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個名詞，叫夜郎世界觀，很有趣，因為很多中國人一方面嘲笑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充當了現代夜郎。
夜郎世界觀是一種很古老很普遍的現象。在古代社會，由於山川阻隔，不同地區的人們互相不通信息，根本無從知道外面的世界。所謂世界，就是他們看到的地方。沒有看到的地方自然是不存在的，所以總以為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井中的青蛙，自然認為世界只有井口那麼大。夜郎自然認為夜郎是世界的中心。
清初曾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法國傳教士李明曾依據自己的觀察寫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不是自稱具有才智的，在這方面，最野蠻的人也自以為高過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歐洲人看成奴隸，並把荷蘭人看成在治理國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麼開明的人。”
因為各個社會都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並非只有中國才稱為“中國”，即中央之國。錢鍾書《管錐篇》記載：“法顯《佛國記》稱印度為‘中國’，而以中國為邊地，古希臘、羅馬、亞刺伯人著書皆以本土為世界中心”。
阿蘭·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說：“所有國家都有自以為天下第一的傾向。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種學家庫爾特·安凱爾離開他們時痛哭流涕，因為他們無法想象人在離開他們這個唯一生活還有意思的民族後還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那樣把這種怪癖發展到如此程度。他們今日的落後主要來自他們的優越感。”
康有為曾說：“吾中國自古為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簦使之，其自大也久矣。”
明末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時，即對於中國人的“自大”感到可笑而無奈。他說：“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
又說：“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作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裡的野獸差不多。甚至他們表示外國人這個詞的書面語匯也和用於野獸的一樣。”
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沙守信神父就在一封信中說道：“中國人瞧不起其他民族是(傳教的)最大的障礙之一，甚至在下層群眾中也有這種情緒。他們十分執著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道德，他們的風俗習慣和他們的學說信條，他們相信只有中國才配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批評他們信奉菩薩的荒唐時，當我們使他們承認基督教是偉大的、神聖的和顛撲不破的宗教時，他們似乎準備入教了，但事實遠非如此。他們會冷冷地回答道：‘我們的書裡從來也看不到關於你們宗教的事情，這是外來的宗教，如果中國以外真還有什麼好東西，真有什麼真實的東西，我們的聖人學者們會不知道?’”
當利瑪竇在肇慶掛出世界地圖時，中國人對於地圖不是將中國放在中央，而是推到東方一角上，不能接受。為迎合中國人的觀念，使中國人更易於接受，利瑪竇“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這使中國人“十分高興而且滿意”。那時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從中國人那時的地圖看，“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十五個省，在它四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個小島，取的是他們所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加起來還不如一個最小的中國省大。因為知識有限，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
利瑪竇認為，外國朝貢體制純粹是中國中心論妄自尊大、凸顯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發現，在嚮明朝納貢的國家中，“來到這個國家交納貢品時，從中國拿走的錢也要比他們所進貢的多得多，所以中國當局對於納貢與否已全不在意了”。他進而一針見血道：“所謂進貢倒是有名無實的”，“中國人接納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這類使節，如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以及一些韃靼首領，他們給國庫增加沉重的負擔。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
這種天朝大國心態，阻礙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知識的吸收。利瑪竇說：“中國人是那樣地固執己見，以致他們不能相信會有那麼一天他們要向外國人學習他們本國書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西。”在他看來，這種對外來文明的頑固拒斥，使得“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與知識”。
明清時代的中國人實在搞不清歐洲諸國究竟在哪裡，經常將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混為一談，誤以為是一個國家，就在距離中國不遠的南洋某個地方。清初修明史的時候，這些歷史專家們還認定“佛郎機”人的國家在爪哇附近，而“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鴉片戰爭將近結束之際，道光皇帝反覆追問他的大臣：這個英吉利到底在哪個方向？女王有無婚配？和俄羅斯是否接壤？與新疆有無陸路可通等等。
甲午戰爭之前，這種夜郎世界觀並無多大改變。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說：“在1894年4月這一 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飄渺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瘋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矇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施阿蘭：《使華記， 1893‐1897年》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1989 年版，第 12頁）
這種夜郎世界觀深入到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裡，一直頑強地存在著。阿蘭·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說：“要向別人學習，中國人應當擺脫千年以來的驕傲情緒。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悲劇後才習慣了這一想法。但沒有跡象說明他們準備這樣做。”
“從1793年至1978年，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幾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
“這種自我陶醉最終只能導致對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釋過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離他們基地兩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如何解釋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後包袱呢？多少傑作，多少發明，那樣聰明勤勞，那麼多的集體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革命後獲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貫正確的領袖與學說！這一切彙集起來，才能達到上一世紀祖先還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某個熱帶共和國居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我們對世界已經有了足夠的瞭解，可是這種夜郎世界觀若隱若現地左右著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認知。什麼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什麼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等等，隱藏在這些話語的背後，是中國人不甘於充當世界民族平等一員的自大心態。就算中國有朝一日成為世界的老大，那又何必現在就叫叫嚷嚷，如同阿Q “我的子孫會闊多啦”那樣的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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