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面對記者，61歲的退休幹部王永傑對當年的情景總是念念不忘。那是1980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召開不久，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改革的春風很快吹到了這個隴東小縣，生產復甦，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王永傑作為亦工亦農人員，參加工作已經有7個年頭了。他是崇信縣九功鄉上的電影放映員，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往返於縣鄉之間。當時的崇信縣城只有一條街道，氣派的建築當屬三層高的百貨大樓，街道上只有國營食堂、理髮店、供銷社、新華書店等三五家店面，行人大都穿著灰黑藍顏色的素布衣服，幾乎見不到大紅大綠的顏色，女同志穿條白色的連衣裙，男同志穿雙三節頭皮鞋已經是相當時髦和奢侈的了。王永傑說那時同志們雖然在物質上並不富裕，但精神勁頭很足，人人臉上掛著微笑，渾身充滿活力。有一首歌謠，形象紀錄了當年縣城百廢待興的場景：“崇信縣二里半，三角廣場爛醫院，一個喇叭響全縣，一根紙菸轉三圈。”
王永傑參加工作的九功鄉距離縣城15公里，在長達四十多年的鄉鎮歲月中，下村則是他每天工作的重要內容。
用腳步丈量山川民情
1979年12月,崇信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黨在農村的新政策，就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部署。1980年底，全縣245個生產隊落實了包產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比例達到了60%，1981年底實現全覆蓋，農村生產力從根本上得到解放。為儘快恢復生產，縣上派出130名縣、社幹部深入村社開展工作，鄉鎮幹部下村全靠步行，縣上來的幹部吃住也在村上，條件的艱苦程度可想而知。王永傑說，那時候國家經歷了挫折，急需提高糧食產量，解決溫飽問題。縣上很重視，當時的縣委書記趙育忠包的是九功村，縣長樊欣包的是於家灣村，領導帶頭到田間地頭與群眾一同勞動，在全縣樹起了典型。當時有這樣一句話：“幹活在集體，都穿花衣裳；土地包到戶，幹活光脊樑”。生產關係調整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包產到戶”蓬勃發展起來，這是農村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1981年，全縣農業生產獲得了恢復性增產，全年糧食總產量達20220噸，比1980年增加3209噸，增長18.9%。1985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195元，比1982年的56元增長3.5倍。“沒見過”、“沒有過”、“沒想到”……在與記者的交談中，王永傑總是用這樣的感嘆表達對當年形勢變化的震驚。
1985年崇信縣第一個“萬元戶”誕生。隨後，全縣範圍內“萬元戶”不斷湧現，黃寨鎮董兆祥摺合家庭財產超過三萬元被人稱為“董三萬”，黃花鄉的朱三才糧食多、存款多、家產多被人戲稱“朱三多”，縣鄉村不同層面進行大力宣傳，“萬元戶”被當做引領社會價值取向的風向標，成為人們從溫飽線下走向富裕生活的普遍追求。
吳勇，崇信縣檔案局主任科員，還有幾年就到了退休年齡。他說那時候幹部步行下村，包裡裝幾個饅頭一走幾個小時是家常便飯，正是靠著對群眾的一腔熱忱，才讓他們在風裡來雨裡去的艱苦歲月中無怨無悔。
有輛自行車就不錯了
1988年王永傑花177元買了屬於自己的第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那時的王永傑早已不放電影了，身份是九功鄉的合同制工人，他說那會簡直把車子當成了寶貝，怕日常磨損折舊，就在橫樑上纏膠帶，座子上帶護套，每次下村回來，不管多累先要把自行車擦洗一遍。他的月工資是28元，但拿到手的只有一半，這樣算下來買一輛自行車花了他十五個月的工資。買自行車不是用來消遣的，是為了下村方便。那時候，通村的大路都加寬了，有的鋪了砂石，往往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騎著車子進村入戶，主要工作有農業技術推廣、產業結構調整、計劃生育、扶貧開發、畜禽改良、疾病防治、封山育林、造林綠化、果園管理、梯田建設、防汛抗旱等，但最叫他頭疼的是徵收“三提五統”（管理費提留、鄉村辦學、計劃生育費、優撫款、民兵訓練費、修建鄉村道路費）和農業稅。
1991年，全縣農民負擔預算定向限額內的“三提五統”人均9.3元，定項限額外的集資攤派人均3.66元。1998年，“三提五統”人均41.28元，除去鄉鎮統籌部分人均26.82元。2001年，全縣農民“三提五統”人均35.8元。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牧業稅等稅負人均73.6元，農民人均負擔稅費109.4元，是負擔最高的一年。2002年，國家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了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農民人均負擔下降到65.5元，比2001年減少43.9元。至2005年，持續了2600多年徵收“皇糧國稅”的歷史終因國家稅費政策的調整而改寫。
這項工作王永傑一干就是十五年，他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任何工作都有它的歷史使命，在城市化發展和經濟向市場化轉軌的進程中，農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隨之也迎來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的春天。
