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五位老大知道這場架打不了了，這邊敢動手，對方就敢開槍。槍一響那還了得，那是要死人的！事主頭道溝區的丐幫老大關狗兒知道這當兒自己不說話不行了，於是抱拳作揖，說了幾句場面話，答應按照金哥的意思辦，明兒一定去袁姑娘府上放鞭炮賠禮道歉。
昨天午前，果然有三個乞丐到袁冬玲家門口放了鞭炮。這場糾紛就這樣解決了。
這條情報使專案組眾刑警吃驚不小。難道那兩支被搶的手槍在金哥手裡？十來天前金哥在“六合樓”請陳望富吃飯商談的就是搶劫手槍之事？專案組諸君都意識到，看來，要會會這位金哥。
三、車伕的遭遇
對於警方來說，查找金哥的下落不算難事，只要找到那個姓袁的姑娘就行了。10月22日，袁冬玲被管段派出所傳喚，去了才知道原來是專案組刑警找她問話。她承認正在跟金哥處朋友，將其瞭解的金哥的情況和盤托出——
金哥名叫金鎖定，今年二十九歲，父親是漢族，母親是朝鮮族。金鎖定並沒有當過偽滿警察，跟日本人也沒有什麼牽連。當過偽滿警察並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聯繫的是其胞兄金鎖城，早在抗戰勝利後就被處決了。金鎖定家境優越，書讀得比較多，有高中畢業文憑，先後在銀行、商行、舊政府、醫院幹過，還給蘇軍當過一段時間的翻譯，但每一行乾的時間都不長。
1952年前後，他結交了五六個黑道人物。那些傢伙不是善主兒，一個個都比狐狸還狡猾。為了讓金鎖定掏錢供他們揮霍，他們故意在江湖上把金哥的名頭抬出來，為其憑空編造出許多“輝煌事蹟”。這樣一來，道上都把金哥吹得神乎其神，甚至在警方那裡都榜上有名，可要認真查起來，卻找不到他的什麼劣跡。
金哥有過一次婚姻，但1948年長春解放時，他的新婚老婆被人拐走了。目前他是單身，當然，他身邊從來沒少過女人。最近，他正跟袁冬玲處朋友，兩人談得還不錯，因此他把自己以往的情況跟袁冬玲說了不少。袁冬玲告訴刑警，她已經決定嫁給金哥。
刑警在婚戀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他們關心的是金鎖定的下落。對此，袁冬玲卻說不上來，她說自己沒去過對方家。那麼，平時二人怎麼聯繫呢？袁冬玲說金哥家有電話。
有電話號碼就好辦了，刑警很快從郵電局查到金家的地址，作了一番佈置。然後，讓袁冬玲打了個電話把金鎖定叫出來，順利拿下。當場搜身，身上沒帶槍。把人帶到分局後，刑警訊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那兩支手槍呢？”
金鎖定說在他臥室的寫字檯抽斗裡放著呢。刑警立馬驅車前往金家，那年月，警察執法通常連工作證也無須出示，搜查證當然就更不用了。打開臥室抽斗一看，果然放著兩支手槍。可是，一拿起來怎麼這樣輕呢？再仔細一看，竟是兩支製作得幾可亂真的玩具手槍！刑警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案犯事先準備好的，以防警方發現他有手槍，憑此可以矇混過關。隨即，刑警對金家進行全面搜查，卻什麼可疑物品都沒有發現，更別說手槍了。
返回分局再審，金鎖定解釋說他就是用這兩支假槍嚇退丐幫諸老大的。他根本沒有手槍，也知道非法持槍是要被政府懲辦的，哪兒敢弄槍呢？而且，他絕對是良民一個，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兒，他都不會去做。至於黑道上的傳聞，那純是人家拿他開涮。刑警問：“你跟‘黑手’在‘六合樓’吃飯，有這事兒嗎？”
金鎖定坦然承認：“有。可我以前不認識他，更不知道他是逃犯。這傢伙來到長春後，找了個以前熟識的道上朋友，讓人家給我捎話，說他是遠道而來，特地拜訪，不為別的，就為當面一見。我這個人虛榮心強，人家這麼抬舉我，不見個面說不過去，就在‘六合樓’請他吃了頓便飯。”
“吃飯時都聊了些什麼？”
“都是道上的見聞，他說我聽。”
“沒聊到長春？”
“聊到過，他對長春很熟，所以我也沒多說。臨末他向我借錢，我就給了他三十元，然後就分手了。”
專案組對金鎖定的情況以及他跟“黑手”陳望富的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10月23日晚，幾人彙總結果，初步得出結論：金鎖定的供述內容屬實，這人跟“友好旅館”搶劫案沒有關係。
如此，就只好另闢途徑開展偵查了。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剛剛集中一處準備研究案情，忽然傳來消息，長春區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案！跟著，市局的電話也打過來了，指令專案組前往現場參與勘查，如果該案作案人即是在“友好旅館”搶劫松江公安處民警手槍的那夥案犯，應串案並偵。
