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1963年為白蕉先生所繪小像
第十講 碑與帖
書學上碑與帖的爭論，是遠自乾嘉以來的事。提倡碑的攻擊帖；喜歡帖的攻擊碑。從大勢上說，所謂“碑學”，從包慎伯到李梅庵、曾農髯的鋸邊蚓糞為止，曾經風靡一時，佔過所謂“帖學”的上風，但到了現在，似乎風水又在轉了。
從主張學碑與主張學帖的，兩方面互相攻擊的情況來說，在我看來，似乎都毫無意義。為什麼說是毫無意義呢？且待後面說明。現在我先從碑、帖的本身講碑、帖。在這裡，我們得弄明白什麼叫做碑？什麼叫做帖？碑與帖本身的定義和其分野在哪裡？
（一） 碑：立石叫做碑；以文字勒石叫做碑。碑上的字，由書人直接書丹於石，然後刻的。包括紀功、神道、墓誌、摩崖等種種石刻。
（二） 帖：古代人沒有紙，書於帛上者叫做帖。帛難以保存久遠，因之把古人的書跡，摹刻到石或木上去的叫做帖。在此，書與刻是間接的。包括書牘、奏章、詩文等等的拓本。
普通講到書法的類別，是以書體為單位的，如篆、隸、分、草、正、行；以人為單位的，如鍾、王、歐、顏等等；在沒有寫明書者的年代的，是以朝代為單位的，如夏、商、周、秦等等；也有以國為單位的，如齊、魯、楚、虢等等；還有以器物為單位的，如散氏盤、毛公鼎、齊候罍、萊子侯碑、華嶽碑、乙瑛碑等等。以碑帖來分優劣，以南北來分派別，這在書學上是一個新的學說。
原來尊碑抑帖，掀起這個大風浪者，是安吳包慎伯。承風繼起，推波助瀾，尊魏卑唐的是南海康長素。包、康兩氏都是舌燦蓮花的善辯者。包著有《藝舟雙楫》，康著有《廣藝舟雙楫》，其實兩楫只是一楫。這兩部書，影響書壇可真不小。但是，發端這個議論的，卻並不是安吳，而是儀徽阮芸臺（元）。而阮氏的創論，又未始不是因為受到王虛舟“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一語的暗示。若再追溯以前，如馮鈍吟雲：“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趙文敏雲：“晉、宋而下，分而南北。”兩氏雖有南北之說，但含糊籠統，並無實際具體的議論。阮氏是清乾嘉時的一個經學家，而以提倡學術自任，著述極富，刻書尤廣。亦能書小篆、漢隸，相當可觀。他始有《南北書派論》及《北碑南帖論》兩篇文章（揅經室三集卷一）。清代的學術考據特別發達，當時尤其是古文字學，更為進步。因此，從古碑、碣、鐘鼎文字中發現新義，其價值正足以彌輔正史經傳某些不足之處。阮氏既是學經大師，又留心翰墨，眼見自明以來，書學囿於閣帖楔序日漸衰落，而清代書法，聖祖（即康熙）酷愛董香光，臣下模仿，遂成風氣。至乾隆皇帝，又轉而喜歡學趙子昂字，他本身既寫得一般惡俗氣，而上行下效，一般號為書家的書法，專務秀媚，絕無骨氣，實在已到了站不起來的時候。以振弊起衰為己任的阮氏，既有所觸發，思為世人開拓眼界，尋一條出路，於是寫了《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兩文。這兩篇創論，就好比在重病人身上打了一針強心劑，又替病人開了一帖用巴豆、大黃的藥，使庸醫刮目相看。論兩篇文章的本質，原是考證性的東西。是他就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發展，作為研究性的嘗試論。可以說，他是很富於革命性的，這實在是有所見，不是無所謂的。本來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他儘管提倡碑，但他的精神，則全是在學術上，豎立新學說的一種學者態度。現在先摘錄兩篇文章的論語，以便加以探討。
《南北書派論》：
“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與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
“南派不顯於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
“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
“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
“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為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
“梁代王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學其書，故其子太宗，亦愛好王羲之書法也。”
他的《北碑南帖論》裡說：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託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為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
“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 東晉民間墓磚，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 同時他又說：“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響壁虛造。”“北朝族望質樸，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破體太多，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
他又承認：
（一）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
