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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家立场”头条重磅推出著名学者邓晓芒在史铁生67岁冥寿纪念时的演讲稿。文章深入地探讨了史铁生的作品、思想和哲学遗产，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和思想必将在未来呈现出更高的深度和超前性。
纸本原题《史铁生的哲学》，上周五已经推送史铁生的命运观、生死观和宗教观（点击阅读），今日节选其中谈爱情观、语言观和哲学总体评价的部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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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爱情观、语言观和哲学的总体评价
邓晓芒
爱情观
我在《灵魂之旅》中提出了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就是“纯情”和“痞”。纯情和痞在一般人心中是对立的，纯情那是干干净净的、纯洁的，痞则是龌龊不堪的，我们说的“痞子文学”被很多人瞧不起，满口脏话，痞里痞气的。但是我认为纯情和痞是统一的，说到底是一回事，它们都出自于人的自然天性。在《灵魂之旅》里我按照这样的纯情和痞的结构，分析了史铁生《务虚笔记》里的爱情模式。我分析他的爱情有四种模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情的，女的以O为代表，都用字母代替人，O是最纯情的，儿童式的纯情的爱；男的以L为代表，L也是纯情的，属于贾宝玉式的“多情种子”。痞的方面，男的以Z为代表，就是非常专制，强迫他的爱人服从他、崇拜他，而他自己谁也不爱；还有一个就是，L一旦泛化，多情种子本来从纯情的角度相当于贾宝玉，一旦泛化就成了滥交，就从“意淫”堕落为了“皮肤滥淫”。贾宝玉只是用情不专，他的纯情太充盈了，不满足于一个对象，见到每个好女孩子他都爱；但是如果把用情不专扩展开来就是滥交，就变成了“流氓”。这两者完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前一对爱人是Z和O，一方是专制帝王，另一方是情感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服从帝王，爱情变成了权力支配关系，被支配的一方还感到快感，觉得这就是爱。后一对爱人是L和他的恋人，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爱所有的姐姐妹妹，但每个姐姐妹妹都责备他，说他不专一，他于是成了“天下第一淫人”。同样，L也面临恋人对他的质问，一定要他说出为什么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的理由，最后导致恋爱失败。
这里面隐含很多复杂的东西，一是权力，爱的关系里隐含着权力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所以很多人讲爱情其实是一种政治。张贤亮对这一点体会最深，爱情有一种支配的关系，你爱我，我就有权支配你。再就是性虐，就是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两个爱人之间经常会有一方虐待对方，而对方甘愿受虐的心理，甚至如果不被虐待反而显不出爱来。张炜的《九月寓言》里讲到，小村的婆姨们一天到晚盼望丈夫回来打她一顿，越打她，越说明丈夫爱她，如果有一天不打了，就可能出问题了。再就是滥交，它很可能是出于情种的泛情，不光是专注于一个人身上。因为一个纯情的爱人会觉得，爱情这么美好的东西，何不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于是就产生滥交。史铁生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里面也讲了一个“丹青岛”的故事，一男两女三个人在丹青岛上建立了一个3P的关系，结果是一女被杀，一女失踪，男的自杀，实际上是以顾城为原型。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和谢烨、英儿三个人建立了一个家庭，最后导致顾城杀妻自杀的惨剧。史铁生的小说里反复出现这样一个命题：爱情这样的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要限制在一对一的关系，而不是推广到所有的人？这听起来很符合逻辑，爱情这么美好，理应让所有的人享受到，比如贾宝玉这样的多情种子可以把自己纯洁的爱情推广到所有的女孩子。事实上当然不行，只有上帝的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人，而不会引发嫉妒和怨恨；而现实的人，正因为他永远是有限的，永远是带有肉体的，与自然的身体是不可分的，所以作为灵肉一体的爱情只能是一对一的。你爱这个人就必须连带他（她）的个别特殊的自然的身体，不能完全靠意淫，不能只是精神恋爱。精神恋爱你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人，但在现实中你做不到，你的爱只能专注于一个人身上。现代人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什么叫独立人格？