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
導演張楊離開西藏已經幾年了，卻在2018年3月1日被一篇描述西藏往事的長文，送上風口浪尖。
當年出發前，《湄公河行動》找了過來，他對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說：“不好意思，兄弟，我要去西藏搞藝術了。”
這次西藏之行是張楊最盡興的一趟旅行，他甚至覺得旅行本身比拍電影更重要。“我記得我跟成功（拍攝過程中）說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一切盡在掌握中。”
但他沒有料到的是，他遇上了一個失控的女子。
文 ✎ 張弘
圖 ❏ 尹夕遠
張楊變得更安靜了。
他戴著一頂牛仔帽，“整個人隱藏在帽簷下面”。這是導演刁亦男時隔一年再次見到張楊時的感受。他告訴《博客天下》，開始以為這只是張楊圖一時新鮮，過兩天準摘，沒想到幾天後再見面，帽子還戴著，吃飯喝湯也不摘。他意識到，張楊來真的了。
導演蔡尚君也有同感。蔡尚君、刁亦男和張楊是多年老友，張楊最初的兩部代表作，1996年的《愛情麻辣燙》和1998年的《洗澡》，都是幾個人共同編劇。他對《博客天下》談起近期張楊的變化：“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見到大量的人和車，像見到異物一樣。”
這是在西藏待了一年多的結果。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張楊輾轉西藏腹地，同時拍了兩部電影，《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其間，他戴起帽子，留了長髮，蓄上鬍子，成了康巴漢子。
這不是他第一次留長髮。大學剛畢業那陣，他長髮及腰，直到拍攝電影處女作《愛情麻辣燙》才剪掉。蔡尚君覺得，張楊大學那會兒留長髮，是通過外表刻意表現與眾不同，是反抗的方式，而現在是自然而然的。
見面時，他幾乎全程望向窗外，抽著煙，就著紅牛和潤喉片。
他太疲憊了。
他走了10個城市，為了宣傳電影《皮繩上的魂》，每天三四場觀眾見面會。“比拍電影累多了，拍電影可以控制時間，現在所有的事都被安排好了。”張楊告訴《博客天下》，只要坐上車、坐上飛機，什麼都不幹，就睡覺。
忙碌很大程度是《岡仁波齊》票房奇蹟的延伸。這部電影不僅給投資方掙回兩部電影的成本，還引發業內外廣泛討論。有媒體稱，《岡仁波齊》是2017年的現象級作品。
1個億的票房並不算多，《戰狼2》僅用4個小時就破了億——但這絲毫不影響《岡仁波齊》的出乎意料。
《岡仁波齊》執行製片人成功和張楊一起在西藏待了一年多。從雲南出發時，他很擔憂，甚至覺得電影要流產——儘管張楊已經拍過8部電影，兩次獲得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一次金馬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壓力來自多方面，資金沒到位，演員沒找到，劇本壓根兒就沒有。
即便是電影拍攝完成，參加了電影節，也獲了獎，但成功依然對收回成本不抱任何期望，“基本上我覺得這倆電影不可能上映，即使上映，三五百萬元票房就很牛了。”他告訴《博客天下》，最早的營銷方案甚至有過“買一贈一”的想法：到電影院看一場《皮繩上的魂》，同時可以在網絡上再看一部《岡仁波齊》。
生猛
電影《岡仁波齊》是在海拔5100米、零下15度、風力6級以上的岡仁波齊山腰上殺青的。回到拉薩，他掏錢擺了關機宴——劇組沒有這部分預算。
2014年11月殺青之後兩年半，電影終於得以上映。2017年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蔡尚君和張楊在酒吧見了一面。張楊對在場的人說：“票房1000萬就不錯了，2000萬就不得了。”
