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绿城”）宣布，执行董事、行政总裁曹舟南和执行董事孙国强辞任。 同时，具有中交（中交集团于2015年成为绿城中国的第一大股东）背景的张亚东已获委任为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据悉，张亚东于2018年5月“空降”绿城执行总裁职位，排名仅次于曹舟南。
绿城表示，曹舟南将继续负责公司其他重要新业务管理工作。这与绿城此前否认曹舟南离开的口径相符。
张亚东在8月2日召开的绿城中国媒体沟通会上表示，未来绿城的增量业务将由曹舟南负责，而自己将负责绿城的存量业务。
绿城创始人宋卫平补充道：“（曹舟南）转换了身份自由自在，没有那么多束缚，可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做中国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帮助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落地”。
在绿城口中，曹舟南或只是被遣派至前线为绿城开辟疆土，并未完全脱离绿城体系。但张亚东进入绿城不过3个月，就飞速升任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此举背后是否释放了中交集团试图强化其对绿城战略影响这一信号，颇为耐人寻味。
老班底的淡出
如今的绿城已与三年前中交集团进入之前的绿城大不相同。
三年前，曹舟南“临危受命”出任行政总裁时，彼时的绿城还没从其与融创的“分手”中恢复元气。在控制权相争下的绿城，困于“孙氏”（孙宏斌）追求高周转与“宋氏”（宋卫平）追求品质两者之间，半年内两次易帅（由宋变孙，再由孙变宋）带来的是绿城高层人士动荡、战略方向不明以及高库存的销售难题。
那时的绿城与掌舵人宋卫平或更期待一个有能力弥补绿城资金不足，帮助其改善高负债结构的“合作者”。在融绿“联姻”破碎之后，拥有央企背景的中交集团进驻绿城曾被外界戏称为“英雄救美”。
2015年3月27日，中交集团作价60.15亿港元收购绿城24.29%的股权事宜完成交割，与九龙仓并列为绿城第一大股东。宋卫平及绿城时任行政总裁寿柏年则“退居二线”，合计持有绿城约18.54%的股权。
就在股权交割2天前，“新老交替”的绿城董事会迎来了中交人。中交集团的朱碧新任执行董事、董事会联席主席，孙国强任执行董事。同时，绿城的董事局人数由四名增至六名，中交占三席。
“中交和绿城合作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不存在谁操盘这样的问题，所谓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是彼时中交集团描绘的蓝图。
虽然表面平和，但中交想要“独揽大权”的野心却并未掩饰过。
2015年5月18日，绿城公告称，中交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同意向Tandellen Group Limited以每股11.46港元收购绿城1亿股普通股，收购完成后，中交将合计持有绿城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8.912%，一跃成为绿城唯一的第一大股东。
2016年1 月15日，一纸任命书又带来了中交人刘文生成为绿城董事会联席主席的消息，也打破了此前绿城执行董事架构中绿城旧部和中交新人相互制衡的格局。
如今，绿城7人董事会中，4位拥有中交背景，中交已经将绝大多数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改变中的绿城
如今，绿城已度过动荡时刻。
2017年，绿城实现合约销售总额1463亿元，同比增28.4%，合同销售面积约827万平方米。实现营业收入419.53亿元，同比增长44.8%，同期净利润为26.71亿元，较上年增加20.2%。
从销售状况来看，2017年，绿城投资项目整体去化率达72%，其中一二线城市房源去化约696亿，去化率达75%；三四线城市房源去化约337亿元，去化率达67%。
从财务结构来看，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绿城净资产负债率为46.4%，而2016年末，这一数据为58.1%。对此，绿城表示，得益于销售回款大幅增加以及集团管控项目权益占比不断提高，绿城内源性现金流得以保障。
在业内人士看来，绿城从艰难跨入良性发展或不仅因曹舟南一人的“力挽狂澜”，这三年，宋卫平留给绿城的“烙印”似乎在慢慢弱化。
绿城不再谈“乌托邦”式不计成本的豪宅情怀，反之，绿城开始注重成本管控、周转速度以及规模。
面对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前狼后虎”的竞争现状，绿城无意掉队。
“从目前来看，未来只能往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走，要不无路可走。”曹舟南曾表示。他并不认可“简单的规模增长”，但当下，发展规模似乎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宋卫平显然持不同意见，他在8月2日的媒体交流会上表示，“未来不追求规模，但依然会保持第一梯队。”
事实上，无论是想要继续扩张还是仅维持第一梯队的现状，在各家房企都在力拼“千亿”的大环境下，绿城都需“囤粮”以满足其后期增长的需求。
2017年，绿城重点布局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一线城市，并积极布局杭州、南京、无锡、宁波、成都、重庆、武汉等重点城市，全年新增项目共计37个，总建筑面积约为859万平方米，预计新增可售金额约154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绿城目前的布局仍旧着重于一二线城市。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绿城共有土地储备98个，其中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可售货值占比达70%。
土地储备为绿城未来市场占比打下客观基础，而绿城内部架构调整则重塑了绿地的发展战略。据悉，2018年6月11日，绿城内部结构从原先的“一体五翼”调整至更为扁平化的“11+5”轻重资产战略。
“11”即11家重资产公司，包括绿城理想小镇集团、杨柳郡集团、杭州亚运村项目、绿城浙江公司、绿城北京公司、绿城上海公司、绿城济南公司、绿城成都公司、绿城广州公司、绿城武汉公司和绿城海外公司。“5”则代表5家轻资产集团，包括绿城管理集团、绿城资产集团、绿城理想生活集团、绿城房屋科技集团和雄安公司。
曹舟南曾表示，“改革的核心是放权”，是为了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与金字塔结构相比，扁平化管理减少了部门到部门之间信息流动的速度，从决策到操作都能更为迅速，更为灵活和机动，执行力更加强。”一位企业高管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此轮架构改造被外界认为是中交对于绿城的改造。
轻资产的孵化，对于绿城来说，不仅是一场为后房地产时代开辟新业务领域的“未雨绸缪”，从而满足中交要求的“有持续生命力”的目标。此外，“资产配置上的调整也意在降低资金压力以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张。”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
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绿城就以9.49亿元的作价向宋卫平以及其他股东收购新蓝城余下股份，并入蓝城代建业务，做“早起的鸟儿”，将轻资产模式的代建管理模式变为其利润一大立足点。
“中交作为大股东，对绿城经营管理作出调整，这是公司法人治理的合理举措，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让中交的管理者发挥作用。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也是合理的描述。”对于绿城“去宋卫平化”的质疑，宋卫平本人则显得云淡风轻。
显然，宋卫平对于自己被“淘汰”并不太在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交作为大股东对绿城则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期许。
那么，如今的绿城是否还承载着宋卫平的理想主义？
“始终要坚持品质价值观来统领和推动公司的发展。”新掌舵人张亚东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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