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讀書之人大多知曉錢鍾書，並被錢鍾書之深厚學養折服，但卻很少有人瞭解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而錢基博也是一代史學大師，在中國史學界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父子二人學問沒有高低之分，只是各有所長罷了，但為何錢鍾書鼎鼎大名，而錢基博卻湮沒無聞呢？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問題。
錢基博與兒子錢鍾書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已是古稀之年的錢基博，在身染胃癌的情況之下，抱病給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提了自己的一些意見和建議。
王任重收到錢基博的來信之後，批轉省委各領導圈閱，湖北省委深感震驚，認為這是向党進攻的右派言論，當即將錢基博的這封“萬言書”，批轉給錢基博所在單位——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對錢基博組織批判。
錢基博不合時宜的“萬言書”，終於為自己惹來了“麻煩”，原本就已經病入膏肓的錢基博，不堪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重壓，很快就於1957年11月30日病逝於武漢。
錢基博
錢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別號潛廬，江蘇無錫人，1887年農曆二月二出生，與其胞弟錢基厚是一對孿生兄弟，而長兄錢基成則年長他們14歲，因此這對孿生兄弟也都曾授業於長兄。
無錫錢氏家族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國王錢俶的後裔，錢基博祖父錢維楨、父親錢福炯均是承襲家族文脈而走科舉之路，而錢基博之母錢孫氏也是出身於無錫名門望族，因此錢基博自幼即接受家塾傳統文化啟蒙教育。
錢基博曾在自己所寫《自傳》中記述，兒童及少年時期，曾先後熟讀《四書》、《五經》、《易經》、《尚書》、《禮記》、《史記》、《資治通鑑》及唐宋八大家文選等傳統典籍，並由其伯父教授其詩詞及策論的寫作，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父親錢福炯為了開拓子女們的視野，還專門訂閱了上海《申報》，以瞭解外部世界的發展和變化，錢基博尤其受嚴復所譯《天演論》影響至深，對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自學了《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幾何備旨》等現代初等數學知識。
1903年，年僅16歲的錢基博在閱讀了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之後，感覺不是很滿意，於是撰寫了4萬言的《中國輿地大勢論》一文，寄給了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梁啟超閱後大加讚賞，刊載於半月刊《新民叢報》上。
《新民叢報》上所發表的重要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而錢基博的文章能夠被梁啟超青睞，足以說明錢基博文章的思想及文采均達到了一定的水準。
1905年，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取消之後，深受晚清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影響的錢基博開始迷戀西學，他與同鄉吳錦如等80餘人組織了“理科研究會”，延聘留日教師講授物理、化學、博物、生理衛生和日語等現代課程，其後還曾獨自辦了一所理科學堂並自任教師。
1906年，在無錫已經小有名氣的錢基博，被薛南溟聘為家庭教師，專為其兩個兒子薛育津、薛江東教授算學，這是錢基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薛家開出的薪金自然不菲，因為薛家是無錫近代四大家族之一，薛南溟是薛福成的長子，而薛福成則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也是“洋務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
1909年，時任江西按察使陶大均在讀了錢基博的文章之後，對其頗為賞識，遂以月薪100兩白銀聘請錢基博擔任記室，共同參與司法改良，陶大均曾官費留學日本七年，是近代中國第一代日語翻譯，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時，陶大均就是李鴻章的隨身日語翻譯。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錢基博出任無錫軍政分府秘書，並撰寫了《無錫光復志》，不久又應蘇浙聯軍總參謀顧忠琛之聘慷慨從戎，前往淮安出任援淮部隊總司令部少校參謀。
《無錫光復志》
顧忠琛是無錫人，也是老同盟會員，他將頗有文采的錢基博招致麾下，顧忠琛出任江蘇陸軍第十六師師長之後，錢基博隨其一同調任，並晉升中校軍銜，後來由於無意軍旅生涯，遂棄軍從教，顧忠琛在抗戰時期曾出任汪偽政權監察院院長，墮落為大漢奸。
1913年，錢基博迴歸故里，在無錫縣立第一小學擔任文史地教員，月薪只有20銀元，只是其原來薪水的五、六分之一，校長顧祖瑛頗有歉意，但錢基博卻並不在意薪水的多少，因為迴歸教育，乃是錢氏家族的傳統。
