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治理動機、工具、治理績效三個層面對江蘇省S市男女大學生村官的鄉村治理能力進行調查，研究顯示，較之男性大學生村官，女大學生村官在發揮其獨特的以人為本為核心的鄉村治理能力優勢的同時，也同樣遭遇到當代女性參政所面臨的結構不合理、晉升渠道狹窄、職務性別化、參與村級事務的深度和廣度有限等問題。擇業動機認知偏差、社會資本存量較少以及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是導致女大學生村官無法更好地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有從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入手，才能切實提高女大學生村官的鄉村治理能力。
【關鍵詞】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社會資本
伴隨著“大學生村官”工程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的推廣，大學生村官這一群體不斷擴大，女大學生村官逐步頂起農村社會發展的“半邊天”。2015年，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共有137900人，其中男性58200人，佔總數的42.2%，女性79700人，佔總數的57.8%。（1）相比男性大學生村官，女大學生村官除了“村官”、“大學生”身份，還擁有鮮明的性別身份。女大學生村官進入傳統以男性權利為中心的農村權利體系之中，客觀反映了女性參政意識的覺醒和增強，間接改變了農村地區廣大婦女政治參與、利益表達過程中的“失語”狀態。同時，由於“女性”身份，女大學生村官群體的鄉村治理能力也區別於男性大學生村官。基於此，本文以女大學生村官為研究對象，希望進一步引起相關部門和學術界的重視，使女大學生村官在廣闊的農村大舞臺上更好地發揮其優勢和作用。
本研究基於江蘇省S市的實證調查，採取問卷調查和個人訪談兩種調查方式。共發放21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06份，有效率為98%。問卷主要包括報考動機、治理資源、治理方式和治理作用等四個方面。同時隨機訪談了該地區8名大學生村官、4名鎮幹部、6名村委會成員以及若干名村民。這8名大學生村官基本在農村或社區工作一年以上，其中3名黨員，4名往屆生，2名具有研究生學歷，一半以上農村出身或者有農村生活經歷，男女性別各佔一半。
一、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性別差異
（一）治理能力的目標要素：治理動機的性別差異
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指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而付出行動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從另一角度來說，想要實現目標的強烈程度直接影響著個人治理能力的發揮。積極動機對行動者治理能力的發揮起到顯著的正向作用；相反，消極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對治理能力的發揮起到負向作用。因此，本文運用治理動機來闡述治理能力的目標要素，將動機問題設置為“懷抱理想，改變農村現狀”、“鍛鍊自己，積累社會經驗”等較為積極的治理動機，以及“聽從家人、朋友的意見”、“解決暫時的就業問題”和“被優惠政策吸引（如享受鄉鎮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定向考錄政策，面向大學生村官考錄公務員、招聘事業單位人員，錄用選調生，大學生村官專場招聘會等）”等較為消極的治理動機。
由表1可以看出，男女大學生村官選擇其職業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解決暫時的就業問題”（40.6%）、“被優惠政策吸引”（27.3%）等功利性較強的消極動機上。但男性大學生村官體現出集中性和多樣性的擇業動機，在功利性較強的消極動機的基礎上也大量存在“懷抱理想，改變農村現狀”（20.3%）、“鍛鍊自己，積累社會經驗”（20.3%）這類較為積極的治理動機；而女大學生村官更為集中地體現為較為消極的治理動機。且父母、朋友等人對女大學生選擇大學生村官職業的影響較大，表2顯示，影響非常大和比較大的合計30.6%；而男性大學生村官僅有20.9%。說明與男性大學生村官相比，女大學生村官的治理動機更為不穩定，受他人影響較大。
表1 您選擇大學生村官的主要原因（可多選）
（二）治理能力的資源要素：治理資源的性別差異
