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這一點從市場活動的組織者、策劃者企業家身上體現得最明顯。去觀察那些歷史上的、當下社會中的成功企業家，你會發現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獨立自主”，做出巨大努力去社會、去市場中賺錢，而非體制內、官方。
市場經濟環境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價值所在。而要想讓企業家做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政府、企業家之間的“親”“清”關係是關鍵和基礎所在。
那麼，什麼是理想的“親”“清”政商關係呢？
帶著為人民群眾謀幸福的遠大理想，主動調研發現企業發展中存在的難與痛，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提煉上升為可以解決問題的高質量政策，為企業及時排憂解難，促進發展，這是政府對企業和企業家的“親”；及時把企業行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反映給政府有關部門，高標準嚴要求生產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主動繳納稅款，優待員工，這是企業對政府的“親”。政府與企業之間不勾肩搭背、不眉來眼去暗送秋波，不搞利益輸送與權錢交換，是為“清”。
不過，這種理想狀態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有條件的——①約束和規範公權力的產生和行使，用規則規矩把權力關到籠子裡，剷除其尋租變現的土壤空間；②破滅企業家的“關係經濟學”理念，讓其拿著豬頭也找不見門，吃閉門羹。這樣，官員人性中的貪婪才會被壓制，轉為一心一意謀發展，在為人民服務中實現人生價值；企業家人性中的僥倖心理才會被壓制，取消走捷徑、“圍獵”官員的念頭，把精力用於創業創新。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去發展企業，在市場發展磨礪中滋生出可貴的企業家精神。
如果公權力依然可以任性，企業家依然可以藉助公權力的“關係”解決市場問題，“親”“清”政商關係的基礎就不會牢固、範圍也不會太大。能否厚植“親”“清”政商關係，就得看能不能把權力關到籠子裡面了。
此時，對權力進行清晰的界定就有了必要性。
這些年，黨政機關從上到下制定的權責清單，顯然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公權力具體化、顯性化、量化，便於識別、把控。否則，如果有哪些公權力、公權力在管哪些事和怎麼管都不清楚，談把它關到籠子裡就淪為笑話了。設立動態更新的權責清單，不僅有利於陽光用權，還是一次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精準界定。
以此為基礎，伴隨簡政放權、“放管服”改革以及機構改革，黨政機關的大政府職能將朝著放活微觀、側重宏觀管理的方向改革，真正實現“把市場該管的交還市場”的目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政府主導到法治市場主導的深刻轉變。
在這一深刻歷史轉變中，“親”“清”政商關係的基礎會越來越牢固的，也會以企業、獨立自主的企業家精神蓬勃發展為結果表現出來的。近些年來，國內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大疆創新、滴滴、吉利、比亞迪等一大批新興產業領域企業及企業家的崛起，無不與這一深刻歷史轉變密切相關。這在強勢政府管制經濟與計劃偏重的年代，在一個市場法治約束力量微弱的環境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前一種環境，新生事物在襁褓狀態下就可能已經被扼殺；後一種環境，叢林法則下人身財產權利的朝不保夕，又會輕易扼殺企業創新和成長。這兩種條件，要麼管得太死要麼純粹不管理保護，顯然不利於獨立自主企業家精神孵化培育的。
時勢造英雄。
獨立自主企業家精神賴以生存的“親”“清”政商關係，不是憑空產生的，直觀點看，是改革開放大背景下政府與市場關係漸入佳境的結果，是市場力量加持下企業家個體在法治市場大潮中拼搏、磨礪的結果。而這些離開黨的領導、政府的作為與主動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沒有這一大前提，社會不穩定，政府權力之手頻頻干預微觀經濟甚至吃拿卡要、尋釁構陷、劫掠企業家的財富；純粹的市場經濟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大潮中把企業家異化為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偷稅漏稅、賄賂“圍獵”官員的純粹的資本家；怎麼可能出現“親”“清”政商關係、獨立自主的企業家精神呢？
沒有獨立自主的企業家精神，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就會形同虛設，依託科技進步轉型發展的路徑就走不通。新舊經濟動能深度轉換、智能製造等重大戰略安排就可能會被遲滯。這是一環扣環的，來不得半點虛。
大趨勢與激烈角逐下，厚植“親”“清”政商關係，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時不我待。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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