這起搶劫案發生的時間似乎不合黑道作案常規，竟是在上午八點過後發生的。苦主名叫耿連忠，是個三輪車工人；其妻莊秀鳳無業，照料子女從事家務之餘，在自家門口擺個攤頭，出售香菸火柴等小雜貨。這對夫婦一共生了五個子女，這在如今的城市裡是不可思議的，但在1955年時並不少見。當時政府主張“人多力量大”，號召百姓多生多育，生三個孩子以上的還被授予“光榮媽媽”稱號，享受育兒津貼。不過，生五個孩子，畢竟吃飯的嘴多，像耿家這樣的，經濟壓力是比較重的，這對夫婦的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好在，近日他家獲得了一份意外之財——
那是七八天前，有一對歸國探親的華僑夫婦和在長春的親戚大大小小六七口去百貨大樓購物，這華僑自己也帶著一個三歲男孩兒，屬龍的，乳名就叫龍兒。到了百貨大樓，一干人擠在櫃檯前挑選絨線，一不留神龍兒溜開了。孩子走沒多遠，遇見一個職業拐賣兒童的河南男子，見龍兒獨自一個走來走去，尋思機會來了，當下便上前施展“拍花”手段，一瞬間就把龍兒麻倒，抱起就走。大人發現龍兒不見了，自是著急，於是分頭尋找，華僑夫婦更是急得扯開嗓門大叫“龍兒”。有顧客曾經在樓梯上遇見一個男子抱著一個男孩兒下樓，過來一說，大夥兒情知不好，趕緊出門尋找，哪裡還有那小寶貝的影子？華僑太太當場哭倒在地。百貨大樓的工作人員弄清情況後，建議家屬立馬去派出所報案。
一行人心急火燎趕到派出所，沒想到龍兒竟在那裡，只是陷入了沉睡狀態，呼之不醒，民警正打電話叫救護車呢！
原來，那男子抱著孩子出了百貨大樓，生怕家屬追趕，看見馬路對面有輛空三輪車，立刻叫停。騎三輪車的正是耿連忠。耿連忠幹這一行已經十八年了，可謂見多識廣，當下心裡便起了疑。這男子上車後就慌慌張張讓去火車站，而且要快，卻什麼行李都沒帶；再瞧這孩子昏昏沉沉的樣子，像是遭了“拍花”。去火車站是要經過派出所的，耿連忠馬上作出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拐進派出所院裡再說！
到了派出所大門口，三輪車剛停下，那男子立刻意識到大事不妙，驚叫一聲，放下龍兒跳下車就逃，轉眼工夫就消失在人群裡了。好在孩子給截下了，派出所民警斷定這是一起拐童案，立刻打電話向分局報告。見龍兒沉睡不醒，接著又聯繫醫院。就在這時，一干家屬哭哭啼啼趕來報案了。
華僑夫婦聽民警介紹了情況，拉著耿連忠的手再三稱謝，還拿出一千元鈔票硬塞給老耿。那個年代，一千元人民幣對於耿連忠這樣的家庭來說是一筆鉅款了。當時社會上像耿連忠這樣家境的市民有的是，新社會提倡勞動光榮、自食其力，又斷絕了炒股票、私人開公司等投資途徑，所以不管老百姓還是當官的，基本沒有發橫財的機會，除非遇到繼承海外遺產之類的奇蹟。按照1955年的物價水平，一千元鈔票可以在長春市內買一套可供一家五口居住的半新房屋。
這事兒如若放到現在，而且涉及“一套房子”這樣的敏感詞彙，很有可能被新聞媒體捕捉去，互聯網當然更是不消說。但那時候的新聞界不可能捕捉這種新聞，新社會提倡的是做了好事不留名，當無名英雄，收受好處而且一下子收了一千元，那不但不叫做好事，還有“不勞而獲”之嫌。因此，長春市的報紙、電臺（電視臺還沒有問世）定然不會予以關注。
不過，正規渠道不報道，不等於社會上就不傳播了。甚至正是因為沒有正面報道，坊間傳播得反而更加起勁。這種“路邊社”的新聞更容易發酵，每個參與者都自由發揮想象力，不斷添油加醋，經過數輪茶餘飯後的擴散，傳到這起持槍搶劫案的作案者耳朵裡的時候，一千元已經變成了三千元，那誘惑力自然也就更強了。
這天上午，耿連忠與往常一樣，吃過早飯就蹬著三輪車出去了。然後，三個已讀書的子女也去上學了，留下兩個學齡前的孩子跟著女主人莊秀鳳在家裡。莊秀鳳收拾了飯桌，把鍋碗瓢盆什麼的都洗乾淨，正準備在家門口擺小攤頭時，突然來了五個男子。其中三個直接進了門，兩個留在門口。為首那個掏出一把糖果遞給兩個孩子，由另一個男子哄著帶進廚房。
這些人不請自入，而且視她這個女主人如空氣一般，儘管給了孩子糖果，彷彿表示了一些善意，但莊秀鳳還是有些生氣，畢竟這是自己家呀。剛要開口詢問，只見為首者把手伸進了那件黑色列寧裝的衣袋，再掏出來的時候，手裡已然握著一支手槍！
莊秀鳳驀地一驚，還沒來得及叫出聲，背後有人捂住了她的嘴，同時，後腰被一樣物件頂得生疼，顯然也是手槍。為首的男子說話倒是很和善，就像公私合營伊始在商店裡親自站櫃檯接待顧客的資方代理人：“大嫂，千萬別激動，否則今天大家都不好收場。我們把你放開，但你也別喊叫，行嗎？”