人格Person本身就有“人身”的意思，人的身体，有的又翻译为个人，有的翻成人，有的翻成人格，是指灵与肉的统一体。个体的独立人格才是真正爱情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种爱情固然很温馨，固然也值得怀念，但是有时候结局很可悲。我们看王朔《过把瘾就死》里面的杜梅，那么爱她的老公方言，成天就问他：你爱不爱我？搞得方言烦不胜烦，始终不正面回答。方言觉得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太恶心、太肉麻。于是杜梅趁他一天睡着的时候把他捆在床上，拿刀架着问他你爱不爱我，今天非得说出来。结果方言不说，就把他脖子割破了，出血了。最后方言为了保命就说“爱”，然后送医院抢救，一边送医院杜梅一边哭，说我没想伤他，就是想问清楚他到底爱不爱我。这就非常野蛮，非常痞了。这么强烈的爱情，到最后由于没有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所以导致了非常荒诞的结果。
这一点我觉得史铁生的爱情观有一定的局限，我讲“史铁生的哲学”，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史铁生对道家的评价，我也不太赞同。这里对爱情哲学的理解，我也不赞同。史铁生有一段话说：
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够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之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其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
他认为爱情就在于，一方面是极端的遮蔽、羞耻感；一方面是极端的敞开，对遮蔽和羞耻感的突破，对于自己所爱的人就没有羞耻感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性的遮蔽从何而来？为什么两性之间需要遮蔽？亚当和夏娃最开始并没有羞耻感，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子以后才开始有了羞耻感。他们两个意识到，男女双方相互已经不能够随意进入，而应该保持距离，这是起码的规矩。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就意味着他们进入到了文明社会，而不再是动物了，那么男女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最起码的举止得体。因而这是和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封闭性有关的。性遮蔽，首先它关系到个体灵魂王国的建立。为什么要遮蔽？表明这个地方你是不能随便来检查的，这是我的隐私，我私密的地方。如果谁能够随意进出，那就没有任何隐私了，灵魂的王国就被攻破，就无险可守了，人就成为了物、动物。首先关系到的是个体的灵魂王国的建立，其次，在此基础上，又关系到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风尚，每个人必须是一个人，这个社会才成其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才有它的社会风尚，所以个体的封闭性、不可侵犯性就成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因此性的遮蔽不是生物学上的，生物学上找不出性遮蔽的理由，动物性交为什么一点也不需要遮蔽？表明这不是生理学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比如说婴幼儿就不懂得性遮蔽，羞耻感是教出来的。现在西方很多儿童教育理论都非常强调，从儿童稍微懂事开始，你就要教他（她），人的身体上有几个部分是别人不能随便碰的。中国其实也有，虽然中国不太强调，但是最起码的教育，你得穿衣服，赤身裸体是不能见人的，至少在某些部位你得遮起来。这样到了性成熟的青春期，少男少女才能对性的神秘充满敬畏和好奇，因为你从来没看见对方整个是什么样的，充满着神秘。其实青春期的这种神秘和好奇正是个体人格的觉醒，青春的初恋，少男少女的纯真，希望能够互相敞开的纯真，这是很纯洁的，没有任何邪念，永远也不可忘怀。但这只是爱情的起点，它需要成长，需要超拔出来。当然它永远会激动你，它是非常宝贵的，你不可把它丢弃和遗忘，也不可贬低它，但它只是起点。
与《务虚笔记》里讲到的爱情不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讲了好几对爱情，人们都称它为“爱情小说”。后来村上春树自己出来澄清，说我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成长小说”。实际上是讲的爱情的成长，或者说爱情观的成长。里面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爱情，一种是渡边和他的中学同学直子的非常纯真的爱，几乎不涉及到性，更没有想到结婚和成家，是青春期少男少女之间那样一种自发的朦胧的爱，结果直子由于不愿意长大，怀着对成长的恐惧而自杀了。后来渡边在大学里碰到绿子，又是另外一种爱情，不同于直子的。直子的爱是儿童过家家式的，是不成熟的、一味纯情的爱。