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十三歲的奧奇·托米奇（Oggi Tomic）站在薩拉熱窩廢棄的議會大樓前，舉著相機拍照。拍攝：Chris Leslie
這些被困在比耶拉維孤兒院的孩子吃盡了苦頭——不僅是因為戰爭，還因為孤兒院的忽視和虐待。一位記者曾經說，“這家孤兒院是薩拉熱窩除了太平間以外最糟糕的地方。”
我第一次來到薩拉熱窩是1996年的夏末時節，距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當時這座城市已經是滿目瘡痍，令人瞠目結舌：一排又一排高高立起的樓房被炸得支離破碎；目之所及，都是炮彈炸出的坑窪痕跡；圖書館、辦公樓、工廠全都付之一炬。整座城市都被毀了，這簡直就是在二十世紀晚期復刻了德累斯頓或斯大林格勒的慘劇。
波黑戰爭在1995年宣告結束，薩拉熱窩翹首以盼的和平終於到來。一群群薩拉熱窩市民湧上傷痕累累的街道，他們吃著冰淇淋，喝起了咖啡。他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會被突然襲擊的狙擊手和炮彈奪走性命，享受著純粹的快樂。而對於未來、失業問題、創傷後應激障礙和重建城市的焦慮會在之後再慢慢出現。
星期天郊遊，1998年攝於薩拉熱窩。拍攝：14歲的Edina Hrnjic
1997年，我在孤兒院的地下室搭建起一個暗房，靠幾件蘇格蘭捐贈的設備給孩子們開了一堂小型攝影課。
這些孩子的年紀從6歲到16歲不等，我教給他們基本的攝影技巧，我們當時用的是35mm的單反膠片機，讓他們學會拍照和沖印。我沒有給他們指定什麼拍攝主題，也沒有先入為主的教學課程，不會告訴他們所謂“攝影是什麼”，而且我和孩子們之間的語言障礙也讓我們的學習內容止步於拍攝技巧。
“攝影教學的目的就是給飽經戰火蹂躪的孩子們找到一條有創意的路徑，讓他們釋放自己，但這個方法必須簡單可行，具有樂趣。”——克里斯·萊斯利
來自孤兒院和周邊社區的孩子們在空地和街道上跑來跑去，記錄下進入他們視野的一切。他們可以自由地拍下任何自己想要捕捉的東西，他們的照片裡有身邊的朋友、陌生人、殘破的建築、維和部隊的士兵、從窗戶裡探出身子的老太太、公園裡的狗，還有隨意的街景和店主。
連續三個夏天，我都自願執行著這個項目，直到我的學生艾迪娜·赫爾妮茲（Edina Hrnjic）有能力接過我的工作，指導年紀更小的孩子。
二十多年來，這些年輕人拍下的大多數底片都沒有沖洗，扔在一邊逐漸被遺忘，直到今天，這些影像才被沖印、掃描出來，重見天日。這些照片從獨一無二的角度，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候的薩拉熱窩，而今天這些場景已經不復存在——這座城市傷痕累累的樓房已經被修復了，放眼望去，地平線上一座座巨大的購物中心和摩天大樓已經拔地而起。
奧奇·托米奇（Oggi Tomic）
1997年6月，奧奇·托米奇才13歲。拍攝：Chris Leslie
2018年6月，奧奇在劍橋。
奧奇·托米奇患有先天性腦積水，醫生診斷說他只能活幾個月，所以剛一出生就被丟棄了。後來經過手術，奧奇活了下來。他人生最初的幾年一直輾轉於出生地的好幾家孤兒院。1993年，戰爭敲響了死亡的喪鐘，奧奇也一路逃到了圍城薩拉熱窩。
他來到了一個兒童收容機構，然後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2004年不得不離開。幾年後，他得到了一個在威爾士大學學習紀錄片和電影拍攝的機會，併成功拿到學生簽證，來到了英國。奧奇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還在劍橋建立了自己的影視製作公司。
多布林尼亞（Dobrinja），薩拉熱窩的城郊地區，攝於1998年。拍攝：Oggi Tomic
孩子。拍攝：Oggi Tomic
比耶拉維街上的老婦人，攝於1998年6月。拍攝：Oggi Tomic
“我是參加這個攝影項目的第一批學生。第一眼看到克里斯拿著這些相機，我就立馬被勾住了，從此，拍照就成了我遠離煩惱、自我表達的方式，而這在孤兒院裡都做不到。”——奧奇·托米奇
在格巴維察（Grbavica）乞討的兒童，攝於1998年。拍攝：Oggi Tomic
艾迪娜·赫爾妮茲（Edina Hrnjic）
艾迪娜·赫爾妮茲和兒子納迪姆的墳墓。攝於2018年；左下角：1999年6月，艾迪娜在薩拉熱窩，拍攝：Chris Leslie
艾迪娜·赫爾妮茲在1997年加入了這個攝影項目。兩年後，她就接管了這個項目，一做就是一整年。這段時間裡，她一直在孤兒院教孩子們拍照。2013年，艾迪娜出了一場車禍，車上坐著1歲的兒子納迪姆和她的母親，車子失去控制衝進了內雷特瓦河，無人生還。薩拉熱窩今年將要舉辦一場特別展覽，展示孩子們拍攝的照片，這同時也是對她的紀念。