能力運作必須依靠一定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非物質的資源載體。資源豐富還是匱乏，是治理能力能否發揮以及發揮高低程度的源泉。對於大學生村官這一群體，他們所擁有的個人資源（學歷、專業、是否擔任班級幹部）相差不大，因此主要考察其社會資源（即通過與鄉村社會其他行動者如鄉鎮幹部、村幹部、鄉村社會精英的互動獲得的社會關係資源）的差異。大學生村官與其他行動主體的互動構成龐大的治理網絡體系，其所獲資源既包括他人所擁有的個人資源，又包括他們通過在其等級制結構中位置控制獲得的位置資源。問卷調查發現，女大學生村官更傾向於與女性村幹部互動，而與男性村幹部的互動較少，除非村委會成員中沒有女性村幹部的存在，才不得不與男性村幹部進行互動。
表2 父母、朋友等對您選擇大學生村官這一職業影響大嗎？
表3顯示，女大學生村官偏向於獲取女性村幹部所擁有的個人資源和位置資源，她們主要跟隨女性村幹部一起負責處理村莊計劃生育、教育、矛盾調解等相關工作。而33%的男性大學生村官則與男性村幹部和女性村幹部都進行互動，這樣既能夠吸收女性村幹部的資源，又能夠獲取在鄉村權力結構中大多處於決策性和主導性地位的男性村幹部的個人資源和位置資源，因此，男性大學生村官在複雜的鄉村社會環境中能夠獲取的社會資源的廣度和深度遠遠高於女大學生村官。
（三）治理能力的行為要素：治理工具的性別差異
斯托克指出：“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在於政府的權力，不在於政府下命令或運用其權威。政府可以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來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責任均在於此。”[1]9對於治理工具，不同的行動者有不同的選擇，它取決於行動者個體特徵，諸如性別、年齡、經歷等因素。在治理工具的選擇上，男女大學生村官是否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呢？本調查將問題具體化為“處理村民之間的矛盾衝突時”，男女大學生村官是否會做出不同的工具選擇。表4顯示，當男女大學生村官處理村民之間的利益衝突時，有53.1%的大學生村官更多地選擇約束性工具（如村規民約），與過於集中在約束性治理工具上的男性大學生村官相比，有7.8%和13.2%的女大學生村官選擇激勵型和引導型的治理工具來解決上述問題，體現出女大學生村官較為擅長採用非強制性的治理工具，利用溝通、宣傳、教育、鼓勵等方式來處理村民矛盾的特點。
表3 您經常與男性村幹部還是女性村幹部進行工作交流？
（四）治理能力的評價指標：治理績效的性別差異
治理績效是指對行動者的鄉村建設及其實踐所產生社會效應的綜合評價，成熟的、系統化的治理績效指標體系、模型和評價方法，能夠對一個行動者能力的履行效果進行全方面的考核，是反映和衡量治理能力水平的評價指標。由於鄉村治理取向的多樣性和綜合性，其評價內容必然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的體系，包括經濟增長、社會分配、公共參與、社會秩序四大部分。[2]本文也主要從這四個方面對男女大學生村官的鄉村治理績效進行分析。
表4 當村民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時，您一般利用以下哪個手段來處理
1. 經濟增長
村莊的經濟增長是鄉村治理績效最直接的反映，也是衡量鄉村治理能力的最直接的指標。在鄉村治理的經濟效益方面，男女大學生村官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男性大學生村官鄉村創業率明顯高於女大學生村官，同時在自身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評價上也遠遠高於女大學生村官，即男性大學生村官在推動鄉村經濟、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帶領村民走上致富道路方面具有更大影響力。
圖1 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上，您的自我評價
2. 社會分配
