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26年才高中,他將一生獻給「實業夢」

花了26年才高中,他將一生獻給“實業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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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關至滅亡的267年間,產生過112名狀元,張謇是其中之一。作為一位普通農民的兒子,他的科舉之路坎坷、辛酸而漫長。

張謇家中世代務農,祖父張朝彥為生活所迫入贅吳家,到他的父親張彭年時,家中有二十畝田,還有一座小小糖坊。張彭年挑著兩隻籮筐,走街串巷一邊賣糖一邊換破爛,靠著辛苦勞作和精於算計,成為富裕農戶,才有條件送幾個兒子讀私塾。

張彭年有五子,一子早亡,尚有四子,張謇排行第四,後來人稱四先生。張謇十幾歲時,經書讀得通透,張彭年希望他去考秀才。

可是,一個難題擺在張家人面前,清代,三代無功名的家族被稱為“冷籍”,冷籍子弟科考要受很多不公正待遇。宋璞齋給張彭年出主意,讓他與如皋張駒認為同宗,張駒之子病逝,尚有名籍在冊,讓張謇冒用張駒兒子之名參加考試。張彭年是一介鄉民,對科舉考試一無所知,唯宋先生之命是從,張謇改名張育才,縣試、府試、院試,場場過關,順利考中秀才。

誰知這僅是一場噩夢的開始。

張謇考中以後,張彭年按原先約定送給張駒一筆酬金,哪知張駒兄弟不滿足,經常敲詐張彭年。同治十年四月,張駒與他抽大煙的侄子一張狀紙將張謇告到公堂。學政趁機向張彭年勒索大筆銀子。

張謇被囚禁於如皋學宮之內。張彭年四處借貸,上下打點,張謇被關押三個月之後,才得以獲釋回家。秋末,江蘇學政彭久餘主持院試,張謇自述被騙經過,請求革除生員資格,改籍海門,彭久餘同情張謇之遭遇,囑託通州知州孫雲錦設法相救。孫雲錦把張謇喚到官衙,見他天庭飽滿,眉目端正,舉止斯文,應對敏捷,知道他將來是能成大器之材,有心成全他。張雲錦傳喚張駒家人詢問,張駒家人供出敲詐張彭年之事實。

同治十二年,禮部核准張謇改籍歸宗。冒籍案首尾三年,這三年間,張彭年無心經營家產,張謇無法安心讀書,張家負債一千餘兩銀子,這對尋常農戶來說,不啻天文數字。

鉅額債務還引發了家庭矛盾。張彭年只得給兒子分家,張謇分上一身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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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籍案結束時,張謇虛歲21歲,清貧如洗,一身是債,擺在他面前的最緊要問題不是科舉考試,而是生存。這年春節,債主堵門逼債,張謇冒著嚴寒外出借債,人們知道他負債累累,歸還無期,無人相借,張謇只得空手而歸。

張謇一邊當幕僚,一邊跟隨李小湖先生讀書,李小湖是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張謇的思想境界和學識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張謇當了一年幕僚,積攢了100兩銀子,拿回家交給父親,父親把銀子供在祖宗牌位前,讓祖宗看看,他的兒子能夠掙錢養家了。

張謇在吳長慶軍中任幕僚期間,張謇的母親金氏病逝,金氏臨終前對張謇說:“你性情耿直,不適合做官,但功名還是要考的。”張謇心裡很矛盾,這些年他跟隨孫雲錦、吳長慶走南闖北,對現實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願意再做空洞學問。但是母親的心,他是明白的,不管孫雲錦、吳長慶多麼賞識他,只要他沒有考取功名,身份就是白丁。

一個農民家庭,辛辛苦苦供兒子讀書,不就是為了他考取功名,給家庭撐起一面保護傘,保護家人不受官府和惡紳欺凌。他若不參加科舉考試,一家人的心血就白費了。趙菊泉、孫雲錦、吳長慶這些賞識器重張謇的人,也希望他科舉考試成功,得到一張通向上層社會的通行證,不然,他這一生只能在底層艱難掙扎。

