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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5月多维月刊。
一个善治的政府，其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双重的，既有代表性，代表这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最广大成员的利益和意愿；同时也必须展示出良好的绩效，即具备某种先进性，以确保他们能够作为人民的代表治理好国家，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
谭嗣同在《仁学》中曾有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环顾近些年来欧美政治、社会之变迁，如果仅允许用一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的话，或许中外学者大都会赞成用“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来描述，似乎应了谭嗣同的话。
在英国，汹涌澎湃的脱欧浪潮裹挟着千百万选民用公投的形式做出了他们的历史抉择。然而，就在2016年6月24日6时，连夜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计票工作组宣称，52%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一锤定音之后，Google搜索的统计显示，英国网民上网搜索“什麽是欧盟”的数量急剧攀升。此外还有大约412.5万人因不甘心就此脱离欧洲而发起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的请愿，但遭政府拒绝。
两年来，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因为这次“人民的历史性决定”而变得更好麽？或者说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福利水平、社会安全提高了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在大西洋的彼岸，另一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的民主国家似乎也同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参加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而在此集聚的则是他的狂热支持者和数目同样可观的反对者。无论是在其竞选期间，还是在执政一年多来的实际政策行为中，特朗普政府也往往被国际观察者们贴上民粹主义政府的标签。
民主与民粹：
根本不同还是一线之隔？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什麽？正如一系列别称所暗示的那样，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等，该主义的核心要旨就在于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同时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当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位当选或试图当选的政治家，无论其出身多么显贵，都会不约而同地称自己代表人民。因此，从最广义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都可以被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民粹主义的起源是什么？从概念的源流考证上讲，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缘起于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俄国，此后向北美和东欧传播。然而，追溯民粹的实质性行为，人们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希腊的民主实践。民粹主义孕育于民主体制内部，但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是简单、浅层的，他们的具体实践则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这一点，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有关民主与共和政体的比较研究中，或许能够为今人提供一些启迪。
亚里士多德的导师柏拉图（Plato）曾将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里的全部政体分为五种：贤人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五种政体之间循环流变。而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导师的基础上，根据统治者的目的和人数两项主要指标，把政体分为两大类，共计有六种。
所谓两类是指“好”的正宗政体和“坏”的变态政体。“好”的政体，统治者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是正面榜样；“坏”的政体，统治者的目的是牟取自身私利，是反面教材。具体而言，这两大类政体又分为相互对应的三组，分别是君主政体VS僭主政体（一个人的统治）、贵族政体VS寡头政体（少数人的统治）、共和政体VS民主政体（多数人的统治）。
这里，亚里士多德有关共和政体优于民主政体的说法颇值得研究和解读。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有一个常见的术语叫作多数人的暴政——这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的认知。从柏、亚二人的言论着述中，我们清晰可见他们对于暴民政治的警惕。
譬如，亚里士多德总是强调国家的“德性”，即促进整个城邦全体公民的公益。他认为，在一个有德性的政治共同体里，总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原则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而不能因为一时的多数人意见而突破之，从而给居于少数者的基本权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历史事实似乎并不支持我们上面提到的推论。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两千多年来，多数人凭借人多势众而采取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并导致悲剧。
