠的能力來摧毀”它們。為了確保具備生存能力，SIOP-64的指導原則要求為此“建立一支可靠的報復性力量”。
毀傷預期
與先前版本的SIOP一樣，SIOP-64指導意見也制定了高毀傷預期目標（90%）。這將等於摧毀除“阿爾法”類目標中“硬目標”以外的所有目標。
由於摧毀核威脅目標是最優先考慮的任務，所以該指導意見對這類目標制定了95%的毀傷預期。考慮到武器發射和著陸的不確定性，SIOP-64指導意見規定，“對任何一處指定爆心投影點（designated ground zeroes）的整體毀傷預期不應超過95%，除非那些目標是最高優先級的目標”。由於達到高毀傷預期需要投放諸多炸彈和彈頭，聯合參謀部認為高數量“可能與這一努力的經濟效果不符”。為了平衡這些考慮，聯合參謀部建議修改指導原則，“以提供更具體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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