張謇揹負親人師友的期望,一次次走進科舉考場,等待他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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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跟隨吳長慶入朝鮮時,年近而立,當幕僚已有八九年,視野日漸開闊,思想日漸成熟,名聲也漸漸傳出去。吳長慶歸國時,朝鮮想以“賓師”待遇挽留他,他沒有答應;李鴻章、張樹聲、吳長慶曾推薦他到朝中任職,他拒絕了。吳長慶病逝以後,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邀請他做幕僚,張謇一概拒絕,人稱他“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張謇在朝鮮期間寫下《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後六策》,他的主張雖然沒有被清王朝採納,光緒皇帝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讀了以後卻很讚賞。

公元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府鄉試,獲第二名,清入關200年間,南人在順天鄉試中只有3人被錄取,張謇是其中之一。這個大好消息讓關注張謇的人大喜過望,然而,第二年的禮部會試中,張謇落榜了。公元1889年、1890年、1892年,張謇又參加了三次禮部考試,每一次都陰差陽錯沒有考中。

張謇參加禮部考試落榜以後,對他寄予深厚期望的翁同龢、潘祖蔭等“清流派”為幫助他儘快科舉考試成功,暗中猜測哪份是他的試卷,結果幫了倒忙,讓別人白白撿了便宜。

四次會試落榜,張謇年將不惑,再也不願將生命中的大好時光浪費在這種無聊的考試上,他憤而砸毀考試用的文具,發誓再也不進考場。然而,一切由不得他。朝中,翁同龢等人還在對他殷殷期盼,第四次會試落榜回家時,翁同龢贈他一百兩銀子,讓他不要放棄;家中,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念念不忘,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心愛的四兒子考中進士,了卻他一生的願望。

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為表示普天同慶,與民共樂,慈禧太后下旨增加一次科舉考試,稱為恩科。消息傳出,天下學子躍躍欲試。張謇在江西為官的三兄張詧得知消息,力勸張謇再去考一次,76歲的張彭年心情更加迫切,他勸張謇:“我身體尚健,你正值壯年,再去考一次吧。”張謇的心情矛盾到極點,如果算上這次考試,從考秀才起,他先後參加了22次各級考試(不包括書院的各種考試),總共在考棚裡度過了160多天。

在這些考試中,張謇考過9次第一名,在書院讀書時也多次考第一,但是,冒籍案中的關押、逃難留給他的心理陰影太大,親朋師長的期望帶給他的心理負擔太沉重,關鍵時候,他總是發揮不好。

人的生命有限,眼看大好年華即將過去,張謇不想再浪費時間了。可是,他若不去考試,老父親垂暮之年的最後一點希望就破滅了,為了他這個“神童”兒子,父親被人敲詐、勒索,到處借債、求情,原本小康之家,現在負債累累。父親衰朽殘年,生命如風中之燭,不知何時就會熄滅,他可以不要虛名,但不能讓老父親抱憾終生。

張謇又走進了考場。

他到達北京時,考試即將開始,別的考生早到了。在禮部會試中,他取中第60名貢士,禮部複試時,他取中第11名,翁同龢看到他的名次之後,把他調整為第10名,這樣他就有資格參加殿試。之後的殿試,翁同龢怕再出錯,命令收卷官坐等張謇交卷,直接把張謇的卷子交到他手裡。他看了看很滿意,批道:“文字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其他幾位評卷官看了以後,覺得張謇的試卷當得起這個批語。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高手與低手的文章放在一起,優劣自分,高手與高手的文章放在一起,很難說誰比誰高明,把誰評為第一,就是主觀因素起作用了。

22日殿試,考河渠、經籍、選舉、鹽鐵等題,這些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是張謇的強項,他引經據典,論述透徹,文字古樸練達,主考官經過集體討論,將張謇列為第一名。