摩托車改變了咱的時空觀
進入21世紀，交通運輸發展拉開了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帷幕，1991年全縣僅有48.5公里油路，到了2010年等級公路達到79條，瀝青或水泥路面382.37公里，增長了7.9倍，油路通村率達到了98%。
交通條件的改善為鄉鎮幹部下村提供了便利。2001年閆小杰買了一輛建設牌摩托車，之前騎自行車下村已無法適應鄉鎮工作的快節奏了，摩托車取而代之成為鄉鎮幹部的“標配”，成為他們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親密“夥伴”。閆小杰永遠忘不了第一天騎著摩托車下村的喜悅心情，他說那種感覺就像小孩子學會了走路，可以任由到達自己想去的村社，有種時空穿梭的錯覺。2005年，閆小杰由新窯鎮調往柏樹鄉擔任黨委副書記，上任伊始他便謀劃著黨窪新農村建設。當時的大背景是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做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定，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20字建設方針。在這之前，崇信縣做出大膽探索，2004年黃寨鄉黃寨村在全市率先建成前院住宅、溫棚養畜、配套沼氣、後院果蔬的“四合一”小康工程150戶，被省上觀摩推廣。
閆小杰面對的是新世紀農村生產生活革命性變化，這對他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既改善居住條件，又創造發展經濟的條件，發揮產業的集群優勢是他思考的重點。他抽組5名專幹組成工作組在村上“蹲點”，辦起了小灶，規劃設計、施工放樣、督促進度、查驗質量以及調處日常建設中群眾之間的矛盾，事無鉅細，都得一件一件解決。經過努力，當年建成“一統籌四配套”庭院經濟模式的康居住宅231套，與此同時，投入更多精力抓產業配置，全村果園面積達到2000多畝。
客觀地講，本世紀前十年，是崇信鄉村面貌變化最大的十年。現在閆小杰已經調任崇信縣文聯主席，回望過去，他深有感觸，以前鄉鎮幹部“帶著群眾幹，幹給群眾看”，那段騎摩托車下村的火熱歲月還是令人十分難忘的。
小汽車開進了新時代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隨著時間推移，鄉鎮上的幹部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工作還在交接傳承中繼續著，只是重點發生了變化。2005年全國開展撤鄉並鎮，原九功鄉轄區劃歸錦屏鎮，王永傑被分流到更遠的柏樹鄉，直到2017年退休，他都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鄉鎮。
與此同時，在距離柏樹鄉西南方向全縣最偏遠的新窯鎮，一群年輕幹部還在為群眾的事廢寢忘食地工作著。“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是經常掛在幹部嘴邊的一句話。縣上有多少個單位，對應到鄉鎮上就有數倍於這個數字的具體工作。
信小剛今年38歲，從參加工作起就在基層，全縣6個鄉鎮他走了4個，從土地員、國土所長、計生站長、副鎮長、紀委書記一步步成長為現在新窯鎮的副書記，十幾年青春彈指一揮，期間的辛酸也只有他知道。他曾經長年累月騎摩托車下村，加上吃飯不按點，落下了風溼和胃病。2012年信小剛決定買汽車，他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這個經濟條件，而且鄉鎮工作越來越細，時效性要求越來越高，開小汽車下村是大勢所趨。那一年全鎮有12名幹部把摩托車換成了小汽車。
開著汽車下村感覺就是不一樣，比如植樹造林、徵地拆遷、棚戶區改造、旱作農業推廣，玉米秸稈加工、環境衛生整治等戶外工作，中午可以“以車為家”躺一會，舒展一下身體。真正讓他感到方便的是開車去幹脫貧攻堅這樣需要下繡花功夫的細活，一村一業，一戶一策，要具體到每一個數字，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所以需要不厭其煩地入戶摸底，徵求意見，統計數據，核算收入，任何一個方面都是耽擱不起的。而今年，又是崇信縣脫貧摘帽的關鍵一年，全縣最後3382人的脫貧任務都壓在像信小剛這樣的扶貧幹部身上。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們正在兌現改革開放提出的“先富帶後富，最後達到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作為崇信，則是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這樣的目標令人振奮，我們的農村與四十年前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下，農村“三變”改革開啟了農村發展的新篇章，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實現在望。再過十年、二十年，當我們回顧今天的事業，一定也像現在看待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一樣，心情無比欣慰。
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定還奔走在為民服務的下村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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