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生活久了，難免會感受到美國和國內生活中偏差，這種偏差有好的，有壞的。今天，分享一位赴美多年的讀者，和我們發享她的故事。
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給留學生辦的英語課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鹿湘。鹿湘是個小巧的女孩，有大大的笑臉，說起英語來清晰又響亮，碰到事情，很習慣地對人解釋“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
課程的內容有一項是寫博客，她寫道，她的夢想是做一箇中國文化的“溝通者”，讓外界瞭解真正的中國。
事實上，要溝通，就先得了解外界。我和鹿湘的身份，都是這所學校學生的配偶。理論上來說，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適應本地的生活。但就這一件，我們也完成得踉踉蹌蹌。
有一天，鹿湘向我提起了她在國內的生活：在一個二線省會城市，在父母不同意的情況下向同事借了幾萬塊錢誤打誤撞買下了一套小公寓，現在房價已經翻番；就憑一份本科學歷，一個女孩子能夠掙到獨立的生活，能過得特別硬氣，一點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再說起現在的生活，她的眼神黯淡下來：“國內中等收入群體一年收入20萬元的生活，比這兒的中產有意思多了。”
這是我在美國兩年，常常聽到年輕一代表達的一種觀點。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問對方，是不是忽略了美國生活某種豐富的可能性。但同樣地，我並不奇怪，所謂“美國夢”勾勒出來的物質生活畫卷，單調，有侷限，對現在出國的年輕人來講沒什麼吸引力。
每當有人問我“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究竟怎麼樣”，我都想跟他們講講姚醫生和肖先生的故事。
這兩位都是上世紀80年代末出國的那批年輕人，身揣著少得可憐的積蓄來到美國，如今，都過上了典型美國中產的生活——擁有郊外獨立屋、汽車，從一無所有到擁有一份體面的中產階級職業……
但讓我感到新奇的並不是這些。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在房與車之外的生活。
要等到成了比爾·蓋茨之後，才關注社區和改變世界？
第一次聽說肖先生，是在一個留學生公眾號上讀到了他在“第二屆北美清華校友大會”上的發言。這位清華大學1981級計算機系的畢業生，將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解釋成兩點：“要照顧好自己和家人；要回饋和改變自己的社區、國家和世界。”
“我覺得我們幾乎每個校友都做到了第一點，也就是照顧好了自己和家人。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清華人，從總體來講，經濟收入、子女教育不輸給任何學校的畢業生。”肖宇在校友大會上問道，“但我們每個清華人是否做到了第二點？我們是否要等到成了比爾·蓋茨之後，才想要關注社區和改變世界？”
肖宇是個身材壯實、膚色黝黑的中年人，北京人，大嗓門，說起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就滔滔不絕。讀到這篇發言幾天後，我在亞特蘭大一間韓國烤肉館裡見到他。他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體會到“服務社區”的概念，是剛到美國那時候。他在佛羅里達州上學，有天聽說當地華人團體急需一個翻譯，目的是為一批因為偷渡被抓捕的華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告奮勇地去了。
等見到了那個“華人團體”，他大吃一驚：對方看起來完全不是東亞人面孔。
他問：“你們會說中文嗎？”
對方不會。
“你們去過中國嗎？”
沒去過。
“那你們還要管偷渡客能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這些都是來自牙買加的華裔。雖然這輩子沒踏足過中國的土地，也不會說中文，卻還有那股子“同氣連枝”的勁頭，義務為偷渡而來的華人提供援助。
“美國的這個生活啊，就是，表面上看貌不驚人的——高樓大廈也沒多少，電線杆還是木頭的……實際上，講究多著呢。”他說。
在美國生活的這20多年，肖宇迷上了研究美國人生活細節裡這種別具一格的“講究”。比如，社區裡每家的花園形態各異，但都遵循著“沒有裸土”的準則，家家戶戶都得買樹皮或松針覆蓋住花壇裡的土，因此風颳過不會起塵土；路邊的木頭電線杆，看著都特別破，一條條電線晃晃悠悠掛著，看著好像一百年沒動過的模樣，但其實維護成本特別低，特別省納稅人的錢。政府要在社區裡建商場，大家都跑去反對：不歡迎商業機構進駐，晚上會吵著我們。
孩子從公立小學讀到公立高中，都是免學雜費的，家長要負擔的就是每天2美元一份的午餐；這午餐的飲料，還不準碳酸飲料公司來贊助，得是橙汁或牛奶這種健康飲料。當然，要是家庭收入低於一定水平，午餐也是免費的。
每天早上，校車接人也是不同的：小學的校車會停到每個學生家門口，中學的校車則會停在路口，大孩子們需要多走一段路，但因為停車站點少，校車效率也更高。
在肖先生看來，國內一些人提起美國，總愛討論什麼“民主的細節”，這其實不是他的美國鄰居們在生活裡最看重的——他們最看重的是“自由”與“公平”。
當然，自由也意味著責任，每個人都得把自個兒的事情處理好。如果忘了在花壇裡撒樹皮，會被社區罰款，如果毫無理由地不讓孩子上學，也要面臨國家“暴力”機關的問候。類似的細節會給生活添不少麻煩，但老肖覺得值：“給你免費校車，給你免費午餐，課本也給你免費了，你再不來上學，我把你逮了，也不算冤枉吧？”
即便到美國多年，肖宇還是能發現新的、意想不到的細節。前兩年，外甥來美國，肖宇稀裡糊塗地帶著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原本只是想問問學校：外甥這情況能在這兒上學嗎？要辦什麼手續？
詢問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學校的老師說，按照義務教育的規定，學區裡的孩子來了就必須得上學。問題是這會兒都快期末了啊，讓這孩子現在考試，貌似不大公平。
“要不這麼著，你們就當今天沒見過我，這孩子你帶回去熟悉下英文，等下學期開學時候再來，怎麼樣？”一番思索後，老師決定賣老肖一個人情。
房子，或者錢，在生活中都還排不到最前面.
