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儒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中能够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实在不多。既能经世致用，又能正合奇胜，这是超乎寻常的内圣外王的标准。王阳明先生即是这样一位圣人，他为其后的君主和名臣所推崇，以至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和东亚思想史上产生了长达500年的影响。
李克
近日，崇贤馆馆长李克进行了《阳明心学》课程的第八讲，主题为“阳明后学及阳明学的影响”。李克先生首先梳理了前面七次课程的基本内容：王阳明其人、王阳明其学（上）学理与源流、王阳明其学（下）实践、王阳明其书。本次课程，李克先生重点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什么是阳明后学？包括天泉证道、“王门八宗”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后人的反思；二、阳明学在东亚地区的影响。特别是朝韩阳明学、日本阳明学的发展、中国近世阳明学；三、阳明学在教育中的实践与呈现。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读经教育（含《尊经阁记》）。
天泉证道——郭有河为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创作
一、什么是阳明后学。
天泉证道的分野端倪与阳明先生的叮嘱、阳明后学的八个流派、阳明后学流派划分的依据、阳明后学何以形成多种流派，李克先生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什么是阳明后学。把钱德洪（绪山）、王畿（龙溪）对阳明学继承的特点铺陈开来，钱德洪重功夫，而王畿重本体，钱注重“修”，王注重“悟”。并以《传习录下》所载王阳明先生之言而说明这两者互补互明的作用：“汝中(王畿字)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在《阳明年谱》与《阳明全书》中，阳明先生也曾叮嘱过：“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用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李克馆长也特别提出阳明后学对四句教的理解问题，以帮助大家深入阳明心学在流传过程中的解读：钱德洪的“四有”说见之于《天泉证道记》，但无论是《传习录》、《阳明年谱·三》，还是《天泉证道记》都没有“四有说”具体内容的记载。钱德洪接受了阳明的“四句教”，即承认“一无”、“三有”；“四句教”中的“四有说”指的就是心、意、知、物有善恶在；王龙溪则主张良知的现成、见在与当下呈现，主张“心即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无善无恶之物”的“四无说”。
黄宗羲认为王畿忽略了工夫历程：“若心体既无善恶，则意知物之恶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谓之复还本体。”这是对王畿“即本体便是工夫”的质疑。王畿强将佛家的出世精神贯注于儒家的入世关怀中，忽视了儒家最为重视的“为善去恶”的磨励工夫，不仅方法上有偏差，而且会导致良知落入禅学的窠臼，因而招致谤议。 史梦麟（玉池）“人心有见成的良知，天下无见成的圣人。”
阳明后学的八个流派指的是：
1、浙中王门学案，述浙江的阳明弟子与后学。
2、江右王门学案，述江西的阳明弟子及后学。
3、南中王门学案，述江苏、安徽阳明弟子及后学。
4、楚中王门学案，述湖南、湖北阳明弟子及后学。
5、北方王门学案，述山东、河南等北方阳明弟子与后学。
6、粤闽王门学案，述广东、福建阳明弟子及后学。
黄宗羲称以上六个阳明后学的分支，为“王门学案”，意思是这六支流派，无论有何分别．都属于王学的范围之内，而未曾超出王学的藩篱。在这六支流派之外，黄宗羲又立了：
7、泰州学案，述王艮及其弟子、后学。
8、止修学案，述李材的思想。
除了以上八个流派，还有一支是黔中王门，影响力及代表人物也不算少。然而，《明儒学案》却未做记录。
黄宗羲（1610—1695年）《明儒学案》中基本上是以地区来作分派标准，李克先生认为，这在叙述上虽然有方便处，但从思想上来看，并非清晰。比如，同属浙江学者，钱德洪与王畿就有很大差异；同为江西学者，邹守益与聂双江又有诸多不同。而同一个泰州学派中，又有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观点的学者。
有鉴于此，现代学者力求从思想上来划分王门的派别，最有代表者为牟宗三。
牟先生将王学的发展分为三派：即浙中派，在阳明的家乡，以王畿、钱德洪为代表；泰州派，在江苏，以王艮、罗汝芳为代表；江右派，在江西，以聂双江、罗洪先为代表。但此种划分，仍未脱离以地域为主。
划分最有特点的当属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他也将王门后学分为三派：现成派，以王畿为代表；修证派，以钱德洪为代表；归寂派，以聂双江为代表。此说不以地区，而以学术宗旨划分，是其所长。但是，将王畿与王艮同归于“现成派”，未必准确。用刘宗周的话说，泰州的“现成”往往“参之以情识”，但绝不能说龙溪的“见在”是“参之以情识”。其实，王艮代表的泰州派应当是独立的一派。
王门何以分歧为不同派别？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性理之学与实践之学。“性理之学与实践之学，接近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阳明先生强调的良知更为侧重于实践中的应用，是一种人心的本体，在实践中应用时的当下呈现。阳明心学不同于佛家和道家的理论体系，一旦过多地强调性理、学理或个体的感知，都容易落入简单化的禅学和玄学的窠臼。”
