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以色列國的建立，是猶太民族發展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近2000年裡一直寄居他國的猶太人再次獲得了民族國家主人的身份，按照當下中國流行的說法，他們是“站起來了”。但是，要使以色列“富起來”“強起來”談何容易！一是國家仍然處於敵對勢力和競爭對手的包圍之中，二是缺少能源和水源，國土被大片沙漠覆蓋。面對這樣嚴峻的局面，以色列的開國元勳本·古裡安號召全國人民繼續發揚離散時期猶太人“質量勝過數量”的精神，以奮鬥、開拓、拼搏、創新來建設一個新家園。
事實證明，以本·古裡安為核心的以色列第一代領導深深懂得這樣一個道理：決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衰強弱的不僅是人口多少，國土面積大小和自然資源多寡，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質和精神；在歷史上，沒有一寸國土資源而流散全球的猶太民族得以頑強地生存下來，並且經過堅韌不拔的奮鬥最終重建國家，靠的就是較高的文化素質和開拓精神；新生的以色列國要發展並振興，也要靠國民整體素質和創新意識的不斷提高。正是從這個道理出發，他們在以色列建國之初就確定了科教立國、創新興國的方針，此後一代又一代以色列領導人也堅持不懈地貫徹實施這一方針，取得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成就。
———潘光（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
高科技產業“起飛”前的雄厚基礎
以色列高科技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真正“起飛”並形成創新集群，但在此前，以色列已經擁有高質量的研究性大學、高質量的人才群體、鼓勵產業研發、與國際科技學界關聯緊密等多種發展創新事業的條件，並在一些重要領域展示了強大的創新能力。
長期以來世界各地猶太移民，為以色列帶來了大批高素質的人才。早在建國以前，就有近10%的巴勒斯坦猶太男子接受過高等教育，這個比例比1950年的美國還要高。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時，已經建立了一批包括希伯來大學、以色列理工學院、西埃弗研究所（1949年後更名為魏茲曼科學研究院）在內的研究機構，科學與技術研究已有一定基礎。建國以來，以色列政府對教育一以貫之地高度重視，已經為以色列建立起一個高度發達的教育體系。其中，7所高質量的研究性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嶄露頭角，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研究專長，提供了大批高質量的人才隊伍。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培育人才的全國性機制則是以色列國防軍的精英部門。在精英部門的服兵役經歷，不僅有助於加速電子信息領域高科技前沿知識和技能的積累，造就未來的企業家群體，也有助於未來創新、創業團隊的建構。
高質量的研究性大學在為以色列提供人才的同時，也支撐著以色列維持高質量的基礎研究。以色列理工學院以多個前沿科技領域的工科見長，有著“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學院”著稱。早在50年代，該校就設立了“航空工程系”，該學院的許多畢業生被以色列核武器工業吸收為最早一批工程師；1967年，創立了自己的計算機科學項目；1977年，發射了自己的小型人造衛星，躋身全球5所擁有學生設計和建造的人造衛星的大學之一。該校師生還積極參加著名以色列軍工研發企業“拉費爾公司（Rafael）”的研發項目。希伯來大學、特拉維夫大學、魏茲曼研究院則在生命科學、物理學、數學等基礎科學研究中都有深厚的積累。後來以色列生命科學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以這些高校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以及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為基礎。位於南部內格夫沙漠地區的本·古裡安大學則對沙漠農業和太陽能利用等領域很有專長。而位於內格夫沙漠地區基布茲企業納特菲姆公司也於1967年開發出先進的滴灌技術，並發展成全球“智能灌溉”領域的領軍者。實際上，節水灌溉、農業生物、良種培育等高科技被廣泛運用於以色列農業，推動以色列農業在惡劣的條件下創造出很高的生產效率和質量，實現以色列農業現代化的“沙漠奇蹟”。
這一階段以色列科技創新最重要地體現為國防產業，尤其電子信息技術產業（ICT），主要受國防安全需求的驅動。戰略縱深和人力資源的有限性，使以色列國防部門長期致力於維持和提升相對於鄰國的信息情報和武器裝備質量優勢。以色列防軍向來重視科技強軍，早在國防軍建立之初，就建立起了“科學軍（The Science Force）”。“科學軍”經常需要在極為複雜、高風險的環境裡迅速解決一些技術難題，因此，它培養了大批有良好的協作和信任關係、適應高風險、有很強開發能力的科技人才。以色列也高度重視軍工企業，尤其60年代末法國對以武器禁運，迫使以色列決心擺脫長期以來的武器對外依賴狀況，走上自主研發和生產之路，並建立起較完整的軍工研發和生產體系。由於以色列國防軍在軍備方面要求甚嚴，而且以色列軍工還承擔著出口重任，因此，以色列軍工企業高度重視研發，軍事高科技技術迅速發展，並湧現了一大批與軍事有關的高新技術企業。據以色列經濟學家的保守估計，80年代末90年代初，軍工領域集中了約50%的以色列科學家和工程師。拉斐爾公司、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等以色列的軍工業綜合體開發出了一系列高質量的武器裝備，如“梅卡瓦”坦克、“幼獅”戰鬥機等。儘管“幼獅”項目僅僅生產了幾架戰鬥機後就中止，但此類項目培養了大批高科技人才。
