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十三岁的奥奇·托米奇（Oggi Tomic）站在萨拉热窝废弃的议会大楼前，举着相机拍照。拍摄：Chris Leslie
这些被困在比耶拉维孤儿院的孩子吃尽了苦头——不仅是因为战争，还因为孤儿院的忽视和虐待。一位记者曾经说，“这家孤儿院是萨拉热窝除了太平间以外最糟糕的地方。”
我第一次来到萨拉热窝是1996年的夏末时节，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当时这座城市已经是满目疮痍，令人瞠目结舌：一排又一排高高立起的楼房被炸得支离破碎；目之所及，都是炮弹炸出的坑洼痕迹；图书馆、办公楼、工厂全都付之一炬。整座城市都被毁了，这简直就是在二十世纪晚期复刻了德累斯顿或斯大林格勒的惨剧。
波黑战争在1995年宣告结束，萨拉热窝翘首以盼的和平终于到来。一群群萨拉热窝市民涌上伤痕累累的街道，他们吃着冰淇淋，喝起了咖啡。他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会被突然袭击的狙击手和炮弹夺走性命，享受着纯粹的快乐。而对于未来、失业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建城市的焦虑会在之后再慢慢出现。
星期天郊游，1998年摄于萨拉热窝。拍摄：14岁的Edina Hrnjic
1997年，我在孤儿院的地下室搭建起一个暗房，靠几件苏格兰捐赠的设备给孩子们开了一堂小型摄影课。
这些孩子的年纪从6岁到16岁不等，我教给他们基本的摄影技巧，我们当时用的是35mm的单反胶片机，让他们学会拍照和冲印。我没有给他们指定什么拍摄主题，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教学课程，不会告诉他们所谓“摄影是什么”，而且我和孩子们之间的语言障碍也让我们的学习内容止步于拍摄技巧。
“摄影教学的目的就是给饱经战火蹂躏的孩子们找到一条有创意的路径，让他们释放自己，但这个方法必须简单可行，具有乐趣。”——克里斯·莱斯利
来自孤儿院和周边社区的孩子们在空地和街道上跑来跑去，记录下进入他们视野的一切。他们可以自由地拍下任何自己想要捕捉的东西，他们的照片里有身边的朋友、陌生人、残破的建筑、维和部队的士兵、从窗户里探出身子的老太太、公园里的狗，还有随意的街景和店主。
连续三个夏天，我都自愿执行着这个项目，直到我的学生艾迪娜·赫尔妮兹（Edina Hrnjic）有能力接过我的工作，指导年纪更小的孩子。
二十多年来，这些年轻人拍下的大多数底片都没有冲洗，扔在一边逐渐被遗忘，直到今天，这些影像才被冲印、扫描出来，重见天日。这些照片从独一无二的角度，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的萨拉热窝，而今天这些场景已经不复存在——这座城市伤痕累累的楼房已经被修复了，放眼望去，地平线上一座座巨大的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
奥奇·托米奇（Oggi Tomic）
1997年6月，奥奇·托米奇才13岁。拍摄：Chris Leslie
2018年6月，奥奇在剑桥。
奥奇·托米奇患有先天性脑积水，医生诊断说他只能活几个月，所以刚一出生就被丢弃了。后来经过手术，奥奇活了下来。他人生最初的几年一直辗转于出生地的好几家孤儿院。1993年，战争敲响了死亡的丧钟，奥奇也一路逃到了围城萨拉热窝。
他来到了一个儿童收容机构，然后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2004年不得不离开。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在威尔士大学学习纪录片和电影拍摄的机会，并成功拿到学生签证，来到了英国。奥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还在剑桥建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
多布林尼亚（Dobrinja），萨拉热窝的城郊地区，摄于1998年。拍摄：Oggi Tomic
孩子。拍摄：Oggi Tomic
比耶拉维街上的老妇人，摄于1998年6月。拍摄：Oggi Tomic
“我是参加这个摄影项目的第一批学生。第一眼看到克里斯拿着这些相机，我就立马被勾住了，从此，拍照就成了我远离烦恼、自我表达的方式，而这在孤儿院里都做不到。”——奥奇·托米奇
在格巴维察（Grbavica）乞讨的儿童，摄于1998年。拍摄：Oggi Tomic
艾迪娜·赫尔妮兹（Edina Hrnjic）
艾迪娜·赫尔妮兹和儿子纳迪姆的坟墓。摄于2018年；左下角：1999年6月，艾迪娜在萨拉热窝，拍摄：Chris Leslie
艾迪娜·赫尔妮兹在1997年加入了这个摄影项目。两年后，她就接管了这个项目，一做就是一整年。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孤儿院教孩子们拍照。2013年，艾迪娜出了一场车祸，车上坐着1岁的儿子纳迪姆和她的母亲，车子失去控制冲进了内雷特瓦河，无人生还。萨拉热窝今年将要举办一场特别展览，展示孩子们拍摄的照片，这同时也是对她的纪念。