24日,張謇以一甲第一名之身份受到光緒皇帝的接見。翁同龢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與此同時,報喜隊伍從北京出發,到達南通州,在州官、縣官陪同下,鼓樂喧天地去海門常樂鎮給張彭年報喜。張彭年終於實現了畢生之願望——有生之年看到兒子考中進士,而且是進士的第一名——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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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考中狀元時虛歲42歲,不算年輕,也不算老。四十出頭考中狀元會感到很滿足,張謇考中狀元也是高興的,他的高興之中卻摻雜著許多苦澀——為得到這個狀元頭銜,他耗費了太多好時光,他本可以用這些時間做好多實事。國家殘破,外侮內憂,狀元這個虛名到底有什麼意義?

張謇考中狀元以後,照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對張謇來說,做官並不是目的,在做官與做實業之間,他寧可選擇後者。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張謇與35名翰林一同上書彈劾李鴻章誤國,然後他又獨自寫一篇奏章,彈劾李鴻章在朝鮮問題上失誤,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這期間還有一件事情對張謇觸動很大。有一次,他與朝中官員迎候慈禧太后,突然狂風暴雨,地上積水一尺多深,那些七八十歲的老臣也冒雨跪在泥水中,雨水從他們官帽的紅纓上流下來,把官袍染成紅色,地上的積水都是紅色。慈禧太后坐在轎中昂然而過,連轎簾都沒有掀一下。張謇再次叩問自己的內心——自己即使像那些老臣一樣做到一品二品大員,這樣屈辱地保全官職,值得嗎?

張謇在朝中任職不久,他的父親張彭年病重,張謇急忙請假往回趕,等他趕回家,父親已經去世。父子沒有見上最後一面,張謇撫棺痛哭。七十歲修訂年譜時他字字是淚地寫道:“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

父親去世,張謇按例丁憂。

公元1895年,張謇與兩江總督張之洞相識,談起興辦實業,兩人越談越投機,張謇為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在於工”的觀點,張之洞以官方身份,集一國之資本興辦事關“國計”的重工業,張謇決心離開官場,集民間資本興辦事關“民生”的輕工業。

翁同龢得知張謇不願回朝做官,多次寫信勸他,說興辦實業在外國可以,經商成功了,可以做國會議員,得到全社會尊重,在中國,經商被認為末業,商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不如回到朝廷,輔佐光緒皇帝變法。

然而,張謇已經鐵了心。他在科舉考場上浪費了太多時光,不想再把剩餘的生命浪費在官場上。“願為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受不值計較之氣;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公元1898年夏天,張謇回京城銷假,時值“百日維新”失敗,翁同龢罷官回鄉。十幾年間,他目睹吳長慶、翁同龢兩位賞識自己的人在險惡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失敗,張謇對官場再無一絲留戀,他自此離開官場,再沒有回頭。

“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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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認為南通棉花產量高,質量好,“力韌絲長,冠絕亞洲”,很適合在此地辦紗廠。他把想法跟張之洞一說,張之洞非常贊成。

公元1896年初,張之洞委派張謇主持南通州商務局,讓他興辦紗廠和絲廠。有張之洞支持,張謇心裡很高興,可是興辦紗廠所需的鉅額資金從哪裡來?張謇最初想走官督商辦的路子,可是籌款比他想的困難得多。張謇計劃在通州、海門、上海三地籌款,經多方奔走,在上海拉到幾位股東,張謇在通州城北唐家閘一帶先定廠址,緊接著浚港、築岸、奠基,建廠房,可是上海紗市疲軟,上海股東對投資紗廠沒信心,遲遲不發來股本,南通是小地方,一時籌不起錢來。前期投資已經花去兩萬多兩銀子,不投入生產,這兩萬多兩銀子就打水漂了。

