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降，中國歷史年份凡“8”必有大事，步入20世紀，亦然，至中葉，幾不出其右，並沿襲至今。我們從1978說起。
1978，改革肇端
隨著建政以來四十年將近，在經濟建設上的止步、徘徊，甚至退滑，以及思想上的桎絆導致的政策路線問題，社會方方面面建設嚴重失序，已經到了非改革不能發展的地步。
事後來看，這一年從頭到尾似乎都在為年末的那次會議做著註腳。
二三月份，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開幕，這是繼“文革”爆發、13年後的首次，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將多年來迭遭破壞的民主、法制建設，科學、技術建設重新恢復起來，社會治理、發展的信心開始得到逐步建立。
四五月份，關於在工業領域企業運營體制機制的調整改革開始試行，廠長負責制、職工代表大會製作為加快工業發展的治理機制被寫進《工業十三條》，與此同時，按勞分配作為企業經營發展的改革調整的重要內容，繼續在理論界廣為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備受嚴厲指責的爭執中繼續受到推動，一系列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直指“兩個凡是”的要害，從哲學層面正面討論解決黨內的路線分歧，在全國範圍形成前所未有的熱論高潮，形成一場新時期變革思想的解放運動，成為推動改革開放走向歷史性鉅變的先導。
九月，“北方談話”從一系列方面直指問題要害，要求加快發展，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生產力發展速度比資本主義慢，就沒有優越性。基於體制上的弊端，直指很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上層建築非改不行。要加大地方權力，特別是企業權力，要講責任制；按勞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經濟發展；精簡機構，發展服務行業安置勞動力；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要到發達國家看看，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北方談話”集中了鄧小平於歷史轉折前夕的許多重大思考，對後面轉折時刻的到來夯實了理論、思想準備。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正式作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
1988，物價闖關
多年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價格補貼過多過重，到了財政入不敷出地步，在物價問題不解決，經濟發展難言進步的背景下，鄧小平明確要求要理順物價，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加快改革步伐。
然而，要在短期內迅速理順紊亂的價格體系，彌補體制內外的價格落差，實現價格並軌，讓經濟運營更趨穩定，在國內物價連續幾年上漲，通脹正在逐步形成的關口，靠行政指令強行“闖”關，時機不成熟，很容易形成全面的通脹爆發，造成搶購風潮，在年初部分地方已經出現零星的搶購潮。
決策層決定用自己的權威推進價格闖關，甚至說，“乘我們老同志還在，勇敢闖過這一關。”這種緊迫心理，甚至可以從他5月份接見外賓的談話中體會出來，公開強調這是想了三年的問題，說改革也要過五關斬六將，過價格這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因此要大膽細心，發現問題就做調整。“但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隨著中央會議討論迅速通過，物價改革文件出臺，要求5年時間物價全面放開，前3年走大步，後2年微調。其間，物價總計上升70％～90％，同時為應對物價上升造成人民生活成本抬高，出臺提高工資的配套措施，在此期間，工資上升90％～100％。
隨後，部分省市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搶購，並逐步蔓延到全國，形成恐怖的搶購風潮，從柴米油鹽到冰箱彩電，但凡能夠保值，皆搶購一空，包括黃金首飾在內，概不例外，可以形容當時搶購場面的，就連商店小院外都被搶購的人們爭先恐後攀上鐵柵欄。
“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
從公佈《關於價格、工資改革初步方案》的8月19日，到8月27日晚，中央總書記召開緊急會議，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治理環境、整頓秩序，前後一週時間，標誌“物價闖關”宣告失敗，直到90年代朱鎔基選擇在當時通脹壓力不大的時候放開物價，價格改革才順利通過。
據《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從啟動物價改革的8月起，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全國零售價格比上年高出18.5%，下半年零售價格指數更是較上年上漲26%，而真實的通脹率可能更高。
1998，經濟低迷
1997年由東南亞蔓延到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的亞洲金融危機剛剛過去，整個亞洲上空籠罩著一片陰霾，經濟蕭條，成為該年度最大的經濟表象。
而在同一年，長江流域爆發的百年不遇洪水，讓本已外需萎靡，內需低迷的中國經濟遭遇難解之困。
不得已，時任總理朱鎔基被迫啟動房地產市場，作為對沖經濟內外交困的紓解之道，否則承諾保7的經濟發展任務將無法兌現。
隨後，國務院、財政部、央行紛紛出臺政策加大對房地產“開閘”支持。先是，國家計委、財政部整治建築行業，對所涉“不合理收費”一律取消，之後央行出臺《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迅即發往各商行，不僅在貸款年限上可延長至20年，貸款額度更可以達到房價的7成，接著又調整稅種，將6%的契稅、3%的典契稅與6%的贈與稅合併統一為3%～5%的契稅。到了7月份，國務院直接發佈重大決定，宣告黨政機關一律停止福利分房，並出臺《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上提供政策保障，而央行也進一步完善了商業銀行貸款管理辦法，允許銀行提供住房按揭貸款服務，並給予1000億住房貸款指導計劃。
