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啓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王夫之和顧炎武、黃宗羲被譽為明清之際的三大思想家。明亡以後,王夫之遁跡深山,終生不仕,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富有民族氣節。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他身居草堂,埋頭著述,四十年如一日,著書數百卷,系統地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唯物論思想。維新志士譚嗣同更稱其學和思想“空絕千古”“五百年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下,後人尊稱他“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明亡以後遁跡深山,終生不仕,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富有民族氣節。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他身居草堂,埋頭著述,四十年如一日,貧病而不改其志,為豐富我國文化遺產的寶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一生著述多達百餘種,現存七十種,收入《船山遺書》。他的著作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為清朝統治者所痛惡,絕大部分不為世人所知,直到晚年,他的著作才公之於世。日暮途窮的清朝統治者以為王夫之的著作在一百五十年以後拿出來發表不會有什麼危險,至多是思想學術上的一家之言。恰恰相反,他的著作猶如春雷,驚醒了長期受清王朝統治的中國人,特別是啟迪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像譚嗣同、章太炎那樣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從王夫之的著作裡吸取了進步的思想和愛國的精神。王夫之在近代革命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王夫之生長在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祖先做過軍官,家境也曾有過“豪盛”的時期,但後來日漸衰落。他父親王朝聘嚮往仕途,但平生不得志,皓首窮經也只考了個秀才;後來憤世嫉俗,息交絕遊,隱居教子,不與官吏豪紳往來。這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老人,他曾鼓勵兒子王夫之去抗清,並多次對兒子說:“雖死不辱猶生存”。清兵南下,王夫之的家鄉被佔,他父親避難隱居,病死荒山。臨終時告訴兒子說:自己寧可埋骨荒山,也不要埋到故鄉去,因為那裡被清人佔領,以免乾淨的遺骸受汙。父親的高風亮節對王夫之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王夫之從小和他大哥王介之同室讀書,專心學習儒家十三經。他才智過人,十四歲考上秀才,二十四歲中舉,正當哥倆長途跋涉赴京趕考時,李自成、張獻忠“揭竿而起天下響應”,處於崩潰前夕的明王朝自顧不暇,宣佈進士考試延期,哥倆只好中途卻步,還歸故鄉。當時的國內形勢不僅階級矛盾尖銳,明王朝同關外滿族統治集團的矛盾也很尖銳。王夫之感到自己有責任來挽救國家的危亡。於是,他和自己的朋友管嗣裘等人組織了一個名曰“匡社”的愛國詩社,通過吟詠來表達他們匡正時弊的願望、抒發他們挽救危亡的愛國感情。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打進北京,明王朝滅亡,崇禎皇帝自殺。四月,清軍入關,一個月就打進北京,農民革命的勝利果實被清朝統治者輕易篡奪了。王夫之在家鄉聽到達一消息後痛心疾首,寫了《悲談詩》一百韻。以後南明三個小朝廷(弘光、隆武、永曆)滅亡後,他都分別寫了一百韻的《悲憤詩》。

清兵入關以後,王夫之一直在尋找機會參加抗清鬥爭。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王夫之打聽到南明永曆皇帝在廣西武崗,便與他的朋友夏汝弼一向去投奔。他在一首詩裡表達了他抗戰的急切心情:“頸血如泉欲進出”。極不幸,這次投奔未成功,被清兵圍困在郴鄉西南的車架山中,不能前進。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抗清形勢好轉,兩湖總督何騰蛟在兩湖發起大反攻,收復了一些失地。這年十月,王夫之和管用裘組織了衡州人民武裝起義,企圖阻擊清軍南下,由於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了。雖然兵敗,但王夫之卻說:“與仇者戰,敗亦非辱”。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兵敗之後,王夫之冒危險,忍飢渴,越峻嶺,扭轉到達廣東肇慶,參與南明朝廷的抗清鬥爭,和大學士瞿士耜一起防守桂林。王夫之滿以為到了南明王朝能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抗清救國的事業,哪知南明王朝依然腐敗,官僚們不顧國家的危亡,繼續在那裡鬧黨爭,互相猜忌排擠;軍隊內部也各懷私謀,甚至互相殘殺,根本不顧“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危險。這樣,許多地方再次被清軍佔領,一些愛國將領和王夫之人微言輕,對此敗局無可挽回;希望破滅了,剩下的是一腔憂憤。他見南明大勢已去,桂林復陷後,忍著悲憤回到早已淪陷了的故鄉。

