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个纪录片看的我精神恍惚。
电梯中,忘记按层数;
超市里,落下了付过钱的东西。
地铁上,差点没坐过站;
这个纪录片每看一集,我都需要强忍泪水,而后沉默许久。
《我的抗战》
这套纪录片取材于崔永元自筹资金,自领“口述历史”团队历时8年采访中的很小一部分。
一共2季,每季30集左右,每集35分钟。
8年时间,崔永元团队采访了3500个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
被采访者大多是当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
整个过程一共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我的抗战》里的老兵的每次倾诉,都带有血与泪的味道,而我每次的倾听,也总会有心酸的味道。
抗战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词汇,而对于老兵而言,那是他们用生命记录的一部历史。
所以,这部纪录片本身的重量与意义,超过崔永元本人,更远超一部纪录片。
可悲的是,这套节目当时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接手,只能在网上进行播放。
原因很简单,没有收视率。
至今,8年过去了,《我的抗战I、II》在豆瓣上分别高达9.4/9.5分。
遗憾的是,看过的人数(1878/291)正如电视台所预测的那样,冷清异常。
在做《口述历史》前,崔永元和柴静有过一段对话。
柴静:他(崔永元)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
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
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
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而看了这部节目后,这块石头也压在了我的心里。
这部纪录片,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片中的老兵分属很多不同的部队,国军/共军/农夫学生士绅组成的抗日义勇军。
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中,洒下鲜血去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正如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所述: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
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狭长的淞沪战场上云集了70万中国军队,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但战斗70多天,上海还是没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国守军开始撤退,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把上海挂满了太阳旗。
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的闸北阵地吸引日军,掩护友军撤退。
四行仓库高大坚固,紧临租界,易守难攻,被选为留守部队最后的阵地。
日军出动了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很艰苦,通水设备被炸毁,仓库里有粮食,但不能生火。
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一点水来喝。
团里的重机枪手王文川说,那时候没办法,但也不觉得饿。
谢晋元知道,深陷到几万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的部队已经不可能突围。
他走到一面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28日夜,刚满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没有旗杆,没有音乐,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肃立敬礼。
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属于中国的旗帜升起来了。
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做是“八百壮士”。
王文川
但因战斗距离租界太近,极有可能伤到租界的利益,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租界。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
然而租界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一块空地上,以铁丝网围困,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身陷孤军营的士兵没有因此消沉,依旧在团长谢晋元的带领下每日操练。
被监禁时间无限延长,战场上又连连失利,有时军饷都供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
团长谢晋元开始失眠,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谢晋元依然艰苦地坚持着。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
谢晋元团长看他们来了,问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谢晋元前去搜身。
然而这四个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匕首行刺。
毫无防备的谢晋元团长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
谈到谢晋元团长,王文川几近泣不成声,近70年后,这种悲伤丝毫没有减弱。
王文川说:“我们谢晋元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
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王文川一直把口琴留到现在,但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
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往事蹉跎,琴声呜咽。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
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
儿子一直不理解父亲性格为何如此孤僻;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也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才终于理解了父亲。
2009年冬天,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愿望是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摄制组找到了另外一位八百壮士
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摄制组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至此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仅余一人。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
淞沪战役与八百孤军,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开端。
接下来的抗战,还有着长达八年的旅程。
而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沙飞,便是这场战争的一位记录者。
他那个白求恩相赠的照相机下,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百团大战里,八路军对日军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不断进攻。
一次对日军车站的伏击时,一对日军夫妇满身着火从房间里爬出,呼喊着自己的孩子。
战士冲进火海中的房屋中,看到了躲在墙角的两个小女孩。
把她们解救出来后,战士把女孩交给了上级。
很快,另一战斗开始,我军伏击日军时被巧合路过的日军发现。
战士们赶紧撤离,却被被桃河封路,只好手拉着手过河。