纯情的爱有待于提升，从儿童、青少年的朦胧状态提升到成人的爱，提升到具有个体自由意志和个体人格封闭性的爱，那就是渡边和绿子的爱情，双方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又互相吸引。还有鲁迅的《伤逝》，涓生和子君就是纯情的爱，互相敞开，没有任何隐私。把所有东西交给对方，把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寄生在对方的身上。当然这是美好的，初恋、青春期爱的萌发是非常美好的，是大自然的赠品，说明你已经达到性成熟了，已经懂得男女之间的事情了。但是只有通过青春的激情进入到一种独立人格，并且摆脱了未成年状态、摆脱了被监护状态的人，才能够把这种大自然的赠品雕刻成人类最美好的艺术品，那就是成熟的爱情，它可以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神圣动力。涓生和子君的爱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脆弱的，子君最后回到了她父亲身边，伤心而死，涓生则自责不已，抱憾终生。他们的爱情没有成为双方的精神动力，仅仅是单纯和纯洁，是双方毫无遮掩的互相同一，一旦双方把自己彻底交给对方，再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就会成为习惯，是不可能持久的。
史铁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他的中国作家也没有意识到。他很欣赏顾城的爱情梦，在激流岛，三个人在那里无遮无拦，率性而为。但是他也为三个人的结局扼腕叹息。他归结为，在爱情中，当你把自己敞开、交出去的时候，你就赋予了对方支配你的权力，爱情就变成了政治，那么对方甚至就可以支配你的生命。但是这里面的奥秘他没有讲清楚，他仍然觉得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而没有看到这中间的逻辑关联。史铁生和顾城，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把青春期、乃至于儿童期的爱情看成是爱情的全部，看作理想的爱情模式，都企图通过爱情回归到人的自然天性的纯真。1990年代所谓的“寻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寻根寻到什么地方去？寻到原始、古朴、儿童、纯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互相敞开，没有任何个人私密的人际关系。这不是成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作家心目中，人一旦成人就居心叵测，互相防范，他们认为就不对了。史铁生虽然看出青春期的爱情往往是悲剧性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村上春树对爱的理解。在村上春树笔下，渡边和绿子是两个不同的人，互相都有私密的东西，不一定全部敞开，但是互相尊重对方，尊重对方是一个封闭的个体，在这个基础上去寻求爱的相遇。
除了村上春树以外，还可以参看萨特的一部小说《恶心》，里面洛根丁和安妮也是一对恋人，应该说他们双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几乎都一模一样，用今天的话说“三观”非常对得上，一方想到什么，对方马上就想到了，甚至对方还没有说出来，这一方就帮他（她）说出来了。但是最后安妮还是离开了洛根丁，她说，既然我想到的东西你都想到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呢？萨特这样处理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这种恋人追求的是独特性、个体性。人必须有一点跟对方不同才能吸引对方，如果什么都跟对方一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连话都不想说了。我们说老夫老妻在一起时间长了，有“夫妻相”，这在萨特眼里就不对了，爱情得有差异，有意想不到，有新的惊喜。我们很奇怪，西方人在相爱中为什么那么喜欢新的惊喜，希望爱情的对方表现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方面，希望天天都有出其不意的浪漫，这个爱情就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全在对方的预料和掌握之中，这个爱情就没有什么味道了。这种爱情观显然应该是史铁生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爱情应该建立在个体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而且这也是解开史铁生的困惑的一把秘钥。中国式的爱情，男女双方在一起总是从最初的一种纯情，完全的交出自身，互相寄托自己的心灵，最后却变成陌路，甚至变成敌人，最后导致失败。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史铁生没有深入到的，不光是史铁生没有深入到，我认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基本上也没有深入到。所以《红楼梦》里那些女孩子只在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场景里出现，一旦年纪大了，人老珠黄，就失去了光彩，老大嫁为商人妇，就没有灵气了。《红楼梦》是最典型地把爱情局限在青春期前、顶多是青春期中间的阶段，把它看作是爱情的全部。过了这个阶段，再不能理解还能有什么样的爱情，如果有白头偕老，也只是勉强在维持，再没有激情了。所以经常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甚至爱情根本就是谎言，根本不存在爱情。其实中国确实不存在那种成熟的爱情观，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学习怎么样爱。