去年聖誕，我在休斯敦見到了父親的摯友姚醫生。在機場上，我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斯文的中年人，雖然出國已近30年，身上還有揮之不去的江浙人氣質。
姚醫生和我父親，都是恢復高考後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上蘇州醫學院(現蘇州大學醫學部)的應屆高中生。報到第一天，在一群大齡同學之中，我父親敏銳地找到了這個和他一樣才16歲的小夥伴，便與對方商量著說，要不一塊兒去觀前街轉轉。
“從學校裡走到觀前街要多久？”姚醫生問。
“為什麼要步行？坐公交車啊。”我父親很驚訝。他後來才知道，姚醫生的老家是長江中心的一個小島，島上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姚醫生的前半生，更像是一個勵志典型。來自鄉村的少年，考上大學，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然後獲得一個出國進修的機會。1988年，姚醫生第一次見到美國留學生住的宿舍，被滿屋子的家電驚呆了：有電話、空調、小冰箱，還有電視機——這不是高幹宿舍才會有的東西嗎？
放假的時候，他和幾個同學一塊兒開著一輛漏風的N手車去佛羅里達州旅行。幾個30歲左右的大老爺們兒，在迪士尼樂園裡流連忘返：天底下居然還有那麼好玩的地方！
像小蛋糕似的美式鬆餅，把蜂蜜或果醬澆在上頭，味道可香，姚醫生一下就喜歡上了。
他領著2000多美元的微薄工資，但德克薩斯州物價便宜，一個月房租只要400美元。剩下的錢換算成國內的貨幣，在當時看來，就是一筆鉅款。到美國一年多之後，在北京當護士的妻子告訴他，醫院要外派她們出國，去約旦工作。沉吟片刻後，姚醫生問：“如果非得要出國，為什麼不來美國呢？”
夫婦倆現在都很感激，醫院沒在辦護照的事情上為難她。
其實說到這兒，命運最難測的部分就展露出來了：他們離開，也就錯過了國內接下來30年的飛速發展期。現在，在美國做研究的學生月薪還是在2000美元左右，但在國內，幾乎找不到什麼東西，還能維持30年前的價錢。上世紀80年代末，肖宇在中關村見到過聯想公司開出1000多元人民幣的高薪招人，而他毫不猶豫地出國了；當姚醫生咬牙下苦功夫用英文考取美國行醫執照的時候，與他同一屆的大學生，在國內普遍受到重用，如今正是國內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
我不止一次見過國內的中年大V髮網帖討論這一現象。大體上，人們比較後得出結論：現在國內的生活水準都趕上去了，有些地方比國外更便利。
從表面上看，在國內的同學們，與姚醫生在美國的生活條件，差別已經不大：他在郊外的房子連地價，也就40多萬美元，和國內二線城市的別墅差不多；老家家裡開一輛中高檔品牌的車，也和他的差不多。看起來，姚醫生的日子過得還更樸素點，他的別墅內部只是簡單的瓷磚或地毯鋪地，油漆刷牆，沒有大理石地磚，沒有水晶燈，沒有富麗的牆紙，沒有任何看起來彰顯財富的標誌。
但當姚醫生一家去教堂慶祝聖誕時，某種顯著的差異出現了——華人社區一年給教會的捐款，是一個令我咋舌的數字。
當地人的解釋非常平淡：“慈善捐款可以抵稅，大家就傾向於捐錢了。”
除了捐款，姚醫生也在業餘時間參加當地的義診活動。曾經鄉村裡走出來的少年，如今每次回中國，幾乎都是為了去某個不知名的山溝、農村做義診。
這說起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業餘時間裡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說，年輕時，也曾日日焦慮，總覺得生活裡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自己去奮鬥努力，但在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這些執念，相信命運自有好的安排。
我想這真是很有意思，這些從兩手空空到步入中產階段的中年人，他們過的是這樣一種生活：也在盡情享受，並不排斥物質。只不過，要是把他們生活中要關心的東西排一排，房子，或者錢，都還排不到最前面。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還帶著股焦慮，總會跟人聊房子。漸漸地，我發現這個話題沒有聽眾。不管是美國人，還是在美國多年的華人，都不理解我的焦慮——既不能理解沒有房子時，從一個出租屋流落到另一個出租屋的辛苦；也不明白冒出買房的主意後，一顆心跟著房價起起伏伏的煎熬。
這不是因為他們修為深厚看破紅塵。只不過是，多年習慣了寬裕的生活，這些人的注意力，早就不在物質上了。
/ 歡迎朋友圈 /
閱讀更多 移民家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