兩週後，他們在北京的慶功宴上再次碰面。《岡仁波齊》票房猛漲到6000萬元。這意味著分賬之後，製片方足以收回成本。慶功宴當天，馮小剛、管虎等導演悉數到場祝賀。蔡尚君明顯感覺到張楊很興奮，“大家都沒想到這個結果，而且覺得肯定能破億了”。
有無數理由可以解釋《岡仁波齊》票房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稀缺性。
刁亦男分析：“現在市場上脫離真實生活情境的電影太多了，你看它很好看，但花是塑料的，特別美，卻是絹花。不是對生活進行幻想和過濾，它是將生活蠟制化了。看到《岡仁波齊》這麼生猛，直擊人的狀態，人的信仰，你就會覺得很不一樣。也是一種獵奇，這是一種好的獵奇，我們需要這樣的獵奇。”
蔡尚君說：“這是無心合道的事情。它暗合時代的需求，對信仰、藏族生活方式，旅遊的需求，這個片子要早幾年上映，也做不到現在這樣的成績。”
僅僅在拉薩，《岡仁波齊》票房就達到1000多萬。成功說：“拉薩放映的時候，觀眾跟著電影裡的人一起唸經。”電影上映後，53歲的成功邀請身邊好友觀看，收效甚好。他試圖分析《岡仁波齊》的成功：“我一個人去電影院看好萊塢大片，我覺得丟臉。《岡仁波齊》讓35到60歲的觀眾看一部電影不丟人。”
錄音指導楊江去電影院看成片，進場時買了一桶爆米花，一粒沒吃，又抱了出來。現場安靜得他不敢發出任何聲音。
張楊把《岡仁波齊》的票房奇蹟歸功於宣發團隊。拍攝時，他根本沒考慮市場問題。找投資時，他逢人必說的一句話是：這是賠錢的電影，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據瞭解，《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兩部電影的宣發費用是製作費用的一半左右。
張楊在朋友圈看到過對《岡仁波齊》的批評文章。文章說電影不成其為電影，沒有起伏，沒有高潮，沒有情節，無非是在消費信仰，消費藏族文化。“大眾對電影的認識還是常規狀態，看熱鬧為主，這兩部不是看熱鬧的電影。”他不在乎這個。
他在乎朋友的認可，“我周圍有很多畫家朋友，如果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我就挺開心的。”
《岡仁波齊》沒有給張楊帶來什麼變化。投資人找上來，他直接謝絕。2016年年底，他開始拍攝新片，跟《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同樣的操作方式。一部電影《火山》，講老太太畫畫的故事；一部紀錄片《大理聲音》，用聲音表現大理的一年。
票房劫
在票房這件事上，張楊現在看得很淡。
8月2日《皮繩上的魂》首映式上，他表達了對《岡仁波齊》即將破億的看法：“作為導演，我想的票房的事，實際上是看它變成多少看電影的觀眾。快1個億了，就是有300多萬觀眾。”
過去，他也對票房動過心。2009年，因為分歧，《飛越老人院》電影項目擱淺。那時，他已經兩年沒拍電影，眼看又要荒廢一年，焦急萬分。
他也缺錢。那時他在大理新建了客棧，催債電話不斷打來，兩年沒拍電影，囊中羞澀。在《通往岡仁波齊的路》一書中，張楊寫道：感覺必須要為生活而去掙錢了。
他接拍了電影《無人駕駛》。這是唯一一部張楊沒有參與編劇的電影，也是他試圖用商業製作方式拍攝的電影。“那時候流行一個概念，億元導演俱樂部，也想拍一部這樣的，證明一下自己，票房過個億啥的。”
5月初敲定項目，9月開機，11月底殺青。談了很多一線明星來演，最終確定劉燁、高圓圓、王珞丹、陳建斌、林心如等出演。這並不完全具備商業電影的賣相，還需要廣告植入——因為有許多車戲，專門為此植入不少汽車廣告。
