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中國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個皇帝，而封建制度，也在中國推行了兩千多年。而在古希臘，卻有著一段民主選舉制的時間，這也被一些西方學者鼓吹著西方文明之光。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不同的制度。我們來看看史學大家——錢穆先生是怎麼說的：“在一個統一政府裡，便不能沒有一個領袖。中國歷史上這一個政治領油，就是皇帝。這皇帝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在中國傳統政治裡，皇位是世襲的一一父親傳給兒子。若用現代政治眼光來衡量，大家會懷疑，皇帝為什麼要世襲呢?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如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袖，自可由市民選舉。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裡便可表現所謂人民的公意。羅馬開始，也只是一城市。後來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其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亦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的立國規模，並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漢代的國家體制，顯與羅馬帝國不同。何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佈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我們若非專憑自己時代判斷，來吞滅歷史判斷，我們應該承認皇位世襲，是中國已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說是一種自然的辦法。況且世界各國，在歷史上有皇帝的，實在也不在少數。我們不能說，中國從前不用民主選舉制，而有一個世襲的皇帝，便夠證明中國傳統政治之黑暗與無理性。”
我們再看看當時希臘半島的人口：斯巴達是當時最大的城邦，人口約40萬，面積8400平方千米；面積是今天北京市市區的10倍多，人口卻只有後者的大約1/20。換言之，古代斯巴達城邦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千米 47.6人，只是現今北京市市區人口密度的1/250。第二大城邦雅典，面積2500平方千米，人口約30萬，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120人，和北京市現今市區的對應數據比，面積是北京的3.3倍，人口大約是1/26。斯巴達的面積大約是雅典的3.4倍，雅典的人口密度大約是斯巴達的2.5倍。其他城邦的面積更小人口更少。優卑亞島面積3700多平方千米，分佈著6個城邦，每邦人口不過幾萬；中希臘的弗西斯地區，總面積只有1600平方千米，卻擁擠著22個城邦，每邦人口平均不到1萬。據估計，當時希臘共有300多個城邦，其中90%左右的小邦都是彈丸之地，人口不超過幾千，面積不過幾十平方千米或更小。這些‘袖珍’國家的規模還不如今日中國的一箇中等鄉鎮。其實，僅就人口規模而言，一般希臘城邦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大型單位；黑海北岸某些希臘人殖民地，其人口規模甚至可能只及中國一箇中型單位。這種小國寡民的格局極為特殊，希臘之所以能成其為希臘，之所以能開出古代民主，與這種特殊格局關係極大。
簡而言之，希臘眾城邦那時候地方小、人口少，一召集立馬就人齊了，而中國不行。比如四川的代表要去都城西安開會，估計到那時可以直接參加下一屆的選舉了。而且古希臘城邦雖然說是民主，但依舊有奴隸制度存在，而中國在秦以後就沒有奴隸了。所以文明、文化等，都要憑自己去了解，不能人云亦云，尤其是對本國文化！！！
古希臘帕特農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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