其二，阳明一生学术变化较多，其高弟钱德洪说：“先生(阳明)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亦三变。少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是三变而至于道也。”这是说阳明早年经历了辞章之学、佛老之学。龙场悟道才归于儒家圣人之学，这是其“学”的三变。钱德洪又说王阳明自龙场后，“教”也曾经历三变：“居贵阳时首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人静坐；江右以来始举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刻文录序说》)。
其三，阳明弟子及后学甚多，遍布大江南北。弟子及后学资性不同，所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所面对的学术和人生问题不同，各个地区文化一思想传统不同，这些都是王学派别分异的原因。除了阳明少数亲炙弟子外，多数人都不是要做阳明学的纯正的学术继承人，而只是取其学说中的部分以解决自己身心的困惑，对治当时社会的问题。
朱熹在《知言疑义》中言：“性不能不动，动则情矣。”又说“未动为性，已动为情。”这也是朱子之学对阳明之学的影响与干扰。
刘宗周（ 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为蕺山先生。刘宗周晚年说：“辨说日繁，支离转甚，浸流而为词章。于是阳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时唤醒沉迷如长夜之诞，则吾道又一觉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蔽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虚玄，而夷良于贼，亦用知之过也。”（《全书》卷六《证学杂解》二十五）这是说，明末时良知学说已经流行于天下，但在王学内部产生了两种流弊，一种是“猖狂”，一种是“玄虚”。猖狂者把一切情识都说成是良知，玄虚者把佛道的虚无思想引入良知。这两派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自然派”和“主无派”。刘宗周以及其他晚明思想正是面对这两派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黄宗羲认为王畿忽略了工夫的历程：“若心体既无善恶，则意知物之恶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谓之复还本体。”这是对王畿“即本体便是工夫”的质疑。王畿强将佛家的出世精神贯注于儒家的入世关怀中，忽视了儒家最为重视的“为善去恶”的磨励工夫，不仅方法上有偏差，而且会导致良知落入禅学的窠臼，因而招致谤议。
《明史》为王门后学立传记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王艮“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颜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周海门“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
二、阳明学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李克馆长分别从阳明学在朝韩的传播与实践、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实践、阳明学对于中国近世的影响三个角度介绍阳明学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在朝韩，一是以李退溪（1502—1571）所著的辨斥王阳明的《传习录论辩》为依据，而主张阳明学是在朝韩中宗时代东传至朝鲜的。二是以柳成龙（1542 —1607）所著的《西崖集》中《阳明集后》一文为依据，而肯定阳明著作东传是在明宗十三年（1558）。三是以洪仁佑的《耻斋日记》为依据，而主张阳明学的传入时间是在明宗八年（1553）。四是吴钟逸提出的阳明学东传朝鲜的时间是在中宗十六年（1521）以前。
朝韩集大成的阳明学者，当首推郑霞谷（齐斗），他是由敬重朱熹折转为服膺阳明的一代大儒，不仅创辟了朝鲜的阳明学——霞谷学，反映中国阳明学向东亚各国延伸的发展趋势，而且自成一套理论系统，体现了朝韩学术致思的取向，表现出如实体认宇宙人生真谛的强烈色彩，显示了调适安顿现实生命存在的睿明哲思。霞谷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早年的“京居时期”（40岁以前），中年的“安山时期”（41岁到60岁），和晚年的“江华时期”（61岁到88岁）。自从他在肃宗三十六年（1709年）从安山移居至江华岛之后，就开始了以江华岛为根据地的著书讲学活动。这为江华学派形成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日本，正德五年（1510），即日本永正七年，僧人了庵桂悟奉室町幕府之命出使明朝，在中国居住了三年。在此期间，他拜谒了阳明先生，并且获赠了一些书籍。返回日本时，阳明先生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不巧的是了庵桂悟回到日本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对阳明心学并没有深入研究。不久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儒学的发展一度停滞。直到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将朱子学立为官学。
江户初期的日本儒生，大多信奉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多有批判。到了17世纪中期，一些学者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或由宋学转向古学，或由理学转向心学。