史铁生说：“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吁完整。”这是他对爱的理想模式，即儿童式的爱情。只有在儿童式的爱中才是人的软弱的时刻，必须求助于他者，不论是求他者施予，还是求他者参加，总之是要求人家，因为自己一个人太孤独，不完整。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中，所谓“剩女”就不完整，就要呼吁有一个人给她完整。这的确是片面、幼稚的爱情观，真正的爱需要双方人格的独立，是两个完整的人格互相吸引，而不是互相依赖。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就是这样，她和海尔茂两口子，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应该是一对模范夫妻，她的爱人对她百般迁就、体贴，想尽办法让她快活。只是因为后来娜拉为了解脱海尔茂的经济困境，自作主张代他签名，使得海尔茂陷入法律纠纷，所以他才翻脸，暴露出他视娜拉为家庭中的玩偶，所以这出戏叫作《玩偶之家》。虽然后来海尔茂试图与她重归于好，但是娜拉不干，毅然出走。娜拉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光需要宠爱，更需要尊重。鲁迅的涓生最后在痛定思痛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子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他们人格的觉醒还只限于经济独立，鲁迅后来讲：“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归咎于她经济上不独立，认为出走不是个办法。这个太表面了。经济上不独立当然也是妇女没有尊严的一个原因，但也不光是经济上不独立，更深的原因是人格上不独立。人们总是想用爱情把对方一网打尽，把对方变成物品。萨特讲过，施虐狂和受虐狂是双方都想把对方变成物，但是人心不是物，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无底深渊。所以真正的爱应该是对双方的互相探索之旅，一旦探索到头，就是爱的终结了。所以真正的爱需要的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向对方敞开，而是要有一定的隐私。完全敞开就成了专制，你把自己完全敞开给对方，你就对于对方有了某种权力：我这辈子都交给你了，你就该对我怎么怎么样，就像杜梅。或者对方也对你有了权力：你的那一套东西都在我的掌握中，我就可以对你随便处置，你逃不出我的掌握，就像Z。这都是把对方没有看作是一个人，而是看作是一个物。这正是我们的爱情观中有待提高的观念，不光史铁生在这方面深入不够，而且中国人至今都有待提高，中国人正在学习怎么去爱。
语言观
史铁生的语言是最纯净的语言，我称之为“逻各斯”。逻各斯在希腊语中本来是说话的意思，话语的意思，古希腊人特别重视话语。中国人不重视话语，中国的儒道释都不重视话语，都是把语言、把说话看得微不足道，认为那只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诚心、有情感、有体验、有顿悟，这些都比说话重要得多。古希腊城邦民主社会就是靠语言而得以生存的，因为他们是商业民族，要和人打交道。不光是贸易，而且是政治，城邦的政治就是靠语言，靠政治家通过自己的巧舌如簧去征服民众，大家才能把他选为首领。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语言，对语言有一种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就是逻各斯。其中特别是对语法、修辞、逻辑这些问题，在古希腊很早就有很深的研究。他们一般把逻各斯从日常语言提升上来，提升为神的语言。像赫拉克利特说的，“神圣的逻各斯”，它代表神、规律、必然性、不可逆性，逻各斯有神圣性。
史铁生特别重视语言，你们看《务虚笔记》里很多地方都谈到，语言不是可以随便对待的。用日常的话来说很普通，就是说话要算话，你说了就得按照去做。你说过我爱你，结果你又背叛了，那你就不是个男人。小说里讲到F，F的爱情就是这样，好的时候如胶似漆，已经爱得很深了，但是F的父母嫌女方出身成分不好，强行命令他断绝关系，他只好服从。后来女方N到他这里来质问他，说你说话到底算不算话，你跟我说过什么，结果这个男的一声不吭，只知道哭。N就给他丢下一句话：“你的骨头里没有男人。”说话要算话，这看起来和我们日常理解也差不多，但是里面蕴含着对语言的至高无上的尊重。说话不算话不是个人品格上的小毛病，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问题，你把什么东西看作是最需要尊重的、至高无上的。从这样的逻各斯出发，逻各斯就不但是指语言，而且包括里面的逻辑，以及由逻辑所建立起来的可能世界，应当的世界。西方的逻辑为什么这么发达，就是从这里来的。应当说，史铁生尽管在爱情观上还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但由于他对语言和逻辑的强调，对爱情中言行一致的强调，而准备好了超越到成熟爱情阶段的基础。但这种超越还有赖于语言悖论的发现。