最近的事实是，特朗普同样“以人民的名义”，在自诩为最完备、最经典的美式民主发祥地美国，发动了一场政治与社会革命。其成功业绩似乎暗示政治学家们，尤其是那些一贯自信坚持认为“（像美英这样）完备、发达、先进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的学院派教授们，民粹主义真的可以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即便是所谓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也不能完全免疫。
在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汹涌浪潮中，民粹主义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类似的话语策略，即通过人为构建“人民”与“他者”的尖锐对峙，譬如“自由的英国人与腐朽、无能、缺乏行动力的欧盟”，或者“被冒犯的美国人民与通过不正当贸易占美国人便宜的外国人”等，成功地颠覆了曾被新自由主义者们误以为固若金汤的政治正确壁垒，堂而皇之、完全民主、程序正义地达到目的，登上权力的宝座。
民主的工具本质
与政权合法性来源
对于上述现象，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曾惊呼“民主已死”。而学者们则从不同角度，论述为什么民粹主义会泛滥于美国、英国以及欧陆等被公认为最发达、最典型的成熟民主国家。相对于他们所给出的策略性解释，笔者关注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民粹的逻辑是否本身就孕育在所谓民主体制之中？而二战之后受美国影响所流行的、冷战后更是大放异彩以至于被福山（Francis Fukuyama）誉为历史终结的美式投票民主，是否在其内在机理上就蕴含了这样一种自动蜕变为民粹的可能，而特朗普不过是利用之而已？
诚然，单纯从理论和程序正义的角度讲，美式投票民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较为清晰地表达投票者的意愿。如果忽略年年走跌的公民投票率，我们似乎也可暂时假定，部分公民的投票结果就算是代表了美国全体公民的意志，那么由此所选举出来的总统、党派也就具备了民主的合法性。以上是当前西方民主国家所默认的基本政治逻辑。
最近的事实证明民粹主义真的可以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即便是所谓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也不能完全免疫
然而，跳出这一逻辑框架，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总统或者一个党派仅仅凭借多数选票而有代表性，就能等同于合法性吗？或者说，只要这位执政者是按照既定的法定选举程序选举出来的便是合法的，而无须考虑到他的实际能力、绩效、主张是否符合该国的发展需要？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上述思考，把我们引入一个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即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究竟是取决于程序正义的代表还是结果正义的绩效？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民主之前加上何种修饰词如代议制、直接、间接、大众等都无法改变作为工具的固有属性
长期以来，西方研究民主理论的主流文献，习惯于将中国的体制称为威权主义，以其缺乏类似美英全民公投的程序，而以经济建设、国家发展等作为绩效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该学说是否正确，此处姑且不论，但单纯以代表性来否定代表合法性的谬误，及其对国家、社会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已经被近年来席卷欧美成熟民主国家的民粹大潮所证实。
正如前文所述，民粹主义的列车严丝合缝地运行在美英成熟的民主制轨道上，不过是开着历史的倒车。然而，按照程序正义，这样的错误是不能够通过既有的民主手段予以挽回的。可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对民主本身工具属性的异化。
民主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民主之前加上何种修饰词，如代议制、直接、间接、大众等，都无法改变它作为工具的固有属性。它是人类为解决个体在共同体内的生存、交往与利益分配而衍生、创造出的一种制度。
而民主所服务的目的，无论是按照古希腊先贤所强调的，有德性的城邦秩序，还是套用古代中国哲人的道、义，我们似乎可以笼统地将其归纳为，在给定政治——社会共同体内公民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幸福”才是每个个体最终指向的奋斗目标；而国家的存在、民主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保障这一根本目标所设立的手段。
明确上述有关目的与手段的根本关系后，我们就不难推导出，将代表性直接等同于合法性可谓根本的谬误。一个善治的政府，其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双重的，既有代表性，代表这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最广大成员的利益和意愿；同时也必须展示出良好的绩效，即具备某种先进性，以确保他们能够作为人民的代表治理好国家，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一句话概括就是，对合法性而言，代表性与先进性二者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现有的美式投票民主先天地排斥掉了有关绩效与先进性的检验。甚或可以说，那些谋求对国家与人民有长远好处的竞选方案与候选人，在片面以代表性（计算票数）来定输赢的选举游戏中，早就出局了。
投票民主的异化
与民粹主义对公民德性的败坏