“波斯尼亞會活下來，而且依然是一個國家，而薩拉熱窩也依然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對所有人開放。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不乏分歧。但是，波黑戰爭以後出生的新一代年輕人並不糾結於此，多虧了他們，才有了現在。”——艾迪娜·赫爾妮茲，2011年。
有軌電車上的女孩，1998年6月攝於薩拉熱窩。拍攝：Edina Hrnjic
薩拉熱窩的多布林尼亞地區，堆起柴火準備過冬，攝於1999年。拍攝：Edina Hrnjic
克里斯·萊斯利、艾迪娜·赫爾妮茲和年輕的學生們，“學姐”艾迪娜已經出師，在1999年接手了這個項目。圖片來源：Childsview Project
莉娜·特里科維奇（Rina Trifkovic）
2018年，莉娜·特里科維奇在自己家附近。拍攝：Chris Leslie
莉娜·特里科維奇今年28歲了，她原來是個棄兒，被送到了比耶拉維孤兒院。波黑戰爭爆發的時候，她和另外40個孩子本來要撤離到德國，然而當載滿孩子的巴士穿過重重包圍的首都時，遭到了狙擊手的射擊。兩個孩子因此喪命，還有幾個孩子在波斯尼亞塞族民兵檢查站被帶走。
“對我來說，孤兒院的生活並沒有什麼不妥。這就是我對生活的全部瞭解——畢竟我沒有體驗過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我想，也許我錯過了父母的摯愛，但我也從來不知道被父母疼愛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不過，今天最令我驕傲的是，我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女人，除了自己之外，我不依賴任何人。”——莉娜·特里科維奇
1998年，特里科維奇（右）正在學習攝影。拍攝：Dzenita Katovic
1997年，莉娜和另外30個孩子回家了，他們回到了薩拉熱窩，但和當年撤出的時候一樣，這裡的爭議並沒有解決。戰爭已經結束了，波斯尼亞政府官員堅持要讓這些孩子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國家，因為作為波斯尼亞人，他們當然屬於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努斯雷特（Nusret）
2018年6月，努斯雷特重返了那個已被炸彈毀壞、連窗戶都沒有的小窩，那曾是他與其他流浪者的家。攝影：Chris Leslie
右下角是13歲的努斯雷特和另一個孩子的合照。攝影：Dina Džihanić
1992年，一枚飛彈砸中公寓的那一刻，努斯雷特失去了父母。他和哥哥隨後被送到了比耶拉維孤兒院，隨著薩拉熱窩的困獸之鬥不斷升溫，這兩個孩子也在努力掙扎著生存。
努斯雷特15歲時，他和哥哥被趕出了孤兒院，生活的考驗正式來臨了。他們無家可歸，不得不在街頭乞討。哥哥因為吸毒過量離開了人世。他暫且戒掉了毒品，安頓下來娶妻生子，然而後來，政府聲稱這個嬰兒處境危險，把他從努斯雷特身邊搶走，送到了比耶拉維孤兒院，這個他曾經稱之為家的地方。
12歲的努斯雷特，他在薩拉熱窩金融中心被炸燬的UNIS大廈附近玩。攝於1997年6月。拍攝：Chris Leslie
可悲的是，2007年的一場大火吞噬了比耶拉維孤兒院，而努斯雷特的兒子正是在大火中喪命的六個孩子其中之一。今天，努斯雷特不碰毒品了，他不再走上街頭乞討，也不再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當地的一個清真寺給他解決了租房問題，現在這個年輕人都待在清真寺祈禱，打些零工養活自己。這麼多年的掙扎過去了，努斯雷特終於找到了“家”。
“那個孤兒院毀了我的一生。他們沒有給我絲毫的愛，沒有保護我，還殺了我的兒子。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們。”——努斯雷特
1997年8月，薩拉熱窩乞討的老太太。拍攝：Nusret
1998年的穆罕默德和他的Praktica相機。拍攝：Nusret
籃球場，攝於1997年。拍攝：Nusret
1997年6月的薩拉熱窩。拍攝：Chris Leslie
今天的薩拉熱窩。拍攝：Chris Leslie
萊斯利的攝影項目由慈善機構“兒童的家與希望”（Hope and Homes for Children）和“戰後研究中心”（Post-Conflict Research Center）支持。“兒童的家與希望”致力於為全世界兒童尋找安全、友愛的家庭和社區中心；“戰後研究中心”是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倡導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促進可持續和平發展，並且增進不同種族間的關係。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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