只有当语言提升到纯粹的逻各斯，才能发现语言的悖论，才能发现语言本身是有悖论的。语言有悖论，说明语言不是一件到处适用的工具，而是有它自身的生命，它会否定它自身。史铁生举了两句自相矛盾的话，第一句：下面这句话是对的；第二句：上面这句话是错的。你到底相信哪句？相信哪一句都会反过来否定自身。这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悖论。用在日常生活中，史铁生得出这样一个公式。第一句话：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第二句话：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这也是一个悖论。我本来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是我的一个印象，但是所有的印象加起来才成为我，才是我。这些都是否定性的语言、悖论式的语言，但是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高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世界观，这种高于世俗的世界观就是《务虚笔记》里讲到的可能世界的原则。从可能世界的眼光来看，男人不是天生的，男人是用语言造就的；而造就男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出他“不是个男人”这个事实。当然这个男人主要是中国的男人，他只有世俗生活，而没有可能世界的生活。但是，当他说出来“我不是一个男人”，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是一个男人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了“是一个男人”的可能世界。这是语言上的悖论，但是事实上它表现了，在现实生活中男人在通过语言造就着自身。他对自己“不是男人”这样一个语言上的事实有了反省，有了语言上的反省，从而建立起了他成为男人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西方哲学家说的一句话：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语言没有人格，语言怎么能够说人？因为语言把人引向可能世界，语言本身构成一个世界，它有它的逻辑，它有它的关系。虽然这个关系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都乱来，都不遵守，但是它是可能世界，可能世界高于现实世界，可能世界使现实世界中人的人格独立起来了。
我在《灵魂之旅》里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只有在可能性中，一切悖论才迎刃而解。……在单纯现实中，悖论是不可解的，人与人，人与自己，现在与过去、与未来都不相通。然而在可能性中，一切都是通透的。
正因为人是可能性，才会有共通的人性、人道，才会有共通的语言，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想通过现实性来做到这一点的人，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性来沟通人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人的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
现实中的悖论只有在可能世界里才是可解的，很多作家都不明白这一点。例如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悖论，但却没有找到走出悖论的道路，而只把这种悖论理解为一种“性格”上的孤僻。史铁生则是通过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可能世界来解除悖论，当悖论的一方存在于现实中，另一方则置于可能世界中，这种悖论就不再是悖论，而成了一个人的人格结构的内在张力。现实中作为“我的印象的一部分”的我，被理解为可能世界中作为“我的全部印象”的我的一种表演。在史铁生的作品里，除了《务虚笔记》外，还有很多作品都强调戏剧、表演、虚拟式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可能的世界高于现实世界。戏剧可以指导人生，表演人生，或人生本质上就是一场戏剧，它的剧本，就是那个由语言建立起来的可能世界的笔记。
