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碼朋克們已經贏得了與政府探子之間的加密戰爭。隨著匿名技術的發展，我們該如何平衡開放與隱私？人人匿名之後的世界又會是什麼樣？
校對：劉果 吳琪
排版：子川
讓我們看看這是否似曾相識。九十年代初，網絡計算剛起步，數百萬人第一次登錄網站，美國政府開始擔心起來。儘管規模仍然很小，網絡空間對法律來說已經是一個麻煩。無法追蹤的戀童癖網絡通過互聯網分享非法的兒童照片，匿名黑客竊取知識產權，網絡暴力氾濫。
因此，美國特勤局加強了對網絡世界的監控。1990年5月，它發起了一項全國範圍內針對黑客的打擊行動，“太陽魔鬼行動”（Operation Sundevil）。與此同時，立法者試圖通過法律，迫使電信公司交出客戶的詳細信息，並阻止強大的加密軟件的傳播。本質上，美國政府是在試圖限制公民在網絡上“隱身”的能力。
但是一些公民有其它的想法。一小群被稱為“密碼朋克”（cypherpunks）的加利福尼亞自由意志主義者[1]，開始開發工具來保持網絡不受國家干涉。他們建立了一個電子郵件列表，儘管不像個好的開始，卻最終預見、發明或改進了幾乎所有現在被電腦用戶使用的技術，以避免政府的監視[澳大利亞維權人士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於2006年創建了揭秘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於1995年成為該組織的成員，被稱為“教授”（Proff）]。
澳大利亞維權人士，維基解密的創建者，朱利安·阿桑奇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種名為PGP（Pretty Good Privacy）的強大工具首次出現。它是由一個名叫菲爾·齊默爾曼的美國程序員獨立開發的，齊默爾曼對法律統一又強大地入侵公民私人空間感到警覺。他決定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他的PGP軟件的代碼。今天，它仍然是網上文本和文件加密的行業標準。
當涉及到隱私問題時，政府的每一個反應都會引起公民的對應反應。這種戰爭被稱為“密碼戰爭”。最後，“密碼朋克”贏了。到了2001年，匿名傳播者無處不在，一個允許用戶使用網絡而無人能夠追蹤他們的匿名瀏覽器正在發展，無法追蹤的黑市在網上湧現，洩密網站Cryptome正成為情報機構的眼中釘。美國政府幹脆放棄了對齊默爾曼的調查，全世界都在使用PGP。
1993年《連線》雜誌封面
雖然如此， 回溯到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還非常晦澀難懂，是業餘愛好者、學者和專家的自留地。 在那時，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互聯網匿名性的問題與我們無關。但是在21世紀頭十年間，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意或無意地分享更多關於自己的信息，數字權利和自由的問題開始受到廣泛關注。調查和投票的結果顯示 ，互聯網隱私對於普通人來說開始成為一件大事。
今天，為了回應政府對我們數字空間的另一次明顯侵犯，我們開始了第二次加密戰爭。自2013年美國計算機專家愛德華·斯諾登（EdwardSnowden）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USNationalSecurity Agency）開始， 種種國家監控計劃的規模才可窺見一斑。互聯網匿名軟件（通常是免費的）的使用開始激增，允許人們上網時不洩露網絡協議（IP）地址的匿名瀏覽器“Tor”變得流行，同時還有齊默爾曼的PGP加密技術。越來越多的人使用“暗網”： 這是一個加密網站組成的網絡，使用Tor協議使得跟蹤幾乎不可能。
愛德華·斯諾登
也許更重要的是，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研究巧妙的方法在線上阻止審查和保守秘密：這些項目是為大眾市場而不是為計算機專家設計的。
因此，很快就會出現新一代方便使用的自動加密郵件的服務，例如“郵件堆”（Mail pile）和“黑色郵件”（Dark Mail）。我們可以預見更多的去中心化社交網絡，不依賴在政府監控下十分脆弱的中央服務器。以Twister為例，這是一種不受審查的Twitter版本。平臺的每一個用戶都擁有公共記錄的一個副本，全部在她自己的電腦上運行。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匿名進行，而且有了這種去中心化的系統，審查將對此幾乎無能為力。沒有人能關閉它，因為沒有人擁有它。簡而言之，戰線已經劃定，雙方皆厲兵秣馬。這是一個思考我們網絡需求的恰當時機。互聯網應該如何平衡開放和隱私？如何取捨法治和無政府主義？隨著事態的發展，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決定結果嗎？
我最近在里約熱內盧與Twister首席開發商米格爾·弗雷塔斯（Miguel Freitas）進行了會談。他解釋說，當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承認他的政府在2011年倫敦騷亂期間考慮關閉推特時，他受到了啟發。弗雷塔斯告訴我，他試圖尋找p2p（點對點）微博客的替代品，卻一無所獲。如果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Facebook和它朋友們手中，光靠互聯網並不能幫助信息流動。因此，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將支持比特幣的安全協議轉化為一個安全的社交媒體平臺的基礎。