以色列國防軍的精英技術部門也為高科技人才隊伍的培養提供了重要平臺。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國防部門建立的網絡信息戰部隊就成功截獲了埃及和約旦最高領導人之間的高保密專線電話，洞悉兩國的軍事行動計劃。這支部隊後來被命名為“中央情報蒐集部隊”，番號為“8200”。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慘重代價進一步使以色列體會到掌握科技優勢對國防的重要性。以色列國防軍進而推出名為Talpiot的超級科技精英培訓項目，面向以色列高中招募頂級英才，對之實施9年高標準的科技訓練，培養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創新譜系發展的角度來看，奠定後來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9大母體公司在90年代以前都已經建立，並在以色列自主研發和質量建軍道路中茁壯成長，為90年代以來這一產業在以色列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贖罪日戰爭影像資料）
還有部分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的國際巨頭高度重視以色列高質量的人才資源，開始在以色列設立研發中心，代表性的如英特爾（1974年）、微軟（1989年）等。英特爾公司在以色列的研發中心和芯片工廠發展迅速，到1978年其員工就達到了5400名，並在後來設計了第一批IBM個人電腦的芯片和第一批奔騰芯片。
這一階段，激勵創新的體制和機制性因素也陸續形成。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以色列的研發工作有了一個協調統籌的機制，即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它依據市場需求制定國家科技政策，分配科研經費，協調國際研發合作。在立法方面，“1959年鼓勵資本投資法”就將高科技企業和跨國公司在以色列的分支幾乎自動認定為“被許可的企業”（Approved Enterp rises ），從企業開始盈利起，可享受7年減稅，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可進一步延長。更重要的是1985年開始實施的《產業研發鼓勵法》，依據該法，以色列工貿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對符合規定的企業（不論性質規模）研發項目提供30%~66%的所需資金。1981－1995年，以色列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高達2.2%，處於發達國家前列。
（魏茲曼科學研究院）
國際科技研發合作也在這一階段開始起步。以色列政府與許多國家共同出資建立基金會資助合作研發項目，如美以之間有雙邊科學基金會（即BSF，1974年成立，1億美元）、工業研發基金會（即BIRD ，1977年，1.1億美元）、農業研發基金會（即 BARD ，1977年，1.1億美元）；以德間有“科學研究與開發基金會”（即GIF，1987年，1.5億馬克）。這些基金會的成立有利於以色列獲得國外的資金、人才和先進的科技成果，也有利於以色列高新技術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從70年代後期開始，以色列政府在穩定經濟、抑制通脹的同時，對經濟體制實行漸進式改革，方向是市場化和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尤其跟歐美諸國相繼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並在國內設立自由貿易區；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不必要的干預和管制，如減少對企業和消費品的補貼，放寬對資本、外匯和勞動力市場的干預等；政府減稅減支，減輕企業的稅捐負擔以鼓勵投資，如公司所得稅從1986年的61%下調到了1994年的37%和1996年的36%；公有制企業實行內部管理改革，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開展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公共部門在社會經濟中份額。這些政策意味著政府對市場機制的撤退，釋放了市場的活力，激勵企業和個人提高競爭和創新能力，也推動了企業家精神的復興。
（以色列經濟中心，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街景）
需要指出的是，整個20世紀70、80年代，面對國際範圍的經濟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衝擊，即使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以色列歷屆政府始終堅持了集中力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前述《產業研發鼓勵法》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加強與美、德等國的國際技術合作等都在這一階段展開。但是，70、80年代以色列糟糕的國家安全形勢以及不穩定的宏觀經濟，使其尚難真正充分發揮創新、創業潛能。在這一時期，以色列高科技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仍然鳳毛麟角。
圖書信息
《以色列，一個國家的創新成功之路》
編者：潘光 汪舒明
定價 58元
ISBN 9787313191762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內容提要：
作者從六個方面闡釋以色列創新成功之路，以色列創新成功的深厚文化底蘊，源於國家需求的強勁創新動力，培養積極創新能力的教育方式，重在扶植、激勵的政府幹預和法制體系，研究機構、院校和企業的橫向密切合作，以及積極活躍的國際創新合作等六個方面，深度剖析以色列著稱世界創新工廠的秘訣。
潘光，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政法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聯合國任命他為文明聯盟大使。潘光長期從事國際關係和世界史研究，特別在上海合作組織研究、猶太以色列研究、中東和歐洲問題、絲綢之路與歐亞關係等方面研究中取得了豐碩成果。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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