從此房地產業迅速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數十年發展的支柱產業，並以其廣泛的關聯性直接帶動鋼鐵、水泥、裝修、家電等行業迅猛發展。
與此同時，針對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的疑難問題，朱鎔基採用“國退民進”的辦法，通過改革、改組、改造與強化管理，除涉及國家命脈的關鍵領域發揮國有企業主導地位，並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外，其餘競爭性行業一律充實民營企業力量，實現國有與民營兩大陣營有序發展。
事後來看，這一次“國退民進”充分扭轉了國有企業長期經營不善，虧損累累的局面，不僅基本實現了“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的目標，同時實現了大批國有企業的新生，成為今天的“巨無霸”。
進一步來看，今天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基本可以斷定其源動力來自1998年，這一年的房地產啟動與國退民進，造就的至今我們沿襲的產業與國企規模優勢，幾乎都是這一年改革形成的優質資產的後續發酵。惋惜的是，當年的切合時勢的改革所形成的紅利成為後來坐吃山空的資本，以至於基本沒有啟動像樣的改革，除了邊際調整與空談，再也找不到令人激動人心的改革大發展了。
2008，貽誤的一年
當奧運會的盛世光環籠罩在中國上空，整個華夏幾乎都在奔走相告，中國的國力正處在一個空前繁榮的巔峰。但是，接下來一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開始讓中國遭遇“寒冬”。
受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約束，出口一直是我們賴以高增長的重要動力，作為承接了幾乎全世界的低端製造，產業鏈條上的脆弱與強烈依賴外部市場，一旦經濟危機導致的外部環境惡化，外需削減，將直接令我們成為經濟危機的波及對象，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出口下滑，經濟跌落，最終將直接綁架我們的經濟政策。
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導致我們在與西方經濟體經濟結構及問題癥結上完全不具備類比的條件，科技強弱、工業技術、研發水平等種種差距，最終造成的問題是：一旦西方市場出現經濟危機，受其本身經濟產業內部基礎支撐及市場發達程度影響，只要給予政策、財政支持打通障礙，很快可以得到修復，因此問題嚴重，但急性病一劑針藥下去，很快見到效果。然而，我們的經濟長期靠出口立國，市場力量薄弱，日積月累所形成的“慢性病”與深層次問題在政策傾斜到了氾濫的地步下，已經不是簡單的“救市”所能解決，如此藥不對症，慢病快醫，血虧氣補，只會適得其反，將“病情”不斷貽誤加深。
事實證明，我們在產業結構佈局、調整、升級及經濟增長方式長期陷於只說不做，及過分看重當前經濟增速，不顧長期發展生態與質量的治理思維下，缺乏整體的問題排除機制與風險化解安排以及自我擔當，最終當全世界首腦聚集一堂，提議共同救市的時候，我們很快與其達成共識，並迅即付諸行動。
2008年10月，小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獲得兩院通過，疊加此前1680億美元減稅，累計“救市”規模近9000億美元；11月，英國財政部公佈200億英鎊的一攬子財政刺激計劃；在日本，麻生內閣也採取了總額75萬億日元的財政、金融刺激措施；法國宣佈總額為26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德國先後兩次總計投入82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
中國政府也於2008年11月9日宣佈對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由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通過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大措施，向市場公開投放4萬億元，形成日後及今天我們在財政、貨幣政策形成雙難及金融、房地產高位泡沫的總源頭。
由於缺乏產業結構調整明確時間表，及“救市”政策事先洞察防範與事後清晰監管，2008成為四十年經濟發展中最貽誤的一年。
2018，“危”與“機”
四十年來，我們沒有在中美關係問題上面臨如此艱難的處境，經驗主義的思維慣性與洞察不足，對中美關係所可能出現的重大轉折出現誤判，是我們近年尤其是去今兩年的最大失誤。
雙方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寄望中美關係出現好轉已經失去了可能基礎，未來我們只能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同時在外部市場失去依靠的背景下，對內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措施，穩定經濟局勢，才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危”與“機”如何利害轉換，從對外依賴，走向更好地向內要市場要動力，從思想主張，到政策部署，都需要清洗的脈絡，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在中國經濟重大轉折關口，政策定力與思維能力是我們穩住當前再更進一步的基石。
沒有充分的減稅降費，降低企業、居民負擔，經濟的基本面難以維持。迄今為止，針對企業、居民的減稅降費還沒有切實地展開過，巨大的稅費負擔造成生產經營消費不力，尤其外圍市場出現急劇變化，波及國內市場景氣度，會進一步收縮企業、居民生產、消費擴張，在2018內外交困之際，堅定地大幅推動減輕企業、居民稅費負擔尤其需要政策定力，事實上美國二季度經濟增長4.1%，很大程度上就是積極減稅的結果。
在稅費減負的基礎上，提高企業自身的擴張能力，逐步形成市場自發的要素、資源配置，約束政府活動邊界，形成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逐步走向最佳平衡，建立市場、行政、法治有效制衡的國家體系，培養理性經濟人，形成市場自發調節的預期機制，豐富自然人與政府選擇機制，分散風險，才是在擴大企業自主權基礎上，逐步抵達的社會現代效果。
將當前的外圍危險與內部機遇，通過抑揚調節，最大化內部市場紅利，實現“危”“機”轉化，是我們2018最大的危險的同時，也是最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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