（二）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可見他的碑帖長短論，說得非常開明。不過，我們從這兩篇文字中看來，他的南北分派立論，不論從地域上，或是就人的單位來說，他作的系統的說法不能圓滿，恐怕事實上也無從圓滿。而且會越弄越糊塗的――因為地與人的分隸與各家書品的分隸，要由南北來劃分得清清楚楚，其困難極大，甚至不可能。正和其它學術方面，得劃分南北派，或某派某派差不多。我們試就碑帖的本題來說，比方拿顏魯公的作品來講，《家廟碑》、《麻姑仙壇記》、《顏勤禮》等，是碑；《裴將軍》、《爭座位》、《祭侄稿》、《三表》等，是帖。就人說，他是山東人，屬北派；就字體說，他的字體近《瘞鶴銘》，應屬南派。現在姑且不談魯公，即使在阮氏自己兩文中的鐘、王、歐、褚諸人，他們的分隸歸屬不是已頗費安排，難於妥貼了嗎？至於他說到帖的統一天下，是歸功於帝王的愛好，這也僅是見得一方之說。固然帝王的地位，可以使他有相當的影響，但我覺得書法的優劣和書體，在當時的流行是主要的影響。右軍的書跡，為歷代所寶，唐宋諸大家，沒有一個不直接、間接淵源於他。《淳化閣帖》一出，影響到後來的書學。但王帖的風行和他之所以被稱為書聖，決不是偶然的事。一方面是王字的精湛，如羊欣論羲之的書法說是：“貴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眾長，備成一家。”這樣的稱讚，似乎也決與親情無關。另一方面社會上應用最多的，不消說是正書和行書。而正、行的極詣，又無人否認是王字。所以王字的盛行，亦自屬當然的趨勢，初未必由於帝王的愛好。誠然，我相信以帝王的地位而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也可以風靡一時。但是，說因為帝王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便要永為世法，那我覺得是可疑的一件事。
阮氏之說開了風氣後，到了包、康二人，索性樹起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旗幟來。他們雖然都祖述於阮氏，但是已經走了樣。他們二人的學術，既頗粗疏，態度又很偏激，修辭不能立誠，好以己意，逞為臆說之處很多。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終欲以石工陶匠之字，並駕鍾、王。如慎伯論書，好作某出自某的源流論，說得似乎探本窮源，實則疏於史學，鑿空荒謬。長素把造像最惡劣者，像齊碑雋修羅、隋碑阿史那，都贊為妙絕。龍門二十品中，又深貶優填王一種，都是偏僻之論。
為什麼說包、康二人尊碑抑帖的最大論證處，祖述於阮氏呢？阮氏怎樣說的呢？在他的《南北書派論》中有一段：“宋帖輾轉摹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跡，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
本來世人厭舊喜新的心理，是古今未必不相及的；以耳代目的的輕信態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腦子的人所相同的，所以其實是屬於一種研究性的文字，人們便信以為鐵案。阮氏的兩篇文章，大概慎伯、長素，讀了以上幾句，未加詳細研究，一時觸動了靈機，便好奇逞私，大事鼓吹，危言阿好，而後人又目為定論。其實關於閣帖的謬誤，治帖的，如宋代的黃思伯便有《閣帖刊誤》，清代的梁山舟有《淳化秘閣帖考正》，都在阮氏之前，阮氏當然都已經讀過了。至於碑的作偽與翻刻，本來就和帖的情形一樣。而拓本的好壞，那是治帖的人和治碑的人都同樣注意和考究的。
為什麼說包、康二人的修辭不能立誠呢？因為很稀奇的是，他們叫人家都去學碑、學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樂道的卻正是帖――見《述書篇》（慎伯）、《述學篇》（長素）那豈不是正合著俗語的所謂“自打嘴巴”麼。
我往年讀慎伯、長素的論著，頗欲作文糾謬。後見 朱大可君有《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一文（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二號《中國美術專號》）真可謂先得我心，那篇文章，實在是有功於書學。他的論證非常切實，原文相當長，這裡不引述了。諸位研究到這個問題，那正是一篇重要的參考資料。
我對於碑、帖的本身的長處和短處，大體上很同意阮氏的見解。因為我們學帖應該知道帖的短處；學碑也應該明白碑的短處。應該取碑的長處，補帖的短處；取帖的長處，補碑的短處。這正是學者應有的精神，也是我認為提倡學帖的和提倡學碑的，互相攻擊是毫無意義的理由。對於如何比較兩者的看法，我認為：
（一） 碑與帖本身的價值，並不能以直接書石的與否，而有所軒輊。原刻初拓，不論碑與帖，都是同樣可貴的。
（二） 碑刻書丹於石，經過石工大刀闊斧的錐鑿，全不失真於原書毫釐，也難以相信。
（三） 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書法很多不出書家之手，或者竟多出於不甚識字的石工之手。
（四） 取長補短，原是遊藝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發展。
因此，我認為碑版儘可多學，而且學帖必須先學碑。碑沉著、端厚而重點劃；帖穩秀、清潔而重使轉。碑宏肆；帖瀟散。宏肆務去粗獷；瀟散務去側媚。書法宏肆而瀟散，乃見神采。單學帖者，患不大；不學碑者，缺沉著、痛快之致。我們決不能因為有碑學和帖學的派別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筆抹殺。六代離亂之際，書法乖謬，不學的書家與不識字的石工、陶匠所鑿的字，正好比是一隻生毛桃，而且是被蟲蛀的毛桃。包、康兩人去拜服他們合作的書法，那是他們愛吃蟲蛀的生毛桃，我總以為是他們的奇嗜。
白蕉先生的《書法十講》稿，已經整理上傳完了。這十講，我盡力保持原著的文字和語言風貌，還原歷史。我的良心告訴我：歷史應該是真實的。