莊秀鳳知道這個時候要是亂喊亂叫，惹惱了這夥人，不但自己危險，孩子怕是也要受牽連，只得連連點頭。待後面的人鬆開了手，她喘了口氣：“您……幾位要幹什麼？”
“沒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兒，只是想請大嫂把剛拿到的那三千元錢借給弟兄們。”
莊秀鳳脫口而出：“哪有三千元啊！只不過才……”待意識到說走了嘴，已經來不及了。
旁邊的一個男子逼問：“錢放哪兒了？請大嫂交出來！”
莊秀鳳只是搖頭。為首的那個又開腔了，可能是怕嚇著了孩子，語調依舊比較平和：“大嫂如果不交，那我們只好搜一搜。弟兄們手腳都比較重，可能會損壞你們的傢俱，請大嫂千萬別見怪。”說著，衝周圍幾個人一努嘴，“那咱們就自個兒動手吧。”
莊秀鳳萬般無奈，只好說：“我拿給你們就是！”
“大嫂識時務，咱們也不為難你，就把錢借走，其他東西一律不拿。”
莊秀鳳打開櫃子，裡面只有一千元。案犯不信，莊秀鳳再三解釋無效，他們乾脆自己動手搜查。所有上鎖和不上鎖的櫥櫃箱籠都一一打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翻出來，當然不可能搜出傳說中的另外兩千元，折騰一通，案犯只好作罷。臨走時，為首者對莊秀鳳說：“大嫂，報不報案隨您便，報了案公安也抓不著我們，不信，走著瞧！”
專案組刑警趕到耿家時，分局刑警隊的人已經先到一步。專案組一干刑警一到，大夥兒立刻分頭行動，勘查的勘查，跟苦主談話的談話，還有幾個訪查眾鄰居。從現場提取到的指紋、腳印以及苦主、鄰居對那夥案犯外貌的描述，足以表明他們就是在“友好旅館”向松江民警下手的傢伙。
於是，根據市局指令，這起搶劫案與“友好旅館”搶槍案串案並偵。區分局刑警隊調了三名刑警景小泰、李金髮、黃河帆參加專案偵查，專案組負責人不變，仍是郭鼎和莫鐵星。
四、可疑的胖女人
當天下午，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之前曾疑惑案犯搶劫松江公安處民警的佩槍是否是因為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現在，根據剛剛發生的這起搶劫案判斷，案犯搶劫松江民警的佩槍，其動機純粹是為了獲得武器後實施更加嚴重的犯罪，他們之間並無瓜葛。如此一來，大夥兒都暗暗鬆了一口氣，這就不需要大老遠的跑到松江去外調了。
繼續往下分析，第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是，案犯把住在“友好旅館”的兩位松江民警作為目標，是偶然決定的呢，還是事先有預謀？如果是前者，即他們本打算到“友好旅館”隨機挑選旅客作為目標實施搶劫，剛巧注意到兩位攜槍警察下榻於此，於是臨時改變計劃，向公安人員下手，那麼，調查起來就有點兒無從下手；如果是後者，即他們事先知道兩位公安人員的行蹤，就是奔著搶槍去的，那麼他們是如何選中該目標的就是一條可以追查的線索了。
另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是，案犯對耿家下手之前，當然需要對耿家成員的日常活動規律有個瞭解，如果不擇時段想上門就上門的話，耿家全家大小七口，案犯就不得不考慮一下是否控制得住局面。耿家的住所面對著大街，左右鄰居就隔著一道牆，一旦有什麼異樣動靜驚動了鄰居，別說案犯有兩支手槍了，就是有一挺機槍也沒用。那麼，案犯是通過什麼手段對耿家進行踩點的？調查清楚這個情況，也許就可以摸到案犯的蛛絲馬跡。
還有一件事，就是要以專案組的名義向領導遞交一份緊急報告——鑑於案犯有槍，而且作案目的比較明確，那就得提防他們持槍搶劫銀行或者去銀行存取款的客戶，建議市局迅速通知各銀行（儲蓄所），並安排相關地段的轄區派出所加強巡邏防範。
會議結束，眾刑警隨即根據分工各自開展工作。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去了“友好旅館”，調閱了旅客住宿登記本，重點是搶槍案發生前幾天入住該旅館的旅客，並跟旅館服務員個別交談，詢問這些旅客中有沒有表現異常給服務員留下深刻印象的。問了一圈，沒人能提供什麼有價值的線索，那些入住的旅客也都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使是持永吉縣供銷社介紹信登記入住的案犯“柳明貴”，如果不是前臺服務員郝秋水偶然記住的那個片段激活了大夥兒的記憶神經，恐怕也沒人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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