中国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在观察西方国家内部党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左派与右派的竞争规律。即，在投票民主游戏规则下，为了赢得选票，左派永远是理直气壮地主张高福利，但对于这背后的代价高税收避而不谈；同理，右派在高悬减税收的胡萝卜时，说得天花乱坠，但绝不会告诉选民他们要大幅削减国民福利。于是，左右两派轮番上台执政造成极其恶劣的非预期后果，为讨好选民，“低税收+高福利”的恶性螺旋造成财政的枯竭和国家能力无可逆转的损毁。
在上述运作机制下，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民主与民粹的差异。譬如特朗普依靠指责国际贸易夺去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外国商品冲击了美国市场等，成功唤醒了部分民众，尤其是所谓铁锈带（rust belt）地区的白人男性工人阶层的认同，从而凭借微弱的选票优势胜出。执政一年来，他似乎也在履行着此前许下的承诺。然而，比兑现承诺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对美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简单回溯二战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不难明白，美国曾经是全球化当之无愧的领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国，创建了一个依然沿用至今的国际秩序。然而，如今美国因为国内的分赃不均而转向新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动辄以规则为棍棒、技术为门槛，从而限制他国合法贸易，打击他国产业升级的合理进程。
总体上讲，美国自身也是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既得利益者。譬如让特朗普耿耿于怀的中国的工厂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实际上在整个产业链中，无论是高大上的“苹果”，还是人们日常衣食住行所用之物，中国厂商和工人的利润在其产品总利润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而由这些生产所造成的污染等负面因素，则全由中国承担。这些产品的利润，大头都被美国的总公司所提取。
那么特朗普还在抱怨什么呢？或者说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究竟是谁造成的？美国国内特定的阶级分布和权力结构，导致巨量的全球化红利被极少数精英分子所独占，同时将大量蓝领阶层抛弃于贫困之中。可见，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但作为全球军事与经济霸主的美国不思国内改革，妄图转嫁矛盾，以霸权手段迫使他国以自身合法权益为代价为美国国内食利集团的贪婪埋单。这种自己得病却逼迫别人吃药的行径终究是失道寡助的，从最近欧盟、日本、印度以及中国的动向便可见一斑。
不过，很显然，依靠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就算明白上述道理也不会真正想办法去从根本上解决。利用民粹主义运动的政客往往都深知，民粹主义的承诺调高了大众对社会福利预期，在强化了对政府依赖的同时也心安理得地下调自身奋斗的动力。这种情况最极端的还不是当下的美国，而是历史上的东南欧或拉美国家：民粹领袖不顾国家实际财力、总体实力的限制，向民众许下完全超出收入能力的福利诺言，以此换取选票。
毫不夸张地说，被民粹主义鸦片所腐蚀的民众，日渐失去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和能力，而沦落为纯粹的消费者，总指望着靠手中的选票合法地、合乎程序正义地选出新的救世主，以改变现状。
当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结果正义的投票民主被政客的自利行为异化为民粹主义公民的德性遭到败坏于是整个社会也开始了衰朽的进程
反之，一旦选举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则大众心理逆转，蔑视权威、排斥改革、仇富排外等氛围随之而来。这似乎也是民主，但显然离先贤眼中的“德性"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说，这种民粹主义只学到了民主的程序皮毛，而忽略了其实质与目的——保障一国公民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
诚如上文所述，当片面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绩效与结果正义的投票民主无可逆转地被政客的自利行为异化为民粹主义后，公民的德性遭到败坏，于是整个社会也开始了衰朽的进程。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自古希腊以降有关民主、民粹、共和等核心概念，建构出了一个有关政权合法性的综合模型，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由其代表性（委托）与先进性（绩效）构成，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自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被美国的成功榜样所全球推广的美式投票民主，偏重于代表性之一端，而无法在先进性上对候选人及其上台后的表现进行有效规范，遂导致了一种乡愿式的民粹主义的出现。这种由民主到民粹的转化并非由外力所导致，而是由投票民主内在的运作机理所决定，或曰必然之宿命、铁律。
于是我们看到，即便在像美、英这类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里，民粹领袖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以不切实际的竞选承诺，或者指认邪恶他者的方式从选民手中获得选票，从而合乎程序正义地获得权力；同时其自身作为精英，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可能真正地推进社会改革，以激发活力，故而只能向外转嫁矛盾。
美国比希腊等国幸运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不用像希腊那样恳求欧盟的拯救，而可以通过滥发钞票、设置贸易与技术门槛甚至武力威胁等手段，将国内危机全球化，从而暂时缓解国内危机。但本质上，它们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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