村莊的社會分配反映村莊治理的公共服務績效，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維持鄉村秩序的重要保證。現階段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的過程是村民個體、集體組織、政府供給制度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相對集體組織、政府供給制度，村民個體在表達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偏好以及影響程度上處於弱勢地位。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大學生村官，在村莊公共產品的分配方面也存在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女大學生村官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的客體對象上，更加關注在村莊中處於弱勢地位的老人、婦女、兒童等群體的意見，更加細微地關注和滿足弱勢人群對村莊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偏好，維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從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圖2 您有沒有從女性的角度出發，為女性說話
3. 公共參與
村莊的公共參與反映村莊治理的政治績效，村民廣泛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是衡量中國農村政治化和民主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在鄉村社會環境中，村民普遍存在著對村莊公共事務關注度和參與度不高的情況，尤其是農村婦女在政治認知水平、政治參與態度和政治參與行為三個方面，較之男性更為消極、被動，甚至牴觸。研究表明，女大學生村官進入鄉村社會，積極參與鄉村事務，提高了農村婦女參與鄉村事務、表達自身利益的積極性。女大學生村官進入傳統以男性權利為中心的農村權利體系之中，一方面客觀反映了女性參政意識的覺醒和增強，另一方面間接改變了農村地區廣大婦女政治參與、利益表達過程中的“失語”狀態。
4. 社會秩序
村莊的社會秩序反映村莊治理的社會績效，農村社會的穩定是開展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基本前提。當前，鄉村社會因土地、拆遷、山林等矛盾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上訪、打架鬥毆等惡性事件不斷增加，流氓地痞藉助農村剩餘的封建意識形成地方惡霸勢力，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和農閒時間增多而農村文化娛樂活動單調和缺乏，聚眾賭博等不健康文化娛樂活動尤為盛行，都嚴重影響了鄉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較之女大學生村官，男性大學生村官在維護鄉村秩序、創造良好社會治安環境方面發揮的作用較大。這是因為，維護鄉村社會秩序過程中有可能與當地村民或地痞發生摩擦，女大學生村官天生生理條件處於劣勢，出於對其安全的考慮，村幹部一般不會安排女大學生村官負責鄉村社會治安方面的工作。
圖3 在維護農村社會治安的作用上，您的自我評價
總的來說，男女大學生村官的鄉村治理能力具有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在治理動機方面，從大學生村官整體來看，選擇到基層農村工作是大學生村官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理性選擇。男大學生村官治理動機呈現多樣化，而女大學生村官的治理動機則偏向消極。第二，在治理資源方面，女大學生村官更多地通過女性村幹部來獲得社會資源，而男性大學生村官則同時通過男性村幹部和女性村幹部來獲得社會資源。第三，在治理工具方面，女大學生村官常常運用非強制性的治理工具處理村級事務，善於通過溝通、說服、移情等手段解決問題；而男性大學生村官更多運用強制性的治理工具，如法律法規、鄉規條約等處理鄉村事務。第四，在治理績效方面，職務晉升與治理績效考核息息相關。根據相關數據，2015年，江蘇省大學生村官中有1096人擔任村“兩委”正職，520人擔任鄉科級幹部，582人擔任縣級以上幹部；其中女大學生村官中有365人當選村“兩委”正職，佔33.3%，122人擔任鄉科級幹部，佔23%，1人成長為縣處級幹部；而男性大學生村官中有731人當選村“兩委”正職，佔67%，398人擔任鄉科級幹部，佔77%，581人擔任縣級以上幹部，佔99.8%。（1）由此可見，男性大學生村官的晉升空間遠遠大於女大學生村官，從側面反映出男性大學生村官的治理績效要高於女大學生村官。女大學生村官在社會分配、公共參與方面的作用較為突出，更關注鄉村弱勢群體，推動了農村地區廣大婦女的政治參與；而男性大學生村官則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二、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的制約因素