張謇只好去求官股,上海商務局答應把4萬錠官機作為官股投入。這批機器是張之洞當年從英國購進的,扔在黃浦江邊風吹雨淋,鏽跡斑斑,官方把這批破機器折價50萬兩銀子,作為官股投入。上海股東一聽不幹了,說官股投入紗廠,官府就會派人來指手畫腳,私人的利益難以保障,如果用官股,他們就甩手不幹了。南通股東見上海股東動搖,也要打退堂鼓。

張謇走投無路,只好到湖北向張之洞求救。張之洞在湖北建鐵廠、修鐵路,也為資金短缺所困,自然給張謇提供不了資金幫助,不過,張之洞給張謇出了一個主意,讓他求助於兩江總督劉坤一,讓劉坤一下令,把那批機器一分為二,他和盛宣懷各分一半,在南通和上海各設一廠,這樣,官股就降為25萬兩銀子,張謇只需籌措25萬兩銀子的民間資本就夠了。先把廠子辦起來,以後有了錢再擴大規模。

張之洞指明方向,張謇大喜,回來跟上海股東商量,上海股東還是不幹,最終退出董事會。張謇只好在南通和上海之間來回奔波,低聲下氣,去見那些他本來一輩子不想見的人,說他本來一輩子都不想說的話,“聞謗不敢辯,受辱不敢怒”。由於資金缺乏,他從上海來回的路費都沒有,堂堂狀元郎,只好在馬路邊賣字換路費。

南通州地方官怕張謇辦廠損害他們的利益,也暗中使絆子。

兩江總督劉坤一讓通州知州汪樹棠幫張謇勸募股金,汪樹棠讓差役召集士紳,說張狀元辦廠需要資金,讓他們必須湊足7萬元,士紳大罵張謇聚斂民財。

張謇只好一點點籌藉資金。為籌集股金,哪怕有人拿十元八元錢入股,張謇也都感激地收下,一位老太太只有六元錢,張謇也給她鞠一躬,把錢收下。張謇費盡周折,受盡刁難,終於籌到15萬兩銀子。

那批上海破機器僅運輸和打磨鏽斑,就花費白銀6000兩,請來安裝機器的英國技師說,從沒見過損壞這麼嚴重的機器。經過檢查安裝,只有不足一半能夠轉動。

公元1899年4月1日,大生紗廠投入生產,20400紗錠之中,只有9000紗錠能夠運轉,幾個月後從英國買回零件對損壞機器進行修補,才開到14400綻。

張謇從《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句,給紗廠取名為“大生”。張謇莊嚴地舉行了祭禮,捧著大生紗廠生產出來的第一束紗,張謇淚如泉湧。

紗廠開工以後,連收棉花的錢都沒有。張謇向股東告急,股東無人響應,張謇只好以一分二的高利向錢莊借貸。上海商務局道臺桂嵩慶許諾可以出六七萬元,盛宣懷也許諾幫他籌款,張謇寫給他們的“告急之信,幾於字字有淚”,兩人卻捂緊荷包,一毛不拔,張謇與朋友“每夕相與徘徊於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首,一籌莫展”。

危急時刻,沈敬夫建議他“盡花紡紗,賣紗收花”,張謇只好孤注一擲,把紗錠全部運轉起來,一邊賣紗一邊收棉。蒼天不負有心人,大生紗廠開工以後,恰逢棉紗價格上漲,洋紗供不應求。第二年,紗廠還清虧空,還獲利5萬兩白銀,第三年獲利達10萬兩白銀。到1908年,獲利累計190萬兩白銀。

大生紗廠終於站穩腳跟了。

6

公元1895年,張謇受張之洞之命辦“團練”,到達通州、海門交界處,見到大片長江和古黃河泥沙堆積下來的沿海灘塗,這些膏沃之地大多荒蕪,那時張謇就產生了墾牧的念頭,後因建紗廠,把這件事耽擱下來。

紗廠走上平穩發展道路之後,張謇想起荒廢的沿海灘塗,覺得可以把那片土地利用起來種植牧草和棉花,既能給很多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又能給紗廠提供棉花。