追击而至的日军拿着机枪进行扫射,河水被鲜血染红,原本3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10几人。
这些战争中士兵之间的杀戮,没有摧毁沙飞的心智,他依旧在战场各处拍摄记录着。
在军区前线指挥部,他拍了许多日本小女孩被送回日军部队前,与聂荣臻将军的合影。
而这些合影,在几十年后被发现,人民日报发文寻找,女孩来到中国再次见到了聂荣臻将军。
摧毁沙飞精神的事情,在日军的大扫荡期间。
军区锄奸部余部长的爱人被扒光衣服杀害。
他们俩个月大的孩子,被扔进锅里活活煮死。
毫无疑问,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是邪恶的。
他们用战争与口号异化自己的人民,用枪炮与刺刀屠戮我们的百姓。
在我心里,这是最邪恶的那种邪恶。
而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日本士兵,同样邪恶。
他们不曾停下来想想,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是赤裸裸的,完全丧失人性的暴行。
而这种兽性的屠戮与残害,对我们守卫家园的战士,同样带来了人性的深渊。
目睹日军扫荡暴行的沙飞,精神开始出现问题。
1948年5月,沙飞住进了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日本投降后,留守中国协助工作的日本医护人员。
1949年12月,即将病愈出院的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
1950年3月1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撤销了沙飞的极刑之罪。
也有人在残酷的战火里,依旧保持着爱和善的能力。
关于小爱,也关于大爱;关于小善,也关于大善。
1938年,云南大学学生徐守源常常跟同学们去看话剧,张定华当时饰演一个女仆,没几句台词。
可台下有个小伙子看得目不转睛 。
初次见面让徐守源怅然若失,在他的印象里,定华总穿着半高跟、旗袍、涂着口红 ,像个大小姐。
并且他还误会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于是便一直默默的关注着心上人。
1938年9月起,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昆明。
小伙子惦记着姑娘的安危,冒着危险去找她,发现她住的地方已经被炸成了废墟。
所幸姑娘当时出去了,后来他见到了姑娘的同学,才解开了误会,定华没有男朋友。
他开始追求定华,从此他们定期见面,每星期五都要去看她 。
1941年3月的一个星期五,传达室大妈告诉他,张小姐不见了。
没有了张定华的昆明硕大而空旷,徐守源像做了一场梦。
不久,守源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上说去了哪里,不能告诉你,以后再见吧。
后来他遇见了姑娘的一个同学,才知道她去了香港。
于是他马上写了信,告诉姑娘一个星期后赶到香港去见她。
一个星期后他飞赴香港,两人相见。
此时香港也不安稳,姑娘在经得同住的曹二哥二嫂同意后,两人一起避难。
没想到几天后他们避难所也不再安全,于是小伙子带着姑娘继续逃亡。
守源拉着定华的手,穿过炮火横飞,死尸遍地的街道。
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在那个瞬间,定华决定嫁给守源。
1942年两人终于回到昆明,同年9月,他们举行了婚礼。
张定华和徐守源从此相伴至今,而有些人则没有那么幸运。
失去琼轩很多年了,可是在李基中老人在那些漫长的梦里,他总是被带回年少的时光。
那时他才十一、二岁,他唯一的朋友是那个叫虞琼轩的小姑娘。
那时他们总在山坡上玩耍,山坡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的野百合,他们采野果、做游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几年后再见面,他们都已经是中学生了,琼轩一副长沙的打扮,刘海发、眼睛大大的、脸颊红红的。
上学路上摇晃的公车、少女温热的发梢、少年惴惴的心……
他禁不住想要跟她亲近,却又想保持一个正直的君子形象。
参军前夕,他决定不再闪躲准备表白,可却因琼轩的毕业会考,没见着。
少年在战场写了很多日记,战壕里难挨的时光里,他满脑子都是琼轩。
他把寄给了姐姐,姐姐故意放在桌上让琼轩看到了。
不久,他收到了姑娘的来信,信上是一首诗。
天涯相隔两迢迢 ,欲寄愁心塞燕遥 ,
忽见鸳鸯情得得 ,教侬心乱更魂销。
原来日夜思念的人,也正思念着自己,巨大的幸福感将青年击中。
时隔多年,李基中老人想起这些,脸上还是会泛起笑容。
但浪漫的爱在战火涂炭中,又怎能栖身呢?
不久后,当时是国民党连长的李基中决定秘密投奔八路军。
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前路茫茫,生死难卜;另一方面又决定全心投奔抗日。
于是便忍痛斩断情思,将姑娘的信和照片回寄给了她。
不久后,姑娘的回信到了。
后来的他零星得知琼轩的点滴下落——嫁了人,并不幸福,最后投河自尽。
寥寥数言,不尽沧桑。
老人说:许多年了,在每一个长梦里,琼轩总是十一、二岁的模样——天真烂漫,没有悲伤,身后是大片灿烂的花海,微笑的样子一如当年。
而前面定华与徐守源的故事,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1949年他们被调往北京工作,有一天定华忽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
1939年,她加入共产党,做情报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一时风声鹤唳,张定华上了特务黑名单,组织通知她撤离去香港,被安排在曹亮(共军香港情报部主管)的编辑部工作,所以才会不告而别忽然消失。
两人订婚的见证人曹二哥与曹二嫂是假结婚,为了专心做好工作,曹二嫂做了绝育手术。
他们没有亲人,没有儿女,把一生奉献给了党的情报工作。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情与遗憾。
曹二哥曹二嫂两人如今已过世,在定华与曹二哥夫妇仅存的照片里,他们微笑的样子同样始终如一。
纪录片里老兵们战争年代的情感故事还有很多,而无人知晓的更多。
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屈辱悲伤,只要还有爱与信仰,人们便可以那样地微笑。
而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柴静《看见》)。
所以在我看来,《我的抗战》指向的不是民族仇恨,更不是苦难创伤的围观。
个人与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征服了什么,而在于承受了什么。
这些老兵们是用血与泪捍卫着自己的爱人与民族,昭示着和平的来之不易与美好。
我抬头,向窗外望去:
街上熙熙攘攘,大妈为了省几毛钱和小摊贩在争辩;
难得的假期里,年轻人回到故乡望着最熟悉的人,嘴里是最熟悉的味道;
身旁耸立的楼宇中,没有归家的孩子与父母相互说着:放心,我一切都好。
夜市吵吵闹闹,人们兴奋地讨论着昨晚的俄罗斯世界杯;
夏夜的风轻轻吹拂,远处的情侣手牵着手在散步;
我们不必担心突然一个炮弹过来把这些炸毁;不必担心哪天突然一群人跑来将他们屠杀。
即使这个世界依旧有着那么多的糟心之处,我们终究还是生活在更多的爱与和平里。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可爱的。
想到这些,我心中的石头轻了些许,恍惚的面容上也有了微笑。
这些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珍惜,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捍卫。
而与珍惜和平同样重要的是,铭记。
“每年都有上百位抗战亲历者去世,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抢救性的采访。”崔永元在做纪录片《我的抗战》 时,反复强调过这句话。
是的,崔永元团队采访了3500位老兵,而这些老兵大都是90多岁的高龄。
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能花上些时间听听他们的故事。
而那些早已在战斗或者岁月中离去的呢?
曾亲历缅北战争野人山撤退的著名诗人穆旦有这样一首诗: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无论是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还是麦克阿瑟的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两者所带来的悲痛,都不及被遗忘在静静的山坡上,被遗忘在欣欣的树木里。
虽然是陈词滥调,但我还是想说:
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我们的脚踩的是混合着无数先烈鲜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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