（一）擇業動機上存在認知偏差
擇業動機的積極與否直接決定著女大學生能否勝任且較為穩定地從事大學生村官職業，影響著女大學生村官群體的鄉村治理能力能否正常發揮。當前一些女大學生村官在擇業動機上存在認知偏差。
其一，擇業動機的功利化傾向，更注重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忽略社會責任的擔當。只有具備不求回報、甘於奉獻的高尚的社會性的擇業動機，才能推動人們去選擇和從事社會性職業，最大程度實現自己的潛能和社會價值。大學生村官計劃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洪流中孕育而生的，政府通過選拔、培養，使受過高等教育的當代知識青年與村官相結合，把優化農村基層管理人才結構、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因此，在選擇大學生村官這一職業時，就意味著承擔紮根農村、奉獻農村、服務農民的義務，擔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任，也就要求必須具備立志樂道、敢於擔當、甘於奉獻的高尚擇業動機。然而關於女大學生村官擇業動機的調查顯示，其中不乏動機模糊、目標偏移的情況，有的人選擇大學生村官這一職業是迫於就業壓力，有的人是盲目從眾，還有的人是急功近利。
其二，擇業動機單一化，思安求穩的思想濃厚。目前，女大學生擇業觀念呈現單一化傾向，更多地傾向於選擇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等具有穩定性、保障性的工作，對於具有開拓性、前導性、冒險性等特點的職業，有的人完全不考慮，有的人持觀望、矛盾的態度。大學生村官職業具有不穩定性，沒有明確的身份定位，還需要面臨三年合同期滿後的出路問題，因此村官職業不是一些女大學生就業的最佳選擇，部分女大學生即使選擇了這一職業，也更多的是受到了父母和朋友意見的影響。
其三，成就動機偏弱，創業意識淡薄。成就動機的強弱影響著挑戰精神的強弱，最終影響到個體能力的發揮。當前大部分女大學生能夠積極主動地進入工作領域，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理想。但是總體來說，與男性大學生相比，女大學生成就動機較弱，更易服從權威，缺乏挑戰精神。女大學生村官群體中的絕大多數能夠認真完成日常工作，期望獲得他人的認可和尊重，但也存在著只是被動完成村幹部佈置的任務的問題。成就動機較弱，就會設立難度較低、容易實現的目標，也就不會進一步挖掘自己的潛力，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
（二）社會資本的匱乏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嵌入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資源，通過社會網絡以及獲取社會網絡所附帶的信息、聲望、權力等，影響和決定行動者的社會地位。社會資本分佈的不均衡，造成社會群體（性別或種族）由於其優勢或者劣勢的位置對嵌入性資源獲取的差異，這種差異會直接導致社會群體的社會不平等。[3]167社會資本的分佈在性別上的差異尤其明顯。相比男性，女性在社會等級結構中處於劣勢，也就是說，女性在獲取和動員擁有好的資源的社會關係上處於劣勢。並且由於互動的同質性，即社會互動傾向於在等級制中擁有相似資源或者處於相同與相鄰社會位置的行動者之間發生，女大學生村官在建立社會關係網絡時具有高趨同性和低異質性，更傾向於同女性村幹部交往，使用女性村幹部所擁有的資源，而這種資源，較之男性村幹部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存在明顯的劣勢。
1.存在垂直權力結構的“權力尖端缺損”現象，即女性參政任職較少且集中在權力與提升機會較少的職位上。具體來說，就是正職少、副職多，虛職多、實職少，低層多、高層少，反映了中國女性參政執掌實權少、參與核心決策少的現狀。廣大農村地區更是如此，一直以來村委會班子成員中的男性數量遠遠高於女性，如表5所示。
