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未必要如櫻花盛開那般霞雲滿天罡，若是可以如潔白的巨浪一樣，奔流恣肆，激濁揚清，再化作浪花，而逝去時亦和著歌，零落成泥，依舊呵護著繽紛的落英，何嘗不是別樣的滋味呢。
記得讀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時，極其迷戀書中伊謝爾倫集團那種“俠氣與狂醉”的氣質，這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流浪兒在艱難征程中苦守理想，在伊謝爾倫這顆美麗而孤獨的星球上為保留自由的種子而戰鬥，但他們的生活卻又不失浪漫與放達，也許明天就要戰死，但今日依然舉杯高歌，肆意狂歡，醉過之後仍將理想付諸行動，勇敢地迎向自己的命運。這部小說名義上為架空歷史的宏大敘事，其實無一處沒有歷史厚重的身影。
浪漫的歷史小說——銀河英雄傳說
宮崎滔天，本名寅藏（又名虎藏），別號白浪庵滔天，孫中山把他比作隋唐裡的紅塵虯髯客——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來相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虯髯，誠有過之。
宮崎滔天性喜聲歌，放浪形骸，常高歌一曲，“但聞頭領一聲令，扶危濟困不問程；名揚江戶人欽慕，長兵衛者乃我名。”他這樣界定自己的革命者身份，依據“恆產”、“恆心”兩分法將人分類，“兩樣佔全者為順民。兩樣皆無者是無賴。有恆產無恆心者不過花花公子，無恆產唯有恆心者為士。所謂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濟世救民。空懷此志而不得機會，鬱悶於困窮者即為浪人。”
戊戌政變失敗時，宮崎滔天親身犯險，參與營救維新黨；康有為與梁啟超寄居日本期間，他又極力撮合維新、革命兩黨，希望中國革新勢力能夠團結一致；兩黨聯合無望後，宮崎則與革命黨人精誠合作，直到惠州起義功敗垂成。正所謂“回顧半生，只是一夢，而且完全是失敗的夢。追懷夢跡，痛恨難堪，惠州事件又失敗如此。”
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
被寄予厚望的惠州起義竟以失敗告終，宮崎滔天備受打擊。他此前為了辛亥革命，幾乎是毀家紓難，甚至曾對妻子說，“為革命用的錢，我能弄到，可養活妻兒的錢卻弄不到。你該自己想想法子。”惠州起義後，宮崎滔天一度想出家遁世，但最終為了養活妻兒，還是選擇做了一名浪花節作家。此時的他“處於悲憤和貧困的絕境中，可能是為了發洩鬱憤，也可能是為了想得到幾許稿費”(其子宮崎龍介所述)，於是開始在報刊上撰寫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
書中印象頗深的一處是說“我”嘲罵孫文先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先生駁斥了，兩人爭辯起來，脾氣如同孩童，最後竟至於垂淚無言。書讀此處，忽然彷彿能夠相隔時空，感觸到革命者那委實苦痛的掙扎，面對腐朽凋敝的家國，心有餘而尚無力起事；面對列強賊寇的重重阻撓，痛恨而難以反抗；終於面對盟友至交，卻竟難以互相體諒。想來一時間感觸萬千，湧上心頭，夜不能寐。輾轉反側的心情，也恰是對民主共和夢的難以捨棄。
沒有誰能真正釐清某個人在民主進程中的具體作用，但是顯然民主的成功和捍衛不是一人之功。為民主流血和流汗的人都是可敬的！哈羅德•羅森堡在《荒野之死》中寫道：“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負起屬於他們時代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下死於荒野。”民主在那個時代是一個理想，更是一種使命。在今天是一種延續，更是一種完善。你默認民主一分，民主便前進一寸。
宮崎寅藏——如波浪般壯闊的人生
當世界潮流浩浩湯湯，戰爭變為競爭，革命變為革新，宮崎先生的《三十三年之夢》不會再幽悶苦暗，更不必再感到“世事人情，醒來總是一夢”。若他身後有知，會感慨於百年前他渴慕建立的“四海兄弟皆自由，萬國和平自由鄉”正在今日民眾齊心奮力中一步步地實現。
落花之歌啊，也可不再那樣酸楚地唱，痴人的夢裡，繼續做著新的夢。
而當所有的夢醒來，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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