“波斯尼亚会活下来，而且依然是一个国家，而萨拉热窝也依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对所有人开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不乏分歧。但是，波黑战争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并不纠结于此，多亏了他们，才有了现在。”——艾迪娜·赫尔妮兹，2011年。
有轨电车上的女孩，1998年6月摄于萨拉热窝。拍摄：Edina Hrnjic
萨拉热窝的多布林尼亚地区，堆起柴火准备过冬，摄于1999年。拍摄：Edina Hrnjic
克里斯·莱斯利、艾迪娜·赫尔妮兹和年轻的学生们，“学姐”艾迪娜已经出师，在1999年接手了这个项目。图片来源：Childsview Project
莉娜·特里科维奇（Rina Trifkovic）
2018年，莉娜·特里科维奇在自己家附近。拍摄：Chris Leslie
莉娜·特里科维奇今年28岁了，她原来是个弃儿，被送到了比耶拉维孤儿院。波黑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和另外40个孩子本来要撤离到德国，然而当载满孩子的巴士穿过重重包围的首都时，遭到了狙击手的射击。两个孩子因此丧命，还有几个孩子在波斯尼亚塞族民兵检查站被带走。
“对我来说，孤儿院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妥。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全部了解——毕竟我没有体验过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我想，也许我错过了父母的挚爱，但我也从来不知道被父母疼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过，今天最令我骄傲的是，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女人，除了自己之外，我不依赖任何人。”——莉娜·特里科维奇
1998年，特里科维奇（右）正在学习摄影。拍摄：Dzenita Katovic
1997年，莉娜和另外30个孩子回家了，他们回到了萨拉热窝，但和当年撤出的时候一样，这里的争议并没有解决。战争已经结束了，波斯尼亚政府官员坚持要让这些孩子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家，因为作为波斯尼亚人，他们当然属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努斯雷特（Nusret）
2018年6月，努斯雷特重返了那个已被炸弹毁坏、连窗户都没有的小窝，那曾是他与其他流浪者的家。摄影：Chris Leslie
右下角是13岁的努斯雷特和另一个孩子的合照。摄影：Dina Džihanić
1992年，一枚飞弹砸中公寓的那一刻，努斯雷特失去了父母。他和哥哥随后被送到了比耶拉维孤儿院，随着萨拉热窝的困兽之斗不断升温，这两个孩子也在努力挣扎着生存。
努斯雷特15岁时，他和哥哥被赶出了孤儿院，生活的考验正式来临了。他们无家可归，不得不在街头乞讨。哥哥因为吸毒过量离开了人世。他暂且戒掉了毒品，安顿下来娶妻生子，然而后来，政府声称这个婴儿处境危险，把他从努斯雷特身边抢走，送到了比耶拉维孤儿院，这个他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
12岁的努斯雷特，他在萨拉热窝金融中心被炸毁的UNIS大厦附近玩。摄于1997年6月。拍摄：Chris Leslie
可悲的是，2007年的一场大火吞噬了比耶拉维孤儿院，而努斯雷特的儿子正是在大火中丧命的六个孩子其中之一。今天，努斯雷特不碰毒品了，他不再走上街头乞讨，也不再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当地的一个清真寺给他解决了租房问题，现在这个年轻人都待在清真寺祈祷，打些零工养活自己。这么多年的挣扎过去了，努斯雷特终于找到了“家”。
“那个孤儿院毁了我的一生。他们没有给我丝毫的爱，没有保护我，还杀了我的儿子。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努斯雷特
1997年8月，萨拉热窝乞讨的老太太。拍摄：Nusret
1998年的穆罕默德和他的Praktica相机。拍摄：Nusret
篮球场，摄于1997年。拍摄：Nusret
1997年6月的萨拉热窝。拍摄：Chris Leslie
今天的萨拉热窝。拍摄：Chris Leslie
莱斯利的摄影项目由慈善机构“儿童的家与希望”（Hope and Homes for Children）和“战后研究中心”（Post-Conflict Research Center）支持。“儿童的家与希望”致力于为全世界儿童寻找安全、友爱的家庭和社区中心；“战后研究中心”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倡导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促进可持续和平发展，并且增进不同种族间的关系。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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