2.水平權力結構中的角色失衡———“職務性別化”現象嚴重。職務性別化是指職務的分配不是按照政績或者能力，而是按照性別分配。[5]217職務性別化已經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社會認同，人們廣泛認同一些職務是屬於男性的，而另一些職務是屬於女性的，職務深深打下了性別標誌的烙印。在我國，女性領導幹部絕大多數集中在科教文衛計生等部門，參與和擔任黨政部門、立法機構、政治協商等一些核心部門的女性領導幹部較少；相反，男性領導幹部更多的處於中央和地方政治與決策領域的核心地位。在基層農村更是如此，絕大多數村“兩委”班子中明顯存在性別分工，女性進入村“兩委”通常負責計劃生育、教育、婦女工作，或者兼任會計、秘書工作，而男性往往負責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等關鍵性工作。雖然女大學生村官也有可能獲取處在社會關係網絡中心位置上的男性村幹部的社會資源，但是大部分男性村幹部不願意為女大學生村官進行資本投資。其原因，一是由於男女有別，男性村幹部感覺帶著男性大學生村官比較方便，不方便與女大學生村官進行過多的交流。二是認為女大學生村官既無法適應環境惡劣、條件艱苦的農村物質環境，又無法適應“菸酒文化”、“男尊女卑”等不良的農村精神環境。中國社會特有的“菸酒文化”在鄉村社會尤為盛行，在處理農村日常事務時，免不了抽菸喝酒，有時候往往通過一支菸和幾杯酒的交流就能拉近彼此的關係，化解彼此的矛盾，與男大學生村官相比，女大學生村官在這種“菸酒文化”中明顯處於劣勢。三是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絕大多數村民、村幹部認同“當官”這種事情不是女孩子做的，女孩子最終還是要回歸家庭照顧小孩、丈夫和老人。在對男女大學生村官安排鄉村事務的時候，村幹部會下意識地進行不同的區分，傾向於讓男性大學生村官處理對外事務，如拉項目、找資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經濟等，而讓女大學生村官負責處理對內事務，如整理文件、撰寫材料等。由此，女大學生村官社會資本存量的不足，直接影響了其鄉村治理能力的發揮。
（三）傳統性別文化與女大學生村官角色認同：刻板化群體形象
大學生村官是國家權力下沉鄉村社會的“新型”政治代理人，其鄉村治理能力能否發揮的邏輯前提在於他們能否真正嵌入我國農村社會。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的發揮，不僅需要完善制度設計，而且需要考慮制度運行的社會文化基礎。與男性大學生村官相比，女大學生村官還受到了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以“男公女私”為核心的性別觀念的限制。
1.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基層農村是女大學生村官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場景，鎮幹部、村幹部以及村民是女大學生村官在基層農村場域之中發生社會互動關係的三個主要主體。女大學生村官是在“男尊女卑”觀念依然盛行的農村地區生活和工作的，在這一場域中鎮幹部、村幹部以及村民與女大學生村官的互動影響著其性別角色構建。下面主要從鎮幹部、村幹部以及村民這幾個互動主體來分析對女大學生村官性別角色的“他者”構建。
表5 2000—2014年村委會成員性別構成[4]13
在我們這邊大學生村官還是比較受歡迎的，村裡事務繁雜、瑣碎，大量的文件材料需要處理，雖然村子裡有電腦，但是許多村幹部無法流暢地使用，大都需要大學生村官的幫助，所以大家都是搶著要的，每年招聘的大學生村官人數還不夠分。（鎮幹部A，男，40歲）
目前我們在崗大學生村官隊伍結構，女性的數量略高於男性，說實話，我們並不想要這麼多女大學生村官，但是我們沒有自主選擇權，只能經由省級統一考試直接分配給我們，較之男性，女性無論是從生理上還是能力上來說，都不大適合複雜的農村環境。（鎮幹部B，女，38歲）
與男性大學生村官相比，女大學生村官在矛盾調解、撰寫材料、工作的細緻程度等方面比較出色，但是畢竟是女孩子有很多的不方便，尤其我一個大男人後面常常跟著個年輕女孩子影響不大好，也不指望她們能夠做出驚天動地的一番大事業，你讓一個女孩子到處奔波拉項目、跑投資，發動全村村民搞經濟，哪有那麼容易呀。（村幹部A，男，52歲）
我更希望找個男性大學生村官，一來比較方便，二來女孩子比較容易害羞，沒什麼主見，沒什麼魄力，什麼事都要問，沒什麼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一味地聽從上面吩咐，這樣在農村工作肯定是不行的。（村幹部B，男，44歲）
男孩子確實更加適合農村工作，男性大學生村官在體力上的優勢，方便他們到田間地頭開展工作，使得他們能夠更快與村民建立關係，融入農村社會。（村幹部C，女，50歲）
可以看出，村鎮幹部對於女大學生村官還是持比較歡迎的態度的，肯定了她們在處理鄉村事務過程中較之男性大學生村官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但總體上講，村鎮幹部更希望來村工作的是男性大學生村官。這裡暗含著對於男女大學生村官不同的態度和偏好，這種偏好不是針對個體，而是針對一個群體，而且這種偏好並不以一定的客觀事實為依據，也完全不考慮個體之間存在的差異，而僅僅依靠存在於人們腦海中的對男女不同性別角色形成的穩定的觀念。這不僅表現在先入為主地根據性別的不同，對男女大學生村官的工作角色進行不同的定位，而且表現在對於男女大學生村官不同的工作期望上。