投資1400多萬元，最終票房2000多萬元，遠沒有達到預期。
除了挫敗感，張楊感受最深的是拍攝過程中的掣肘。臨近開機，談妥的演員變卦，有的因為生病，有的因為對排位不滿意。整個劇組只好一邊拍，一邊更換演員，甚至幾次停拍——不知道第二天拍誰。最後是好友幫忙救場，才算拍攝完成。
“感覺電影受制於演員、受制於明星的成分太大了，拍電影變成個痛苦的事情了。”這是張楊當時最深切的感受。也正因為此，後來兩部西藏題材電影的拍攝中，他選擇少有表演經驗，甚至沒有表演經驗的人出演。
受掣肘的感覺延續到下一部電影《飛越老人院》。張楊最初的想法是拍成帶有荒誕色彩的黑色幽默風格，但投資方出於市場考慮，堅決要走溫情、煽情路線。
他想過放棄，投資方也提出更換導演，但他捨不得這個劇本，只好加入很多雞湯式對白。最讓張楊不適的是，影片上映後，他要面對媒體講那些感人的故事，表達自己如何喜愛這部電影。
至此，張楊連續拍攝的三四部電影都在賠錢。他不是沒有輝煌過。第一部電影《愛情麻辣燙》1997年上映時，票房約3000萬，年度排名第三。第二名是《甲方乙方》，3600多萬；第一名是《泰坦尼克號》，3億多。
《無人駕駛》按照商業方式運作，賠了錢，張楊愧對投資人。但如果《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賠錢了，他能坦然接受，因為這兩部電影就是用來賠錢的，“它的藝術價值是值這個錢的”。
“拍完《無人駕駛》和《飛躍老人院》，我處於極度彷徨和迷茫中，開始厭倦電影，厭倦這個圈子。”他說。
不久，他離開北京，定居大理。
焦灼
2013年11月的一個晚上，張楊即將離開北京前往西藏，朋友給他踐行。那天他喝得大醉，接著痛哭流涕，罵在場的人：你們不關心我！
刁亦男看到張楊當時的樣子，覺得他心裡憋屈，“拍這種片子不容易，這麼多年來，好像所有的傷心事都勾起來了”。
張楊、蔡尚君、刁亦男、劉奮鬥從《愛情麻辣粉》和《洗澡》開始合作，那是他們在電影圈的成名作。到現在，4個人每年都會聚上一兩次，說說心裡話。
大家一致認為張楊既想獲得藝術認可，又想獲得商業成功很難做到，也很危險。劉奮鬥說：“你的作品太溫和了，太圓滿成熟了，要尖銳一點。”
蔡尚君的記憶裡，張楊至少有兩次聊著聊著就哭起來，“說明他內心焦灼”。憋在心裡的問題太多了：中國電影市場怎麼變這樣了？該拍什麼樣的電影？該怎麼拍？
遭遇票房劫後，《飛躍老人院》的投資人李力打算讓張楊再拍些商業片。張楊拒絕了：“我今年已經47歲了，西藏是我十年來心裡一直想拍的東西。《飛越老人院》也好，還是其他片子，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市場現在成了這個樣子。”
張楊喜歡旅行，喜歡“野”的狀態。他曾經和朋友去內蒙古，10匹馬，每天40公里，騎了7天。刁亦男覺得張楊心中有很深的浪漫主義情懷，習慣把自己放到自然天地去冒險，將生命和工作投入與世俗截然不同的情景中去。
“在大理的生活，基本就是閒著。”張楊說。他每天中午起床，帶上筆記本，在洱海邊找家咖啡館坐一下午。可能記記流水賬，寫寫感想，也可能就是坐著，看人來人往，看蒼山日落。
但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只是表面矜持。用刁亦男的說法，他是“沉著外表下包裹著一顆豐富敏感的心”。上大學時，張楊獨自遊歷新疆、西藏，在伊犁街頭跟醉漢發生衝突，被打破了鼻子。
蔡尚君到現在還記得，剛畢業那會兒，他們到重慶玩。一天晚上，張楊喝得爛醉，和另一個喝醉的朋友抱在一起，在重慶街頭打滾，大喊：“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拍電影？”
拍電影是張楊的初心。“這是你的工作，你最擅長的事情，也是你價值能體現最好的地方。”