張謇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商量,劉坤一很贊成,上奏朝廷,得到批准。張謇以紗廠為依託,很快募集到30萬兩白銀,建立通海墾牧公司。公司聘請有圍海造田經驗的荷蘭工程師進行規劃設計。在方圓200裡的範圍內,科學合理地安排堤壩、橋樑、水閘、道路,修大小橋樑400餘座、涵洞70餘個,建大閘3個,開河5條,道路橫平豎直,路旁植松柏、冬青、銀杏等樹木。

公司建立之初,張謇親自在蘆葦荒草中跋涉考察,帶領工人修攔海堤壩,第二年大風潮襲來,堤壩被衝得七零八落,張謇冒風雨站在大堤上,指揮工人搶修。公司招募了5000多戶無地或少地農民、貧困漁民、鹽民進行墾牧。

有了通海墾牧公司的經驗,張謇又成立大有晉、大豫、大費、華成、大豐、大綱、阜餘等21個墾牧公司,這些公司開墾土地100多萬畝,每年生產棉花20萬擔,可以有效地保障大生紗廠的棉花供應,公司其他產品如豆、麥、鹽、家畜、家禽出產無數,昔日的荒涼海濱成為人煙興盛之地。

公元1904年,張謇想在崇明外沙建大生二廠。由於大生紗廠的興旺,這次很容易就募到80萬兩白銀作為股金,當初躲著張謇不見的桂嵩慶也自願入股2萬兩白銀,原先上書指責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入股1萬兩白銀。大生紗廠從募資到開廠用了44個月,大生二廠從募資到建成開工僅僅用了29個月。公元1914年,張謇又在海門建大生三廠。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紗廠利潤節節上升。公元1919年,大生一廠、二廠盈利380多萬兩白銀,公元1914年至1921年8年間,兩廠利潤達1000多萬兩白銀。大生紗廠發行的股票成為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繼建立墾牧公司為紗廠提供原材料之後,張謇又建廣生油廠,利用大生紗廠軋出的棉籽榨油;建大隆皂廠,利用廣生油廠的下腳料生產肥皂;建復新麵粉廠磨面供工人食用和給紗廠漿紗,建資生冶廠、鐵廠給紗廠修配和製造機件,建港口、船運公司,修鐵路,解決原紗和原材料的運輸,建懋生房地產公司給工廠建房,其他如鹽業公司、漁業公司、染織公司、釀造公司、碾米公司、電話公司、紙廠、火柴廠、玻璃廠以及旅館、俱樂部等企業69家,總資產達3400萬銀元,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輕工業體系,提供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張謇利用企業利潤,在南通疏浚河道、修築公路,建起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各級各類學校,建起包括博物苑、圖書館、公園、劇場、氣象臺、公共體育場、養老院、濟良所、殘廢院、公墓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服務機構,提倡人們像西方人那樣文明遊苑、文明看戲。

張謇從輕工業開始,帶動南通文化、教育、社會風貌全面發展,使南通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城在短短二三十年間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

20世紀20年代,軍閥混亂、土匪橫行、文盲遍地、餓殍遍野,去過南通城的人卻驚訝地發現,這裡沒有醉鬼,沒有乞丐,沒有流浪漢,人們勤奮工作,安居樂業。在那個黑暗混亂的時代,南通社會秩序井然,風氣清明淳樸,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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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在科舉之路上跋涉26年,年過不惑才考中狀元,深深體會到科舉制度對人才的摧殘,他呼籲廢除科舉,興辦新式教育。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認為“亡之後圖存,舍教育無由也”。

《馬關條約》簽訂以後,他更是認為救亡圖存必須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必須效法西方,興辦師範學堂。公元1902年,他赴江寧與劉坤一商量辦學事宜,劉坤一非常支持,藩司吳重熹、巡道徐樹鈞、鹽道胡延聽說張謇要辦師範學校,覺得不可思議。他們說,中國別的事情不如西洋各國,難道中國人讀書也不會了,也要學西洋人?