1913年底，馮國璋被袁世凱任命為江蘇都督，馮國璋在南京招募幕僚時，有人向其推薦了錢基博，馮國璋早年也是一介書生入行伍，於是招聘錢基博擔任其秘書，卻被錢基博婉拒，馮國璋後來曾短暫代理中華民國總統，有趣的是，這位馮大總統是相聲演員馮鞏的曾祖父，當時的直隸都督趙秉鈞也曾欲聘用錢基博為秘書，可見錢基博當時之名氣。
1918年6月，錢基博出任無錫縣圖書館館長，無錫縣歷史悠久，中華民國成立時，將原無錫縣和金匱縣合二為一，成立新的無錫縣，而無錫市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建立的。
1920年底，錢基博被吳江人任傳薪聘為“麗則女子中學”國文教員，這所學校位於吳江縣同裡鎮，由年僅19歲的任傳薪創辦，並由其母親協助管理校務，任傳薪其人曾與柳亞子是同學。
2018年5月，我與妻子在蘇州站乘地鐵4號線前往古鎮同裡旅遊時，曾參觀了“麗則女中”遺址，但這裡卻沒有遊人進出，遊客大都集中在“退思園”遊玩，“退思園”是一座私家園林，由園主任蘭生所建，其兒子任傳薪是第二任園主，此園於2001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錢基博還曾執教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長顧倬是秀才出身，曾在東林書院和南菁書院求學，他執掌“無錫三師”達10年之久，聘用了許多名師，錢基博、錢穆就曾先後被聘為國文教員，錢基博還一度擔任教務長。
錢基博與錢穆就是相識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正是在錢基博的舉薦之下，錢穆被顧倬聘為國文教員，錢穆比錢基博小8歲，他們是本家，而且都是通過自學而成為國學大家的。
1923年8月，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邀請孟憲承回母校出任教授兼國文部主任，孟憲承此前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孟憲承遂邀請錢基博一同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孟憲承與錢基博相識則是俞慶棠女士介紹的。
其時俞慶棠在無錫與唐文治長子唐慶詒喜結連理不久，而俞慶棠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曾與孟憲承合作翻譯了杜威所著《思維與教學》和克伯屈所著《教育方法論》，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其影響很快就波及到全國，錢基博、孟憲承不顧個人聲譽與前途，不但毅然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而且還想方設法保護學生的安全，孟憲承甚至不惜與賞識和重用自己的卜舫濟校長髮生衝突和決裂。
為了抗議校方對無辜學生的處理，錢基博、孟憲承等19名華籍教師與聖約翰大學572名師生宣佈脫離聖約翰大學，史稱“六.三事件”,致使聖約翰大學一度被迫停辦，錢基博、孟憲承等人聯合教育界人士發起成立了私立光華大學，脫離聖約翰大學的師生全部轉到私立光華大學，錢基博出任國文系教授兼主任。
“六.三事件”時場景
1925年春，時任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組建大學部、國學研究院，急需延聘名師到清華學校執教，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的曹雲祥邀請孟先承重回母校清華任教，在此背景之下，孟憲承又邀錢基博一起北上清華園。
私立光華大學雖然聘請了一批知名教授講課，但這些人大多為兼職，不能全心全意為光華大學服務，以致影響教學和學校聲譽，為了扶持新生的私立光華大學，孟憲承和錢基博不久又重回光華大學執教。
1927年，國立東南大學被改組更名為第四中山大學，由張乃燕出任校長，聘任錢基博出任國文系主任，而當時的系主任有權遴選和聘任新教員，一些權貴人物經常打招呼遞條子，甚至有人拿蔣介石的條子來謀職，都被錢基博擋了回去，由於錢基博不滿當時之風氣，不久就離職而去。
1927年7月，無錫國學專修館更名為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學制三年，當年9月，校長唐文治特聘錢基博為教授併兼教務主任，錢基博經常往來於滬錫之間授課。
1929年12月，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又更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無論如何更名，世人都以“無錫國專”稱之。“無錫國專”是一所私立性質的學校，辦學時間也早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其辦學成績斐然，但由於是其私立之故，文脈沒有延續下去，以致知曉“無錫國專”歷史的人並不多見。
三十年代初，錢基博根據其多年授課講義，整理完成了其著作《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最初由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於1932年底集資排印，1933年9月，上海世界書局正式出版發行，並曾多次再版。
《現代中國文學史》
1936年4月25日，時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被蔣介石文膽陳布雷舉薦出任浙江大學校長，浙江大學從此開啟“竺可楨時代”，錢基博應竺可楨之邀出任國立浙江大學國文系教授。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浙江大學被迫西遷，竺可楨親率近千名師生和眷屬，攜帶2000多箱圖書儀器，輾轉浙、贛、湘、粵、桂、黔、閔等七省山水之間，行程2600多公里，錢基博也隨校西遷。