Twister是網絡地方去中心化的一部分。與之相對的另一個網站叫做“MaidSafe”，這是一家英國的創業公司， 旨在重新設計互聯網架構
，建立一個點對點的通信網絡，而不使用中央服務器。它的開發人員正在建立一個由許多計算機協同組成的網絡，其中的每一臺都會貢獻一部分閒置的硬盤。你訪問網絡，網絡訪問這些計算機。所有這些都是加密的，數據位存儲在網絡的各個角落，這使得黑客行為和間諜活動更加困難。
MaidSafe網站截圖，圖中介紹：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自治數據網絡。
MaidSafe的首席運營官尼克·蘭伯特（Nick Lambert）向我解釋了這個願景。當你打開瀏覽器並在網上衝浪時，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無縫的過程，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規則和過程使系統變得散亂：如域名服務器、公司服務器、路由協議、安全協議等等。正如蘭伯特解釋的那樣，中心化導致了強權——無論是政府、大型科技公司，還是無形的美國監管機構——產生了對網絡活動的控制。這不利於安全，也不利於隱私。
為什麼像弗雷塔斯和蘭伯特這樣的人一直試圖繞過國家監督制度？
他們的動機顯然是正當的：他們希望讓人們能夠維持在線的私密性，保持溝通暢通，且不受第三方的干擾。現在和90年代初的區別在於，這種意識不再侷限於電腦極客。普通人開始關心互聯網的匿名性，並開始使用工具。Facebook最近在Tor上推出了一個網絡版本，並且正在成為主流。
洋蔥頭瀏覽器（Torbrowser）的標誌。
但這種勢頭正在產生一些非常奇怪的政治同盟。兩位互聯網匿名的代表性人物，阿桑奇和斯諾登，廣義上講是不信任政府權力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斯諾登本人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Ron Paul）[2]的支持者。然而，阿桑奇和斯諾登都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密切合作，這是一份左翼出版物：除了對政府監控的擔憂，兩人的理念毫無交集。
換句話說，這個問題跨越了傳統的政治邊界：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支持理由。20世紀90年代的“密碼朋克”——還有這之外的其他一些人——相信網絡匿名將會帶來一個自由意志主義的烏托邦。左傾自由主義擔心國家監視可能侵犯個人隱私權。右傾自由主義擔心政府官僚機構手中權力過大。還有很多人並不屬於任一派別，只是相信如果人們能夠保守秘密，社會就會得到更好。在與公民自由團體有過交流後，這些不同政治議題之間的分歧就會變得清晰。然而最大的分歧可能是
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分歧。
一般來說，自由意志主義者希望通過技術中的數學和物理原理來單方面地確保自由； 他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削弱國家權力的基礎。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人則希望通過法律和民主共識實現自由，並希望它只會削弱一些無益於進步的影響。然而，儘管雙方看似對等，卻並不勢均力敵。事實上，這個問題的基本性質似乎更有利於自由主義者。
由於公眾期望和新技術的有力結合，在網絡上隱藏身份的方法只會變得更易用、更廣泛、更復雜。而且物理學定律站在密碼朋克這一邊：加密比解密更容易。（加密就像打破一個雞蛋，缺少密匙的解密就像試圖把雞蛋重新組裝起來。）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數學定律傾向於保密。現在，用戶的每一次點擊和刷卡記錄都會被其他人收集；儘管看似不太可能，但網絡在向著更高的匿名程度發展。未來，對於那些需要它的人來說， 網上匿名會更為容易。
不管是好是壞，我們似乎可以在未來的網絡世界中期待更多的隱私。其中有很多值得慶祝的地方。你聽到的那些為了網絡隱私而奔走吶喊的公民自由活動家不是有妄想症的陰謀論者。各種匿名具有重要的社會和個人功能。恐怖分子們會使用加密網絡繼續作亂，但我猜想，使用黑網的真誠的自由戰士比恐怖分子更多，儘管兩者經常被無益而又愚蠢地混為一談。敘利亞民主人士確實創造了秘密且難以追蹤的聊天室來協調活動；俄羅斯持不同政見者確實需要繞過國家對網絡的審查；中東的同性戀者確實要使用匿名瀏覽器來逃避國家道德殘酷的執行者。
還有一些洩密者網站。例如，《紐約客》（New Yorker）在黑網上有一個“保險箱”網站，用於告密者分享故事和安全地
披露信息。匿名化增強了人們問責強權的能力，而互聯網已經給了國家大得可怕的權力。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我們的每一點在線行為都被收集、分析和出售，政府甚至可以自由進入民用網絡的隱私部分；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存在著權力嚴重濫用和針對個人的審查的可能。
《紐約客》“保險箱”網站