上面咋派一個女娃子下來，能幹些啥啊？女娃子哪有男娃子厲害啊，你看那些當官的大部分都是男的，女的很少，女的當官也就是管管雞毛蒜皮的事，大事還是要靠男的做主的。（村民A，男，46歲）
男孩還是女孩都無所謂，只要他們有知識、有能力、有正義感，能夠誠心為我們辦些實事，比如修修路、裝路燈、辦理低保戶、合理規劃土地，客觀公正地處理和調節矛盾，平常與我們多說說話，瞭解我們的需求，能夠帶領我們走上致富之路，讓我們的日子越過越好就行了。（村民B，女，41歲）
從上述談話中可以得知，其一，村民認可大學生村官有文化、有想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對他們是持歡迎態度的。其二，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時期，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日益凸顯，村民渴望致富的心情也日益強烈，但由於環境、資源、人才等各種條件的限制，與城市相比，農村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因此，部分村民對這群年輕的、有文化的大學生村官抱有較高的要求，甚至認為他們“什麼都會”、“無所不能”，期望著能夠帶領他們“改善生活，過上好日子，走上致富之路”。然而日子久了，村民明白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村官雖然知識層次高，但是工作經驗不足，缺少歷練，也逐步降低了對大學生村官的要求，甚至有部分村民對大學生村官比較失望，認為“他們沒什麼實權，就是個擺設”，“混幾年就都走了”。也仍有部分村民持樂觀態度，認為“至少有人肯為我們跑腿、做實事”，“告訴我們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法律和法規”，“有的大學生村官做的就不錯，帶著全村人創業，搞得紅紅火火”。其三，部分村民對大學生村官的要求較高，但是這種高要求和高期待是有性別區別的。他們更多期待著男性大學生村官能夠帶動全村村民搞創業，使得村民們都過上好日子；而對於女大學生村官則體現出低要求和低期待，“女孩子的話，比起到處奔波拉項目搞投資，不如在村裡搞搞教育、衛生、調和矛盾什麼的”。對男女大學生村官不同的工作角色定位、角色期望、職務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的發揮。
2. 多重角色衝突
與村民、村幹部和鎮幹部多元主體的互動是對女大學生村官性別角色認同的外部性構建力量，在與多元主體（他者）互動過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和偏見，導致女大學生村官對自己性別角色的認同充滿困惑。認同是行動者在文化特質或相關的整套文化特質基礎上建構意義的過程，而這些文化特質在諸意義的來源中佔有優先位置。[6]3因此女大學生村官能否認同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發揮其鄉村治理能力的優勢，還要從女大學生村官這一行動主體自身加以分析。調查發現，傳統性別角色所要求女性“宜室宜家”的品質特徵，已經內化到一部分女大學生村官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認同感。
畢竟是個女孩子，我也不想太拼太累，安安穩穩地做好手頭上的工作，自己能夠自食其力就可以了。（村官訪談對象A，女，26歲）
農村的工作比較艱苦，還是比較適合男性。（村官訪談對象D，男，27歲）
“求安穩”、“女孩子不要太拼”、“賢妻良母”這種傳統性別觀念已經與部分女大學生村官的性別角色認知完全融於一體，但是，仍然有部分女大學生村官想要改變目前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偏見和歧視。
相對來說我們這裡男女大學生村官沒什麼差異，還是比較公平的，學習與進步空間都很大，這些都需要自己努力，不可簡單歸因，怨天尤人。可能在結婚成家後，會有來自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但是我覺得自己只要權衡好分配好，一切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村官訪談對象B，女，23歲）
我覺得男女大學生村官沒什麼差別，一個對內一個對外配合得挺好的，不過可能女性結婚以後精力不夠吧。（村官訪談對象C，男，24歲）
這些女大學生村官想在工作上做出出色的成績，同時也希望能夠兼顧家庭，既有著較強的社會成就慾望，又力圖做個賢妻良母，呈現出價值取向的雙向性，容易陷入事業和家庭的兩難之中。她們或者選擇放棄一樣，或者不得不超負荷在事業和家庭之間運轉，不但影響了她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而且制約了其鄉村治理能力的發揮。