在浙大任教期間，錢基博與無錫同鄉史地系西洋史教授顧谷宜合作翻譯了《德國兵家克勞塞維茨茲兵法精義》，顧谷宜與陸定一是發小，也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同學，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精通英文和俄文，錢基博主要是從國文角度進行加工和潤色。
1938年夏，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創立一所獨立的“國立師範學院”，為國家為民族培養師資力量，以延續教育文脈，由於正值抗日最為艱苦時期，校址選在了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時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廖世承被任命為院長。
廖世承遂邀請錢基博出任國文系教授兼主任，錢基博的長子錢鍾書也從西南聯大輾轉來到藍田鎮，出任英文系主任，父子倆在“國師”成為同事，這一年錢基博52歲，而錢鍾書只有29歲，“國立師範學院”也成為錢鍾書小說《圍城》中“三閭大學”的原型。
國立師範學院師生合影
1939年初，由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在衡陽開班，蔣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湯恩伯為教育長，葉劍英為副教育長，不久湯恩伯調任河南前線，由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李默庵接任教育長，李默庵特別邀請錢基博為教員，專門為訓練班學員講授《孫子兵法》。
能為抗戰出一份力，錢基博自然欣然應邀，他精心備課解讀《孫子兵法》，並斷言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此後，錢基博又將這些授課講義編成《孫子章句訓義》一書，作為學校教材傳授學生。
《孫子章句訓義》
錢基博還經常在報上發表論述抗戰形勢的文章，他以一個文人的獨特視角，論述日軍軍勢已竭，堅定抗戰必勝信念，其觀點曾“日刊三千張”，激勵了無數淪陷區的黎民百姓。
1944年5月，日軍在華唯一的機動野戰部隊第十一軍，在新任司令官橫山勇的策劃和組織下，集結了20餘萬日軍向長沙、衡陽地區進攻，由於日軍相繼攻克了長沙、衡陽，位於湖南安化的“國立師範學院”被迫西遷至湖南漵浦，錢基博執意留守藍田鎮，準備以身殉國，多人勸阻無效，當時第二十四集團軍駐守該地區，時任總司令王耀武不得不採取強行措施，將錢基博轉移至安全的大後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立師範學院”在原址覆校，但錢基博卻離開湖南前往武昌，應私立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之聘出任國文系教授，已近花甲之年的錢基博從此留居武昌。
錢基博之所以選擇私立華中大學任教，與石聲淮的推薦有關，石聲淮是其得意弟子，錢基博將女兒錢鍾霞許配給自己的學生，而石聲淮是湖北人，因此，錢基博在武昌度過了他的晚年。
位於武昌的私立華中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錢基博曾將他的五萬冊藏書捐贈給了華中大學圖書館。
錢基博夫婦合影
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私立華中大學被中南軍政委員會接管並改為公立華中大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又整合其他高校資源，組建了華中高等師範學校，這一年錢基博又將他多年收藏的甲骨、銅玉、陶瓷、書畫及歷代貨幣等200餘件文物捐贈給學校博物館。
1953年，華中高等師範學校又更名為華中師範學院，無論校名如何變更，錢基博都是該校中文系教授，只是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錢基博不能堅持到校工作，而是經常在寓所指導學生。
晚年的錢基博性格更加耿直，他以文人特有的傲骨，時刻體恤國事，以“白頭憂國輸忠悃，青簡明經指要津”的情懷，心繫祖國的建設事業，尤其是身為政協委員的他，還要經常參政議政，並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見。
由於時代的侷限，錢基博遭到華中師範學院有組織的錯誤的批判，身染重疾的錢基博，不堪忍受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在鬱悶之中病逝，享年70歲，僅僅剛過了古稀之年。
錢基博（1957年攝）
與錢基博相差39歲的章開沅，早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曾於五十年代與錢基博同校同系工作，章開沅曾於1985年至1991年出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在其任職期間內，曾經為錢基博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
1987年是錢基博誕辰100週年，在校長章開沅倡議下，華中師範大學擬召開錢基博誕辰100週年紀念會，校方曾極力邀請錢鍾書出席，但卻都被錢鍾書婉拒，其箇中原因，也是值得學者研究和思考的。
總之，錢基博一生的治學成就，是被嚴重低估的，還有待於感興趣的學者去挖掘和研究，做一些傳播和普及性工作，讓錢基博、錢鍾書、楊絳甚至是楊蔭杭的人生豐滿起來，也從中瞭解一段有趣的歷史，看他們的人生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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