這不僅僅是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區才顯得重要。在大多數民主社會中，隱私被視為個人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所有其它政治表達的先決條件。成熟的民主國家使用無記名投票來確保人民能夠登記他們的政治觀點而不必擔心遭到報復。[不過有趣的是，19世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反對無記名投票，寧願人們被迫堅持自己的決定。]匿名有助於自由表達。別忘了在美國，《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是匿名撰寫的。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匿名化成為了網絡的基本元素。互聯網架構的先驅者主要是學者，他們希望鼓勵其他程序員匿名工作，以改善網絡的設計和結構。他們的靈感來自於同行盲審雜誌的模式：以質量而非來源來判斷觀點
，從而使最好的脫穎而出。這種把你的想法與現實的你分開的自由，儘管沒那麼崇高，但同樣有很大益處。當每個人都能看清你是誰的時候，很難去探索敏感的或私人性的話題。對於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來說，擁有一個你可以誠實而公開地說話而不必擔心判斷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而網絡就是他們去做這件事的地方。（出於好心，英國心理健康慈善機構薩馬利坦會監視了Twitter上人們有自殺念頭的跡象，但人們對“薩馬利坦雷達”的行為非常憤怒）
匿名可以說也會帶來更多有趣的內容。那些幾乎沒有任何節制的網站通常比那些管理員嚴格管理的網站更具創造性。以臭名昭著的貼圖論壇4chan為例：它的大多數用戶使用“匿名者”（Anonymous）作為用戶名發帖，而同名的黑客小組也有著相同的行為模式。4chan產出了數量驚人的有創造性的、有趣並有冒犯性的內容。它的用戶為了受歡迎和聲名狼藉而競爭， 不過該網站為自己的匿名性而自豪——它們直接與Facebook和Google+等網站進行競爭，這兩個網站都要求用戶用自己的法定名字登錄。（不過當然，很多人並未遵守。）像4chan這樣的法網不及的地帶可能會令人不快，但也會讓我們變得強大。畢竟，通過接觸有爭議的或極端的想法，我們才得以銳化自己的感官，發展我們自己的道德律。
但所有這些都不能否認匿名也存在問題，或者說如果網絡作為一個整體開始在黑暗的帷幕下開始運作，人們可能會變得更加糟糕。研究反覆指出，當人們認為自己不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們的行為就會變得更糟。網絡心理學家認為，在屏幕的保護下，我們更容易變得更加粗魯，更加不受控制。 一位研究人員，新澤西州的心理學家約翰·蘇勒（John Suler）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撰寫了這篇文章，稱其為“網絡抑制效應”。他一直在研究早期的在線社區，發現當通過電腦進行交流時，人們對陌生人的行為更具攻擊性。民意調查公司YouGov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28%的美國成年人承認，“他們惡意的網上行為針對的是那些他們不認識的人”。
不受約束的匿名，導致欺凌和騷擾，也可能破壞自由表達，因為它妨礙其他人參加公共辯論和表達自己的觀點。對於許多人，特別是女性作家和評論員來說，Twitter已經成為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他們每次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都會受到匿名Twitter用戶的恐嚇威脅。對於普通人來說，儘管不常提起，但遭遇到的網絡暴力往往同樣糟糕。許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平臺。
當然，這些恐怖故事並不足以證明應該對匿名技術的使用進行全面的法律限制，比如
恐怖分子同樣也利用電話、汽車和現金。設計和創造這些工具的人們也沒有錯，這也不是他們的責任，應該由個人來承擔他們使用這些工具的責任。但是一些技術將權力的平衡傾向於那些違法者——畢竟， 國家的首要責任是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 從這裡出發其它的事情才能夠自由運行。儘管網上匿名的好處很多，但它並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互聯網的某些部分不應完全超出執法部門的能力範圍，就像我們不應該接受類似的無政府狀態。
已經倒閉的暗網市場Evolution上商品之間的關聯，密集的線條表示商品經常在同一商鋪售賣。
2011年在奧斯陸謀殺77人的挪威恐怖分子安德斯·佈雷維克（Anders Breivik）在他的宣言中督促其他人使用Tor瀏覽器；伊斯蘭國的Twitter賬戶分享如何使用Tor的信息；基地組織已經創建了自己的加密技術。但問題不僅僅在於保密會吸引壞人。在暗網市場上，幾乎每一種可能的毒品都可以買到。有些渠道還出售槍支、製作炸彈的使用說明和零日攻擊[3]，這些都可能為恐怖組織創造巨大的可乘之機。此外，兒童色情製品商使用加密和匿名瀏覽器來逍遙法外已經成為了一種模式，使根除兒童色情製品的傳播網絡幾乎無法實現。（因此，英國國家犯罪局承認他們現在沒有能力逮捕每一個下載兒童色情的人）
