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軍
在正面戰場參戰的各路部隊中，川軍可以說是最窮的，士兵大多身著單衣、草鞋，揹著大刀、斗笠、揹包，五六個人才有一支槍，就是這樣的“老套筒”，有的槍的槍機還要用繩子拴著以防丟失，槍管的膛線幾乎被磨光。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南方沿海城市正處於改革開放開始階段，勞動力短缺，四川省很多青壯年離鄉背井，來到南方打工。他們吃苦耐勞、踏實肯幹，被當地人戲稱為“川軍”。那時候很多年輕人也是從這裡第一次聽聞“川軍”這個名詞。其實早在抗戰時期，“川軍”一詞就已經赫赫有名。說到“川軍”，人們均充滿欽佩、敬重，因為這個名詞代表著犧牲、悲壯和驕傲。
1937年抗戰爆發,四川結束了地方軍閥混戰，成立了統一的省政府。劉湘就任省政府主席，這一年剛剛經歷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哀鴻遍野。。素有“天府之國”的四川，在那場災難中幾成人間煉獄，百姓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儘管如此，四川人民並沒有忘記國土正在被日本人蹂躪。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四川已經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剛爆發，四川的《新民報》在第一時間印發了號外，並在第一時間把這些號外傳遍了整個成都市。十來歲的報童，甚至光著腳板把這些號外送到了距離成都20多里的鄉下。四川的民眾開始覺醒，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而這一切離“盧溝橋事變”僅有一天的時間。四川的軍人們也團結起來，而在這之前他們相互之間爭鬥了整整20，就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第三天，這些軍人們眾志成城，所有川軍將領都只有一個意思：寧死不做亡國奴。劉湘更是對自己的老對手李家鈺讚不絕口，原因只有一個，李家鈺早已致電南京，請纓抗戰，並作詩一首：：“男兒仗劍出四川，不滅倭寇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軍會議匆匆閉幕，10日，劉湘通電請纓出川抗戰，13日再次通電，主張全國總動員，與日本拼死一決。
8月7日，成都鳳凰山機場，劉湘帶領川軍將領趕往南京開國防會議，在機場外，一萬多人前來送行，他們的代表把“川人抗戰請願書”遞到了劉湘手中。劉湘感慨萬千，這是他第一次接受這麼多群眾的送行。從那以後，劉湘“傾全川之力，支持抗戰”的決心更加堅定。8月7日下午，在國民政府國防部會議室裡，劉湘作為地方代表第三個在會議上發言，他沒有高昂的語言、華麗的辭藻，只是用了幾個數字說明了四川抗戰的決心：“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與會各地的將領頗多，只有劉湘一人拿出了實實在在的東西，因為這也是幾千萬四川父老的共同心聲。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園，第一批出川抗戰的“川軍”就要出征了。成都數萬名群眾趕來為他們送行。唐式遵，這個在軍閥混戰時以消極作戰而聞名的將領，在出徵的將臺上吟出了“不滅倭奴誓不還”的詩句。當年他無意參與國內軍閥混戰而被人遺忘，今日，他為了民族大義，與數萬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別”，不僅如此，他還毀家紓難以示抗戰決心。接著，中下級軍官、婦女甚至連10來歲的兒童也上臺致詞。沒有人哭泣，也沒有人留念，有的只是將士與民眾的澎湃熱血。在這第一批出川的幾十萬將士當中，多數人都給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遺囑。
1937年寒冬，西充，一個位於川北偏遠的小鎮，在這裡唯一的廣場上，隨處可見前來報到參軍的青年。短短一天時間，有800多人報名參加了“義勇壯丁隊”並奔赴抗日前線。8年抗戰下來，這800多人沒有一個能衣錦還鄉，全部為抗日獻身。
同樣是在這個寒冬，在四川安縣曲山鎮，一個叫王建堂的青年帶著父親給的“死”字旗來到了報名處。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跡寫著“傷時拭血，死後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勵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個人，它激勵著每一個在抗日戰場上的川軍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決心，它更是千萬個四川家庭抗戰兒女的堅定決心。
