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過節，我們歷來講究喜慶熱鬧，喜慶才是過節應該有的樣子。
正因為如此，有那麼一小撮人喜歡“反其道而行之”，來實現“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
01
2月15日除夕夜，陝西漢中。
張某某為了給1996年死去的母親報仇，將仇家王家三人全部殺死，製造了一起“除夕夜復仇殺人案”。
根據披露：
1996年8月，張某某的母親汪秀萍路過王家門前時，因過往與王家有矛盾，汪便朝王家的王富軍臉上吐唾沫，遂引起爭吵。
王正軍聞訊趕到現場也同汪爭吵，汪秀萍拿一扁鐵在王正軍的左額部、左臉部各打一下，王正軍從路邊撿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下，致汪當場倒地於當天22時許死亡。
當年該案的兇手王正軍，被法院以故意傷害罪被判處七年徒刑，賠償九千餘元。
02
張某某的母親汪秀萍倒地死亡那天，他只有13歲，一個剛剛記事的少年。
一起為母復仇的滅門案，引來網友們的一片高潮和叫好。
“壯士，向你學習”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
1996年的案子，法院判決到底公不公平不是靠鍵盤就能知道的，但是為報仇而殺死仇家這是古代社會留下的“毒瘤”。
03
自然天性下的復仇種子
不少科學家經過長期研究，得出了一個相似的令人不安的答案：復仇的慾望是正常的，是人性中的一種固有特性。
也就是說，在這個藍色的星球上，每個神智健全的人都具備產生復仇欲的生理機制。
“你們要是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的嗎？
你們要是搔我們的癢，我們不是也會笑起來的嗎？
你們要是用毒藥謀害我們，我們不是也會死的嗎？
那麼要是你們欺侮了我們，我們難道不會復仇嗎？”
這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場，借夏洛克之口，莎士比亞強調了報復是人類的本能。
小時候我也經常“復仇”，如果有其他小孩子打了我，我也會哭著打回去，拳頭砸、腳踢、牙咬，反正要讓對方付出一樣的疼痛代價才行。
但是我又害怕別人繼續欺負我，我又不得不擔心下一次該怎樣“復仇”。
這大概就是最早對“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感受了。
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進入國家形態時，國家機器就限制民間的復仇行為，進入現代文明後已經全面禁止復仇行為。
04
復仇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因為人的自然屬性，所以在古代社會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復仇故事，他們似乎成了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
電影《趙氏孤兒》將元代的紀君祥創作雜劇再現出來：
春秋時期晉貴族趙氏被奸臣屠岸賈陷害而慘遭滅門，倖存下來的趙氏孤兒趙武長大後為家族復仇。
伍子胥：投奔吳國，攻打楚國，報了父兄之仇，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
勾踐：臥薪嚐膽，終於滅了吳國，報了夫差的侮辱。
范雎：早年為魏國中大夫須賈門客，因被懷疑通齊賣魏，差點被魏國相國魏齊鞭笞致死。後來羞辱魏使須賈，之後又迫使魏齊自盡。
中國古代來不缺少這類復仇故事，往往出於禮法復仇者總能得到褒獎或者赦免。
於是留下了“以牙還牙” “殺人償命”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等諺語。
這就是古代社會的歷史侷限性之一：禮與法看似分立，但經常混為一體。
05
禮與法，成了“禮法”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整個社會的傾向就是：允許復仇，不復仇是一種不忠不義不仁的行為。
古代禮法的作用雖然也提倡“以德報怨” ，但是這套體系並不排斥“以暴制暴”，不排斥復仇者。
所以，在流傳下來的《周禮》《春秋公羊傳》《禮記》中都有大量的復仇故事，這樣的故事通過師長、官員又不斷影響下一代。
在《舊唐書・列女傳》有記載：
孝女賈氏的父親被玄基殺害，賈氏的弟弟強仁年幼，賈氏於是按兵不動，一直等到強仁長大，才與之共行復仇大業。
“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
古代社會女性地位不高，史書上也很難看見女性的身影，但是因為復仇而大放光彩的人不在少數，她們因為復仇而留於青史。
到了近代時期，女性復仇仍然在上演：
施劍翹為報仇經過“臥薪嚐膽”然後1935年，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殺直係軍閥孫傳芳。
由此可見，這種“傳統文化”影響的不止是地位較高的男性群體，也影響著女性群體，整個社會也其影響。
06
但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無序到有序，從以暴制暴到以法制暴。
進入法治時期，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為了威懾犯罪與消除受害人的復仇心理，國家開始替受害人及家屬實施刑罰，古代的“血親復仇”已經被法律拋棄了。
刑罰的目的也不再是報復與懲戒犯罪，而是預防犯罪與教育罪犯，利用法律的威懾作用來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
我國現代刑罰理論中，也採取預防說，即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預防主義），包括消除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
換個角度而言，為了復仇犧牲自己，並不值得肯定，自己的命也是命。
回到除夕夜這樁慘案，如果張某某一直認為當年的判決有失公平，申訴渠道一直都存在的。
對於張某某的復仇行為，不要拍手叫好，張某某的這一生也只剩下監獄了，何嘗不是一種悲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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