在大理那段時間，成功和張楊合作過兩個廣告片。醉酒後，張楊會跟成功說：“商業電影我不是不會拍，我心不在此。我畢竟拍了8個電影了，第九個、十個要有所改變，不能說大勢已經這樣了，我就這樣了。”
刁亦男理解張楊的徘徊和迷茫：“現在市場的要求和當初做電影的初心有很大矛盾，需要你跨越很多東西，工業化和作者風格。”
那段時間張楊像剛剛進入電影行業的新人，時常在想一個問題：怎麼拍電影？
逆時針
2013年春節，張楊試圖說服成功做執行製片人，去西藏待一年，拍兩部電影。
成功沒有答應。他是廣州某製作公司老闆，主要工作是“賣導演去廣告公司拍廣告”，能賺不少錢。那時，他和張楊正合作拍攝一支大理的宣傳片。
“宣傳片嘛，完全可以假大空的，航拍來一下。”成功說。但張楊執意要找到真實生活在大理的人，拍一個仿紀實性質的片子。後來，成功才明白，張楊是在藉機磨合團隊。
他在尋找一種可能性：如何用規模最小的團隊，找普通人出演，用最低的成本拍攝電影。拍廣告時，他要求成功砍掉美術部門，服化道全部不要，由導演、攝影師、製片人兼任。原先拍一支廣告，劇組有80人左右，這次被精簡為30多人。
張楊花了7個月時間說服成功，直到2013年7月。他隔三差五就會念叨幾句：“你每天掙錢，多煩啊，忙忙叨叨的，總得有點野心吧。這麼說吧，中國電影史，你要留個名啊。你不能每天賺錢。你總得跟兒子講你老爸曾經幹過什麼事啊。”
他用同樣的方式說服了攝影師。
有了主創團隊，接著就是找資金。張楊把原本七八千萬的製作成本壓縮到3000萬。成功說，《岡仁波齊》就是減人，減到他要兼任生活製片，導演要兼任司機；《皮繩上的魂》就是減時間，兩個月拍攝，速戰速決。沒有開機宴和關機宴的預算，張楊自己掏錢。實際上，最能壓縮成本的是演員，以非職業和半職業的居多。
雲南的房地產公司老闆給了張楊750萬元，剩下的錢是他的朋友、和力辰光董事長李力和樂視影業張昭給的。一共3000萬元。“大家都是朋友，而且像買你一幅畫一樣，大家藝術上得投點資本。對他們來說，他得到兩部好電影，這樣的電影會給他們贏得尊重。”張楊說。
出發之前，《湄公河行動》的電影項目找了過來，他對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說：“不好意思，兄弟，我要去西藏搞藝術了。”
刁亦男和蔡尚君都覺得張楊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式和風格。儘管拍攝條件簡陋，但在蔡尚君看來，排除資本和明星的干擾，反而是很奢侈的表達。“大劇組是表面奢侈，現在的戲劇公社、精神團伙，必須志同道合，才願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一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這是最大的自由。”
這次西藏之行是張楊最盡興的一趟旅行，他甚至覺得旅行本身比拍電影更重要。“我記得我跟成功（拍攝過程中）說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一切盡在掌握中。”
他沒有一定要拍成什麼樣的目的，也沒有資本壓力，處於徹底自由的創作狀態。他曾經想過，索性在普拉村拍一年藏民的生活；他還想過，《岡仁波齊》拍到拉薩就能結束，也能成一部電影。
一年後，他們終究還是抵達岡仁波齊。在那裡，張楊經常遇到兩個30多歲的苯教信徒，每天繞著岡仁波齊逆時針轉山，計劃轉1000圈。他們已經在山腳住了兩年，轉了600多圈。
“眼神裡都是虔誠和執著。”從西藏回來兩年多了，張楊至今還記得他們。
文章首發於2017年《博客天下》總第2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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