1940年冬天，在重慶，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發起了為前線戰士“獻金”、“獻寒衣”運動。僅一個冬天，在重慶募集的抗戰公債就達到千萬美元之巨。這還不算在各地開展“春季勞軍”的競賽活動中募集到的上千萬資金和物資。整個抗戰期間，四川各界不停開展“獻金”活動，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剛討來的錢扔進了抗戰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僅在精神上支持抗戰，更是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一切。
川軍出征
1941年9月，在四川農村的田埂上，隨處可見農民們推著四川獨有的“雞公車”去送抗戰公糧。這一年四川春旱夏澇，許多農民家裡連自己的口糧都所剩無幾。但是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沒有一個四川農民欠繳過“抗戰公糧”，農民用最樸實的話說出了自己的決心：“軍隊在前方打仗，吃不飽就沒有辦法拿命去拼”，“我們吃觀音土也要交齊公糧”。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穀就交了8828.6萬石，整個抗戰時期，四川募集的軍糧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是全國之最。這個“全國之最”是幾千萬四川軍民從口中省出來的，為了供應糧食到前線，四川大部分人都改為了一天兩餐。
除此之外，四川還有300多萬的民眾，義務服勞役默默地為後方修建各種各樣的軍事設施。8年抗戰裡，四川為中國做的貢獻是巨大的。當時全國的工業、機關、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隨之撤來的還有幾千萬的人口，四川這片土地同樣無私地養育了他們。從重慶開始成為陪都的那一天開始，日軍就開始了對四川進行無情的轟炸，對重慶的轟炸更是慘絕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這樣的轟炸中，仍然意志鑑定，屹立不倒，傾盡所有，無私支援全國抗戰。
1937年8月，川軍各部遵照軍委會的命令，組成第二路預備軍，總司令劉湘、副總司令鄧錫侯，下轄兩個縱隊。
自9月7日起，從川北和川東開赴前線。10月，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負責督師抗戰。川軍被編成兩個集團軍：鄧錫候為第22集團軍總司令，孫震為副司令，下轄第41軍、第45軍、第47軍（由李家鈺的新6師擴編）；劉湘自任第23集團軍總司令，副司令為唐式遵，下轄第21軍、第23軍。從川北出川的22集團軍被調往山西，劃入第二戰區。由川東出川的23集團軍到達漢口後，被劃歸第一戰區，拱衛南京外圍。
川軍出川抗戰士氣高昂，但是他們的裝備卻簡陋至極。在正面戰場參戰的各路軍隊中，川軍可以說是最窮的，他們大多身著單衣、草鞋，揹著大刀、斗笠、揹包，五六個人才有一支槍，就是這樣的“老套筒”，有的槍的槍機還要用繩子拴著以防丟失，槍管的膛線幾乎被磨光。外界對川軍的口碑也一直不好，因為川軍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當於青紅幫組織，也近似於土匪，很多川軍在抗戰以前也少不了做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當，所以外界一直稱川軍為“爛丘八”。但就是這樣一支穿著草鞋單衣，被稱為“爛丘八”的部隊，卻在抗日戰場上屢建奇功，並且組織嚴明，深受讚揚。
出川后，他們一天要走100多里，晚上宿營還要打草鞋。直到到了湖南辰溪才坐上了船。他們只用了24天就走完了這段原本50多天的路程。到達長沙後換乘火車馬不停蹄馳援淞滬戰場。
川軍12日到達上海，13日馬上投入戰鬥，並在頓悟寺重創日軍。第20軍134師402旅804團團長向文彬40多年後回憶：“當時戰場上遺屍遍野，受傷者還在血泊中展轉呻吟，我們便踏著先烈的血跡，勇往直前……只聽到殺聲震天，衝鋒號淒厲急鳴，兩軍交鋒，刀光劍橋影，這真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血戰啊……”
這位向文彬，是川軍用於臨危受命、誓死保衛祖國的突出代表；也就是他，在淞滬戰場上，3個小時內被蔣介石由中校升上校，再由上校升少將。