中江藤树（1608～1648）是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他出身近江武士家庭，曾为大洲藩主的家臣，初学朱子学，后来弃官还乡奉养老母，因德高望重而被人誉为“近江圣人”。他三十七岁时读到《王阳明全书》，转而钻研阳明学，宣讲知行合一学说。他的弟子有熊泽蕃山、渊冈山等人。一句《大学》改变一生。
稍晚有北村雪山、中根东里、三重松庵传习阳明心学，然而与中江藤树并无师承关系。
日本的三轮执斋（1669～1744）师从佐藤直方，学习朱子学，后来读到王守仁的书，对“致良知”说坚信不疑。佐藤直方师从山崎暗斋，是“崎门三杰”之一，信奉朱子学，因此对三轮执斋改学阳明学十分不满，于是与之断绝师生关系。三轮执斋却始终以尊师之礼对待佐藤直方，使其深受感动，双方又恢复了往来，一时传为美谈。三轮执斋对王学奉若神明，并校注、刊刻《传习录》，一以贯之践行其道。
浅见纲斋（1652～1711）也是“崎门三杰”之一。他反对老师山崎暗斋以朱子学阐释神道教的做法，于是离开师门。他的门人三宅石庵（1665～1730）兼修朱、王之学，曾在大阪、江户等地讲学，有弟子中井甃庵等人。
佐藤一斋（1772～1859）是中井甃庵之子中井竹山的弟子，他门下人才济济，有安积艮斋、渡边华山、佐久间象山、山田方谷、春日潜庵、吉村秋阳、池田草庵、横井小楠、奥宫慥斋等人，以山田方谷（1811～1882）最为杰出。
江户后期，社会危机加剧，一批有识之士在阳明学的影响下，主张学以致用，倡导经世之学，将儒学与兰学等西洋文化相结合，应用于政治、经济、改革。先有林子平（1738～1793）著《海国兵谈》，提出防范俄国南下的国防建议；后又幕府末年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和魂洋才”的理论，对阳明学的日本化起到关键性作用。
李克先生以大量的照片介绍了阳明学在日本和韩国的影响，以及日韩阳明学对当代中国阳明学的互动作用。此外，特别提到冈田武彦先生及矢崎又次郎、矢崎胜彦先生将阳明学应用于日本近现代企业的实践过程。矢崎胜彦先生创办了“京都论坛”，目前已历时28年，论坛将阳明学以公益的形式为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义务服务。在矢崎胜彦著述的《良知之道》中，他以良知曼陀罗的图示，将阳明学的良知之说分别应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各个维度的发展与创新。良知之道的八个阶段尤其具有阶梯感，给日本的企业界带来了诸多的影响：
1. 始于参禅——清除遮蔽良知的乌云；
2. 超越我执——感知万物一体的生命；
3. 良知的曼陀罗——克服“我执”的诸侧面；
4. 超店铺的理念——超越经济至上主义；
5. 良知学校的梦想——超越科学至上主义；
6. 大乘创业论——超越国家主义；
7. 无资源的资源化——超越顺时主义；
8. 良知之道——通向心灵的圣地；
三、阳明学在教育中的实践与呈现。
李克先生从为人之学与为学之学、学校教育中的呈现、企业教育中的呈现、读经教育不可离经的四个维度来说明阳明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带领大家从福建漳州平和县文庙看王阳明先生在500年前的教育实践，又针对当前时代说明东方对于人性的定义以及西方对于人性定义的差异。孟子的四端之心以及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并思考告子的无善无不善，说明阳明先生的学问与先圣之一脉相承，满街皆圣人也就是“人人皆尧舜”。
李克先生从《尊经阁记》来说明复兴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回归经典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经典是个体生命通向万物一体的桥梁。
2、经典是先贤用生命为我们积蓄的宇宙能量。
3、经典是我们破除“我执”，接通天道的法器。
4、经典是先贤为子孙迷路时留下的路标。
5、经典是华夏民族获得认同感和主体性的基石。
6、经典解决形而上的“致广大”，解决个体生命的格局与动力，但是不直接解决个体生命的物质呈现。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不能够简单地等同。
以此让大家理解圣贤立言的本心，理解圣贤注经的初心，以期将东方圣贤之道，可以代代相继。
【征引文献出处与相关学者鸣谢】
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矢崎胜彦《良知之道—— 一个经营者的三上磨练》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师资介绍】
李 克：北京崇贤馆创办人。中华文化促进会书院联盟副秘书长、文化部“文商中国” 项目国学主讲师。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8年，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编辑与出版。1997年创建智品图书（北京）有限公司。先后策划的文化项目数百种。作为资深出版人、古籍收藏家，1999年，李克与志同道合者矢志复立唐代崇贤馆，推广中国精致文化。先后得到了季羡林、冯其庸、汤一介、傅璇琮、楼宇烈等国学大师的支持和帮助，又在毛佩琦、王守常、任德山、杨再春等著名学者、艺术家的提携下，在海内外逐步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曾参与策划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九江中国佛学论坛、中国民营教育节国学论坛、教育电视台国学春晚等大型国学活动，是一位具有30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出版人、国学讲师。自身坚持不断地学习。2006年获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5年获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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