當然，這些恐怖故事並不足以證明應該對匿名技術的使用進行全面的法律限制，比如恐怖分子同樣也利用電話、汽車和現金。設計和創造這些工具的人們也沒有錯， 這也不是他們的責任，應該由個人來承擔他們使用這些工具的責任。但是一些技術將權力的平衡傾向於那些違法者——畢竟， 國家的首要責任是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 從這裡出發其它的事情才能夠自由運行。儘管網上匿名的好處很多，但它並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互聯網的某些部分不應完全超出執法部門的能力範圍，就像我們不應該接受類似的無政府狀態。
然而，目前法律對於網絡隱私權幾乎沒有明確的規定。在美國，1995年最高法院的一起案件確立了匿名政治活動的權利，並在1999年進一步規定，“人們可以以假名或匿名的方式互動”，並附加說明“只要這些行為不違反法律”。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每個歐洲公民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其家庭和通信的隱私權利必須受到尊重”。但是，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條款：“按照法律”和“民主社會的必要”。
讓事情變得更加微妙的是，隱私的含義不再是完全清晰的，因為當我們都上網時，隱私的概念發生了變化。當我們在公共場合交流，或是在商店裡購買雜誌的時候，我們沒有義務表明自己的身份。如果我願意，我可以在街上戴手套和麵罩，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為了執法的目的，我會被迫摘下他們。在攔截並搜查的特權下，警察可以強迫你暴露自己的身份。投票、上學、出國旅行——在生活的幾乎每一個部分都需要揭示我們的真實身份。
所以這必須是線上的。如果我們願意，我們都應該有權利在網上匿名，就像我們可以離線一樣。我們應該可以自由使用Tor，使用假帳戶和假名，匿名操作系統，加密等等。但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應當有能力和法律權利，在必要和合適的情況下打破匿名制（如果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規來確保這些權力不被濫用）。像我預期的一樣，匿名軟件變得越來越流行，因此有必要採取一種新的執法方式。通信或網絡層面的調查——斯諾登透露的大量數據收集和模式識別——將越來越不受歡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網上匿名，它也會變得不那麼有效。
因此我預測，作為這種情況的回應，會出現更多的調查人員，更有針對性、但也更有限的“人類智能”。用外行人的話來說：更多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和更少的斯諾登。越來越多的竊聽器會出現在人們的房間，越來越多的團體會被滲透。這將需要對數字化警務進行更多的投資：新的人員、新的技能、新的職能，以及——因為它在道德上更危險——一個新的法律解決方案。這必須包括公共機構如何在網上獲取我們的私人信息，網絡匿名的限制，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它可以被合法地打破。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一名由伊恩·弗萊明創作的概念間諜。在故事裡，邦德是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特務代號007，圖為電影《007》劇照。
在評估這樣的大趨勢時，用一個總分來判斷並不會有幫助。儘管如此，我認為網絡匿名總體來說對個人和社會自由仍然有積極的影響。匿名噴子非常惱人，但是如果要揪出他們，人權活動者或臥底記者也會暴露身份。這就是問題所在：匿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匿名往往有價值且很重要：這足以成為捍衛它的理由。因為一旦它消失，它就永遠消失了。一般來說，一旦政府擁有監控公民的權力，他們就不會放棄它。也許在未來匿名會比現在更加重要。
當然，網絡匿名並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為了普遍的自由，一些人會被監視。但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能使人不被發現的權利是值得捍衛的。
奧斯卡·王爾德曾經寫道，如果你給一個人一個面具，他會告訴你真相。沒錯，但在面具的背後，他更有可能刻薄和下流。我們只是不得不忍受這些。【1】Libertarianism與Liberalism有較大差異。
【2】事實上，Ron Paul已經拋棄了共和黨人的身份，在2015年重新成為自由意志黨（Libertarian Party）成員。
【3】指在漏洞被公開但沒有被修復的時間段進行的黑客攻擊。
倫敦智囊機構Demos社交媒體分析中心主任，著有許多關於網絡文化和上網隱私的小冊子，最新作品是RadicalsChasingUtopi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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