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收录了一组云南摄影家熊建华摄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明的老照片，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摄影漫谈，一起回味黑白记忆下的老昆明味道。
传统手工冲洗黑白胶卷，洗印放大黑白照片，被终结在二〇〇七年的年头。
二〇〇六年的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天气阴冷，还下着绵绵阴雨。夏老师就披着雨衣骑着单车，拖来了一个上海产的八寸印相箱和一个可调变光的暗室灯给我，说这些都不再用了，家里还有放大机和其他一些放大黑白照片的东西，叫我有空去拉。
二〇〇七年的第一天，跑黑白相的小弟来结前一个月为我们洗黑白相的费用，三个月的总金额为一百五十元。小弟说从今年开始，不洗黑白相了，现在数码技术越来越先进，黑白底片扫描一下就可以扩黑白相，手工冲洗的相片越来越难接，已经维持不了了。
小弟是沙朗乡人，这一年十六岁，人很机灵。以往每天傍晚他都会骑着一辆自行车，脸蛋红彤彤的出现在店门口，大声问：“给有黑白相？”后来熟了，就大喊一声：“黑白相。”
我们也在里面大声回应“有”，或是“某的”（昆明话“没有”的意思——编者注）。小弟一趟要跑好多相馆，西到马街，北到黄土坡，西郊大大小小几十家相馆几乎都跑遍了。每天早晨，我们还未开店门，小弟就已经把昨晚拿去的底片洗成的相片从门缝下面塞了进来。这些年，一到乡下杀年猪时节，小弟都要喊我们去吃杀猪饭，每年桃子成熟时，也要喊我们去扯桃子，尝新鲜。
二〇〇七年的第三天，夏老师的家门口，一台海鸥61-1型放大机正捆绑在我的电动轮椅支架上。随后，夏老师又陆续搬出放大尺板、定时器、竹子、裁刀、罐子，还有一袋袋显影粉、定影粉，塞满轮椅车的每个空隙。夏老师说这些东西不要钱，是送给我的。
我说，洗黑白相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吗？希望有一天能有个大一点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陈列出来，让人来体验一下手工洗印照片的乐趣。夏老师没有答话，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这次是决心和这些东西分手了。
老顺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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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老师曾经痴迷摄影，曾在全国摄影大赛，以及各种赛事中多次获奖。他给我的这些东西中，有个用红色有机玻璃做的135片卡，三十五毫米的小框做得非常工整，框两边已被胶卷拉出无数细小的银丝，可见这些东西曾陪伴夏老师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日日夜夜。
如今，夏老师依然痴迷于摄影，可再也不拍风花雪月的照片。他在电脑上给我看过英国CCP在赤道新几利亚拍摄的关于热带雨林的记录片。片中有一个细节，一位摄影师为了拍摄两只小鸟跳舞的镜头，竟然在雨林的掩体中蹲了一百多个小时。看着这些气势非凡的画面，夏老师说，这才是摄影。
虽然黑白暗房的时代就这样无声地过去了，但筹建我家那个“黑白暗房”的事就如同昨天才发生。那时星星才有八个月大，还不会走路，我们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彩扩接件店，愿意把黑白相给我洗印。我们在卫生间里搭了一个木架，用黑纸把窗户遮严，买来相纸药水就开始洗印照片了。虽然每月只是十多二十块的收入，但在当时已经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状况。
有好多次，夜里十一点多，我们都睡下了，彩扩接件店的老奶奶，有时是个老头子，又会送来一张底片。听见敲门声我只得又起床，穿上衣服配药水，有时还要裁相纸、印相、水洗、烘干，折腾半天就为了印两张半寸的证件照。尽管这两张照片只能收入两角钱，但对于我们一家来说，有活干才是最大的快乐，因为那时，即使是买两分钱的葱都要考虑，买后回来还要仔细记帐。
我们在家里阳台上照相，开始也是照黑白的，每天晚上要等星星睡下后，我和丽琼才能在一个多平方米的卫生间里放大黑白相。要放大二十四寸的照片，小的放大机不够高，只能把它摆在洗衣机上，用一叠书压住底版，然后把机头调转过来在地下放。显影盆摆在卫生间门口，用两个红灯泡，一个在卫生间里面，一个挂在卫生间门口，放完定影后，又把放大机收了，把洗衣机搬开，才能漂洗照片。
经常要做到凌晨三点，有时是四点，才把照片挂好去睡觉，那种辛苦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有时孩子在床上哭，小王手上浸满药水，不能马上去抱孩子，等把手冲洗干净去抱孩子时，床上已经湿了一大片，有时孩子已经掉到床下去了，不停地啼哭着，我们也顾不上去管他。
冬天温度太底，显影时间长，照片会发灰，我们就用两个热水袋放在显影盆下，如果没有摆稳，一盆显影水全打翻了，又是好一阵忙乱，可心里却没有半分怨气。这是为什么，现在难以搞懂。
黑白相，我永远的情怀。黑白相的时代终结了，但黑白相的情节就像一盏永不灭的灯，一直照耀着我的心底，鼓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心态平和地面对，勇敢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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