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張謇決定自行辦學。他算了算,他在紗廠的本息共有2萬多元,好友沈敬夫資助一筆資金,再加上社會各界的捐贈,差不多夠辦學經費。

公元1803年4月1日,通州師範學校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開中國師範教育之先河。接著,張謇又辦起通州女子師範學堂、甲種師範講習所、乙種小學教員講習所、盲啞師範講習所、東臺母裡師範等師範類學校。又倡議或資助了兩淮師範、龍門師範、金陵高等師範等多所學校。他的翰林好友沙元柄創辦如皋師範學校。在他的呼籲下,清政府還創辦了一些公立師範學校。

這些職業學校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所學校成就最為突出,後來此三校皆擴充為專科學校。他的兒子張孝若把這所專科學校合併為南通大學。

除在南通創辦學校,張謇還參與一些外地學校的創辦。公元1905年,馬相伯在上海創辦復旦公學,張謇是校董之一。公元1912年,張謇參與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後遷往吳淞,改名為吳淞水產專科學校,是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8

張謇在政治上贊成君主立憲制。然而,清王朝的立憲最終成為鏡花水月。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張謇儘管很不贊成革命,對孫中山的第一印象也不好,他在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是“不知崖畔”——不切實際、不著邊際之意。然而,他還是答應與臨時政府合作,擔任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

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經費捉襟見肘,張謇以大生紗廠為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幾十萬元,然而這與臨時政府的需求相比,不過是杯水車薪,陸軍總長黃興只好逼迫盛宣懷出面向日本借款,日本趁機提出合併漢冶萍煤礦公司。張謇強烈反對,他說:“中國別的企業可以與外國合資,唯獨鐵廠不可,鐵廠與別國合資都可以,唯獨不能與日本合資,日本國內無鐵礦,故一直處心積慮謀奪我國之鐵礦。”

張謇覺得無法施展興辦實業的願望,辭去實業總長之職。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列強又把目光瞄準中國市場,大生紗廠勢單力薄,敗下陣來。公元1922年以後,大生紗廠轉盈為虧。儘管大生紗廠20多年持續盈利,股東的投資已分得數倍利潤,即使大生紗廠倒閉,股東也沒有損失,股東對他還是不滿。他為了興辦公益事業,從大生紗廠墊付大量資金,也確實影響了紗廠的資金週轉。

公元1925年,以上海中國銀行為首的銀行集團接管了大生集團,這給暮年的張謇以沉重打擊,並不是痛惜他個人的損失,而是他還有很多願望沒有實現,他想普及教育,創建民兵制度,興辦大電力廠、大紡織印染廠,在沿海開墾幾百萬畝荒田,疏浚淮河、運河等河道,這些事業還要有幾千萬元投入,這些投入眼前不會有收益,二三十年後才會見成效。

七十多歲的他已經無法完成這些事業。

公元1926年7月16日,一代狀元實業家張謇與世長辭,享年73歲。

各界無不緬懷他一生的豐功偉績。地質學家丁文江說:“數年前餘在美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死後,凡反對之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張先生死,平日不贊成他的人,亦無不同聲交譽。”

張謇之子張孝若說:“父親生平志向百分之八十沒有完成。”但這完成的百分之二十的事業,已經足夠讓我們對這位老人致以崇高敬意。——他用他生命的後三十年,創辦了26家企業,370多所學校。

1953年,毛澤東跟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話時說:“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我們不要忘記四個人,重工業不要忘記張之洞,紡織業不要忘記張謇,交通運輸業不要忘記盧作孚,化工業不要忘記範旭東。”

張謇先抱著實業救國的目的創辦企業,儘管他創辦的企業總資產達數千萬元,屬於他個人的資產並不多。如果單以個人佔有的財富而論,他與別的富翁無法相提並論,他的偉大在於他留給後世一筆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這是絕大多數富翁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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