1937年9月，剛剛從四川徒步跋涉而來的川軍第47軍翻越秦嶺，抵達陝西西安。時值深秋，川軍將士的身上卻仍然穿著草鞋單衣。抵達火車站的川軍將士，還沒來得喘息，便被通知要他們乘火車前往山西抗日前線。川軍士兵就這樣穿著單衣草鞋，揹著“老套筒”迎來了他們出川的第一場硬仗。山西長治，這片土地也許永遠不會忘記47軍178師的將士。在這裡，日軍大量的飛機和坦克，向178師鎮守的東陽關掃蕩。而川軍將士手裡的，是經常卡殼的步槍、迫擊炮。就是憑著這樣的裝備，川軍將士和日軍激戰了兩天。子彈打光了，他們就用磚塊、破槍、拳腳和敵人肉搏。雖然裝備上有著這麼大的差距，但造成了日軍上千人的傷亡。當然，川軍也付出了更慘重的代價，守城的司令李克源、副司令李克淵、參謀長李浩東均身負重傷。未能退出城的數千名將軍戰士與敵拼殺至死。死去的川軍將士大多沒留下姓名。長治的百姓自發地為他們建起了廟宇，供奉起了他們的神位。
這支英勇之師的指揮官正是李家鈺。
李家鈺，1892年出生，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個向蔣介石請纓出戰的川軍將領，也是唯一一個把自己的所有部隊都帶出來抗戰的川軍將領。出川以後，1939年，李家鈺升任第36集團軍總司令。他的部隊從1937年起在山西境內作戰兩年多，擊斃日軍上萬人。也是他的部隊，在1944年主動為其他部隊殿後，掩護國軍其他主力撤退，而這一仗卻使李家鈺的一個主力團損失殆盡，他本人也因為在途中中了日軍第1軍69師團一部的埋伏，於5月21日不幸犧牲。李家鈺成了在戰場犧牲的川軍最高將領，也是抗戰中繼張自忠之後犧牲的第二位國軍集團軍總司令。，6月22日，國民政府追授他為陸軍上將，並頒佈對他的褒獎令。之後，他的遺體國葬出殯式在成都舉行，遺體被安葬在成都紅牌樓。
1937年11月底，在南京保衛戰中，因下屬臨陣脫逃而致使廣德失守，奉命駐守的川軍第145師師長饒國華痛心疾首，為收復失地，親領僅有的一營官兵反攻，最終敵眾我寡，在十字鋪據點被日軍包圍。
日軍不斷派人誘降饒國華。饒國華絲毫不為所動，對僅有的官兵說道：我們要牢記當時的誓言，絕不能在敵人面前屈膝示弱，給中國人丟臉呀！
12月1日凌晨2時許，在郎溪縣十字鋪據點，饒國華舉槍自盡，時間了自己當初的誓言。
1938年3月，山東滕縣，川軍師長王銘章率領的川軍第122師在這裡阻擊日軍的大部隊。同樣是裝備上的巨大落差，同樣是川軍將士的死戰不退，而且在這個時候第122師已是孤軍作戰，支援部隊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到達。面對這樣的情況，王銘章只是告訴部屬“犧牲原為軍人天職，現在唯有犧牲一切來完成任務”。第122師用血肉之軀守住了滕縣整整4天，為國軍部署臺兒莊戰役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李宗仁事後感慨：“若無滕縣之死守，焉有臺兒莊之大捷”。藤縣戰役非常慘烈，除少數幾個人突圍逃出以外，包括師長王銘章在內的第122師的大多數官兵，全部犧牲在了滕縣。李家鈺、王銘章他們都是犧牲在抗戰的戰場上，而川軍的領袖劉湘，卻因為疾病原因，在川軍出川后不久，就病死在了後方醫院中。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聞知他的死訊，異常惋惜，毛澤東發出了“國家失一棟樑，川軍失一主帥”的唁電。從劉湘，李家鈺、王銘章到普普通通的川軍士兵，他們為了民族大義決心離開故鄉，也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他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誓言。
8年時間，四川350多萬軍人出川抗戰，每五六個國軍士兵當中就有一個是四川人，為此在國軍中有“無川不成軍”的美名，他們的足跡遍佈全國各正面戰場，參加過幾乎所有的大型會戰：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隨棗會戰、前後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西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粵湘桂邊區會戰、豫西北會戰……整個抗戰期間，川軍共有64萬多人陣亡，其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均居全國之首。64萬四川兒男把屍骨留在了異鄉。他們的犧牲，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戰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川軍”無愧是中華抗戰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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