有時想想歷史上所發生的、或是身邊發生的社會現象，既感到有些可笑，又有點納悶。比如說《易經》，本是中國歷史上一部偉大的著作，而國人卻用它來算命。信奉道教的人們，最熱衷的卻是煉丹，老是想著修煉成神仙，長生不老，結果卻因中毒身亡。佛教的本意是勸人為善，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變得像是在做生意，而且以小博大，成本低、又省力：只須在泥塑木雕的佛像前，上點香燭，誠心誠意的磕幾個頭，便可換取更有價值的心願。雖然看上去總覺得有點一廂情願，但信徒們卻總是說：“心誠則靈”。儒家的始祖孔老夫子，千百年來被歷代帝王捧到了天上，諡號長到連讀起來都累，不要說是想記住了。權貴們尊孔，既很體面、又很有理；又能把人管得服服貼貼，真是有手腕。但孔老夫子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時期，則變成了另一種稱手的工具。老人家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說他是頭號階級敵人。但事情的發展，往往帶有戲劇性，不出三十年，雖然沒有中央文件正式“平反”，但在講壇上，他老人家已經成為超越蘇格拉底和耶穌的第一聖人；《論語》亦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孔廟的香火也格外旺盛起來。很難想象，孔老夫子在天上，他是在哭呢還是在笑。火藥原是中國人的發明，但國人用得更多的地方，是喜慶和宗教。傳到國外，卻成了火炮。洋人反過來用它敲開了封閉千年的中國大門；用它逼著中國皇帝，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人民遭殃－一部近代血淚史。但國人對這樣的歷史現象，心平氣和地用很雅的文字來總結：“花開在中國，果結在外國。”古人云：“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是該靜下心來，用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認真研究、總結中國背景文化的三根臺柱－道家、儒家和釋家中的精髓；深刻反省其中糟粕的危害性。魯訊先生是敢於解剖這些糟粕的勇士；臺灣作家柏楊也是一條好漢，他曾寫過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亦頗為精彩。這些先哲們留下寶貴的精神遺產，即使到了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它們仍然有著不可估量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能用來充實人們的精神世界。對建設和諧社會，同樣有著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
有位學者說得好，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科學技術上落後，就有被敵對勢力從外部攻破的危險；而一個國家和民族，若缺失人文精神，則不攻自破。
有一個問題，很久以來，一直在困擾著我：“究竟什麼是文化？”古人說得很明白，文化就是教化，說得好。但時代在發展，用現在的理念來看，我猜想，文化從定義上講，應該是指導人類社會正常發展、走向更文明的思想體系，其核心是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它應該有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知識體系。它的發展，從年代較近的來說，經過工業革命、產業革命、信息革命，即將進入的，可能是生物基因時代，或者是能源革命時代。科學技術，把人們從原始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但因為人性的貪婪，它同時又不斷地在觸動著人類倫理、道德的底線。現代社會中的墮落、貪汙、腐敗現象似乎是愈演愈烈了，真是窮得只剩下錢了。又因為科技的發展，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報上就報道了蘇聯的核武器，能毀滅地球五十次，而美國則達到了四十九次。隨著人類和其它生物基因的破譯，克隆技術的不斷完善，正在正面挑戰著人類倫理和道德的底線。因而，人類的精神體系就顯得更為重要了。其二就是人類的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徳，它是規範人的行為凖則。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有思想、有追求，人生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而思想恰恰是指導行為的本源。
藝術是思想、文化的載體，是一種娛樂，小道也。孫過庭也說過：“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況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但它的作用卻是巨大的。它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娛樂人們的同時，潛移默化地陶冶著人們的性情，改變人們的思想理念。所以，我總以為，評論藝術的標準有三條：（一）觀賞性。（二）藝術性。（三）思想性。有觀賞性是起碼的條件，而同時具備了藝術性和思想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才更有力量，才有它正面的、積極的社會意義。而真正的藝術，源於生活，源於真、善、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把社會責任作為己任。
小時候總聽老輩們津津樂道於：無論學什麼，都必須先學會做人。總覺得一頭霧水，可又覺得，既然老輩們都這麼說，總有它的道理。現年逾花甲，都明白了。可惜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到了出塵世的時候了，人生是無法從頭越的。李白在他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中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豪放而又深刻。有人說，此話有些悲觀和消極，但我以為，它向人們道明瞭一個嚴酷的現實：人生苦短；人是緲小的。我常想，如果每個人都能在短暫的人生中，為後人留下些積極的、正面的、有益的精神財富，那麼，人生再短暫，他的生命是充實的，是有意義的，輝煌的。和諧社會就不會是太遙遠的理想。
讀先生的《書法十講》稿，最讓我感動的是先生的治學精神；最精彩的章節是第九講《書髓》。他為熱愛藝術的人們，指出了一個方向：想要在藝術上到達上乘的境界，除了要加強你所喜愛的門類之外的修養，更重要的是，提升你的思想境界。
庚寅仲春·民生敬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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