这种对语言极高的推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儒家是对语言抱怀疑态度的，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天何言哉”，天是不说话的，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道家则是“天道无言”“得意忘言”，对语言更加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老子》五千言是被逼出来的，老子本来没什么著作，据说他出关的时候，守关的人逼着他说，你必须给我写出来，不写出来不让你出关。他没办法，最后写出了五千字，但到处暗示说，不要相信我写出来的这些字面上的东西，要去体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禅宗更不用说了，禅宗的语言完全是语言陷阱，就是诉之于你的顿悟，你要是悟不过来，那活该。儒、道、禅都不重视语言，更不重视语言的逻辑。中国只有墨家有点形式逻辑，但是在《墨经》里面讲完了形式逻辑的各种类比、推理、归纳，最后却加上一句：这一套东西“不可多用，不可常用”。一种逻辑思想不可多用、不可常用，只能视情况而用一用，那还有什么逻辑！没有逻辑你就很难构建虚拟世界，一个可能世界。
在当代文学理，像王朔也谈到语言，《动物凶猛》里面，讲到某一个场景时他突然打住，说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刚才说的内容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回事，都是骗你们的。但是没办法，我小说还得写下去，现编现卖，下面我要继续骗下去了，你们听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也说，现在通行的语言和十几年前的语言完全不同了，有些词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他的这个词典不像我们的汉语词典是固定的，它随时在变，过几年又得编一部全新的。语言是不可规定的，因此可以为一切坏事提供庇护所，语言本身才是罪魁祸首。史铁生的功劳则在于首次充分展示了纯净的现代汉语的犀利和美，以及开拓人的可能性、开拓人的自由想象空间的巨大的能力，这就是现代汉语的逻辑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雅简洁的美感。要注意这里说的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言文已经死了。当然我们还用它，因为它是我们汉语的源头，有时你还得读一点古代汉语，但是读古代汉语只会引起我们的回忆，加深我们的修养，但本身不会有开拓性。只有中西文化杂交出来的现代汉语才具有这种跨越文化的覆盖力，才能建构起一个超出现实存在之上的可能世界来。
总体评价
写作在史铁生那里不是用来塑造他人的，他说：“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史铁生写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我”贯穿他所有的人物，这个我不是张三、李四，而是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自我”。康德说，我的一切表象都是我的表象，我的所有的意识里都有一个“我”。在史铁生那里，这个我“经过”史铁生，“经过”他的人物，O、W、R、F、L也好，老瞎子也好，丁一也好，都是由一个普遍的“我”经过的。周国平讲，史铁生是天生具有哲学气质的作家。我理解这种气质就是自我反思的气质，他在任何人身上都反思到自己。自我反思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对人性的洞察，是为人类忏悔，它的空间极为高旷。史铁生坐在轮椅上，他只能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生活。他对形形色色人的内在灵魂的敏锐把握，都是建立在对自己瞬间一闪念的迅速捕捉之上，都是“我”的内容。他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灵魂的变体，或分身术。他写了那么多人，归根到底，所有的人都是他，他是他所有人的总和，这是他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史铁生是一个深入到了基督教精神的作家。有很多作家都涉及到基督教，但是没有几个人认真对待。像莫言也谈了基督教，莫言的《丰乳肥臀》也讲了基督教，基督教神父和里面的上官鲁氏生了一些杂种孩子，尤其是上官金童已经有点忏悔精神，但还是没有深入到基督教精神的内部。史铁生虽然并没有入教，也不想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具备了对彼岸的精神性的信仰。由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他表现出超常的大爱和大悲悯，使从不务虚的读者感到震撼。中国人从来不在超越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生活，史铁生之所以有所不同，除了天生的敏感气质之外，与他的残疾也密切相关。是残疾把他逼到了生死的边界，没有这种逼迫，中国人不会考虑生死的问题，更不会考虑死后彼岸精神的问题。残疾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剥夺了他说一切大话的可能，没有什么大话可说，你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说什么。