三、提高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的對策和建議
（一）夯實基礎教育，樹立正確擇業觀
高校作為培育和輸送女大學生村官的重要基地，是大多數女大學生村官上崗前的最後一站，因此，加強女大學生村官的崗前教育，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綜合素質，幫助她們樹立正確擇業觀，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層幹部和黨政後備幹部，是高校的責任和使命。前文所述，擇業動機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著女大學生能否較為穩定地從事大學生村官這份職業，也影響著女大學生村官鄉村治理能力能否更好地發揮。這就要求高校必須加強教育引導，幫助女大學生認清社會形勢，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加強新農村建設的宣傳，鼓勵她們積極投身農村基層工作，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構建多渠道互動平臺，營造有利於女大學生村官良性發展的環境
女大學生村官是基層婦女幹部隊伍的一股源頭活水，也是各級婦女幹部隊伍的重要後備力量。構建女大學生村官互動平臺，一是由各級婦聯組織牽頭，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為女大學生村官提供多渠道平臺，建立虛擬和現實相結合的女大學生村官交流會；二是各級婦聯組織、婦代會建立專門負責女大學生村官工作的機構，及時聽取和解決女大學生村官的意見和困難；三是創辦大學生村官工作交流園地，比如江蘇省委組織部主辦了《大學生村官園地》、大學生村官網站等，及時宣傳和公佈政策信息，定期採編大學生村官工作情況，還專門設立女性版面，促進了女大學生村官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工作和生活交流。此外，還可以通過加強優秀女大學生村官先進典型的宣傳，充分發揮榜樣的示範引導作用。
（三）加強政策扶持和引導，提升女大學生村官的社會資本
由於女大學生村官的社會資本存量遠遠低於男性大學生村官，應當重構和優化女大學生村官的社會資本結構。一方面，要通過優化女性村幹部在社會網絡中的結構位置來推動女大學生村官優化其社會資本結構。對女性參政進行適當的政策支持和保護，依靠國家的執行力和強制力推動女性參政，具體來說，就是推行女性幹部的性別比例保障政策，即在立法和決策機構保證女性參與決策的最低比例，在農村政治權力結構中按照性別公平原則，對村委會成員進行合理的分配和組合，改變以往村“兩委”班子成員中女性少、處於權力核心位置的女性更少的現狀，確保女性村幹部在村“兩委”權力結構中處於優勢的位置，能夠把握實質性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要引導女大學生村官拓寬社會網絡，積極參與村莊各項公共事務，加強自身與不同性別村幹部的交流和溝通，特別是重視與村莊經濟能人、有聲望的長者、退休村幹部、優秀大學生村官等群體的聯繫，為自身發展提供全方面的社會支持。
（四）構建兩性平等的社會性別文化
鄉村社會仍然留存著以“男尊女卑”為核心的性別偏見，無論是男性村鎮幹部、女性村鎮幹部，還是男性村民、女性村民，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男性應該以公共領域為主，女性應該以家庭領域為主，而且男性各方面能力高於女性。要徹底改變傳統性別文化，需要依靠漸進的、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播和教育。當前，應重點加強對農村政策決策者性別平等意識的培訓，推動性別平等在鄉村自治中的主流化，加強農村文化管理，為發揮女大學生村官的鄉村治理優勢營造兩性平等的社會性別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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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上述數據根據中央組織部相關數據整理而成。
2 參見江蘇省委組織部：《全省女大學生村官示範培訓班在南京開班》，載於《大學生村官園地》，20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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