而他的本能的求生意志把他从困境中强行拖出来，从彼岸世界中获得了精神生活的动力，使他成为精神上的强者，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第三个特点，他有极其清晰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也是和他在轮椅上长期封闭在内心世界中进行马拉松式的自我对话分不开的。他的理性思维犹如柏拉图的对话，我们知道，柏拉图所有的著作都是对话，一篇又一篇，都是带有戏剧性的，有几个演员角色在那里对话。我猜想，史铁生每天都在上演内心的《会饮篇》。《会饮篇》是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写得最漂亮、最精彩的一篇。实际上史铁生是自己在和自己辩论。他善于写对话，特别是长篇对话，这种对话不一定是两个人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也包括内心的独白，他的内心独白其实也是对话。他是在自己对自己反驳、否认、辩解、置疑，提出问题等等，都是对话的方式，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独白实际上是对话。他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就是这些对话。中国作家近四十年对语言问题开始有了重视，很多人在小说里大谈语言，但他们没有试图用语言来建立一种世界的逻各斯，他们总是想回到原始，回到本根，回到儿童，回到幼稚，回到古朴，那就没有逻各斯。他们都不知道语言拿来有什么用，只是谈谈而已，很多还局限于中国传统蔑视语言的既定框架内。他们的语言里很少有史铁生那样严谨一贯的逻辑。
第四个特点，史铁生的作品中爱情占了题材的大部分。严格说来这不算他的特点，人们说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也是爱情小说，《红楼梦》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都只谈爱情。但是《务虚笔记》和《红楼梦》相比仍然看出明显的差别，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表现了“心灵和心灵的冲突”。我把文学冲突划为四大主题，一是“现实和现实的冲突”，文学都是表现现实冲突的，这是比较低层次的；二是“心灵和现实的冲突”，已经是比较高层次的了，中国文学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冲突；只有《红楼梦》才开始表现第三种冲突，即“心灵和心灵的冲突”。《红楼梦》里的少男少女和现实离得很远，他们都是贵族公子、小姐，不需要为衣食发愁，也不走仕途之路，就是谈爱情，这是《红楼梦》迈出了第一步。但是《红楼梦》还没有把“心灵的自我冲突”作为主题，这样的冲突是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完成的。文学冲突的四大主题，《红楼梦》是第三主题，《务虚笔记》是第四主题，《务虚笔记》把心灵的自我冲突当作根本的主题，包括心灵和心灵的冲突，在他这里也成了自我冲突，因为所有人都是同一个“我”，所有人物的冲突都是“我”的自我冲突，自相矛盾。史铁生完成了这样一个飞跃，就是把爱情写成了心灵的自我冲突，从此把中国的爱情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当然，他的自我冲突在他那里还只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分庭抗礼，一个是务实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务虚的理想世界，还没有建构起爱情的成长历程，没有把爱情从儿童和青春期纯情的理解、互相敞开的理解，提升到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成人的理解。他还停留于语言的悖论，无法由这种成人的理解解开纯情之爱为什么总是走向蛮痞的症结。但他毕竟为这种成熟的爱情的形成准备了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理念上的可能世界，他把爱情拉到可能世界里来谈，这就为成熟的爱情准备了前提，也就是为完整的独立人格的形成准备了前提。
总而言之，史铁生在中国作家中是对以上哲学问题思考得最全面、最深入的一个，也是以他的文学天赋表现得最生动、最具震撼力的一个。但是对中国的读者来说，他是不容易读懂的，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仍然模糊，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思想的威力，但是不知道如何评价他。但是从未来看，我认为他的作品必将逐渐呈现出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超前性。
（本文系邓晓芒教授在史铁生先生67岁冥寿纪念会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邓晓芒，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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