因為參加過抗清鬥爭,王夫之回到家鄉後日子不好過,清政府對他迫害加劇,使他常有“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的悲嘆。逆境在考驗著王夫之,但他的骨頭很硬,就是不屈服。清朝統治者為了從精神上征服漢族人民,下令強迫漢人“剃髮”。在高壓政策下,有些愛國的知識分子出家當和尚,留頭不留髮。大學者方以智在江西青原山出家,屢次寫信給王夫之,勸其為僧,別在家鄉冒風險。王夫之謝絕了朋友的好意,堅決反對“剃髮”這種人身侮辱。他隱名埋姓,化裝流亡在荒山野洞,自稱瑤人,過了三年多的流亡生活,從來也未屈服,終身不仕清。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南明永曆王朝覆亡的前夕,王夫之搬到湘西曲蘭鄉,在那裡蓋了一間小茅屋,名曰“敗葉廬”。第二年,他的續妻鄭氏去世,這對他是一個不小的精神打擊。國之痛、失妻

之哀、貧窮之苦,還有漢奸的跟蹤,像惡狼似的向他撲來。然而他沒有被惡狼所吞噬,而像一粒失落在大石下的種子,以其頑強的生命力艱難地破土生長。他隱退荒山角落,把全部心身傾注在著述上。在他五十六歲那年,因遭吳三桂兵亂,飄泊於兩湖與江西之間,後來定居於離故鄉不遠的石船山下。就在這“鳥過而不棲”的石船山一連住了十八年,直到老死。他晚年咳喘多病,生活窮困,“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即使如此,他依然手不停揮,一生的主要著作就寫於這間草廬。

王夫之思想的靈魂是愛國主義。他很瞭解和熱愛自己的民族,具有很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說:“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見《黃書宰制》)這樣偉大的國家他不容敵人侵犯;一旦遭到侵犯,他則主張同仇敵愾、反對那種對自己國家不盡責任和背叛的行為。在清兵大舉南侵時,王夫之看見有些官兵潰逃,感到十分氣憤,譏笑他們“殘兵如遊夏,恢購加駭鹿”;而對於那些抗清犧牲了的民族英雄,他則寫了十九首《廣哀詩》,加以歌頌。王夫之寫了許多評論歷史人物的文章,也貫穿著愛國主義的主題。凡是那些在歷史上對自己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發展作過貢獻的人,他都倍加讚揚,而對於那些喪失民族氣節的人則予以批評。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統觀王夫之一生的著述、主要功績在哲學方面,其代表作有《周易外傳》《尚書正義》《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注》等等。王夫之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總結和發展了東漢王充和北宋張載的唯物主義,批評了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經過改造創新,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漸至“推故而別緻其新”的佳境,把我國古代的唯物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他用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認識世界,對宋明理學作了深刻的批判。他繼承張載“虛空即氣”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凡虛空省氣”,肯定世界的本體是物質性的氣,說明世界是物質的。用氣的“聚”和“散”來說明物質的產生和轉化,認識到物質不滅的規律,這是以前的學者沒有認識到的。在他看來,世界是物質的,也是可知的,通過感覺和思維可以做到“知之不昧,行之不疑”。這是哲學的語言,也是教人如何聰明的語言。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他提出“道不離器”的觀點,肯定物質(器)為第一性,精神(道)為第二性,批駁了所謂“理在事先”的唯心主義觀點。在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他重視實踐的作用,強調實踐(行)是基礎,反對認識(知)脫離實踐,批判了“知先行後”、“知行合一”的唯心觀點。先慶的理學鼓吹“去人慾存天理”,目的是要被剝削者安於現狀,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也罷去欲,禁慾,絕欲。王夫之大反朱熹,論證人慾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欲即天之理”,這在當時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從哲學上肯定了農民革命軍提出“均田”、“免稅”等等“人慾”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王夫之正因為堅持唯物主義觀點,所以他能發現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土地兼併問題、農民為什麼要造反的問題。可惜,他生活在封建社會,又是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因而不可能保護農民的階級利益,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不過,他主張“寬以待民”,薄減輕稅,限制兼併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進步意義的。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

王夫之畢生努力,對於各方面的學問,都有精湛的造詣,詳盡的闡述。尤其是他在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有卓越的創見、精闢的議論。他肯定物質世界的獨立存在,認為一切物質都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宇宙的起源是實有,而不是虛無的,物質世界是有其規律的,是永恆的,矛盾和運動的。這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攻破了虛無寂靜的唯心主義。對政治制度,他從社會進化的觀點出發,反對復古,主張根據時代的具體要求而立論。他覺察到土地兼併,集中罪惡,本著北宋張載著重井田制度的理論,進一步發揮土地公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在《班夢》的開端說:“土地不是皇帝所得私有,人民生長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勞力,耕自己的田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這是十分有創見的思想。在經學上,他綜合漢學宋學的長處,沒有門戶之見,只有是非之辯。注重名物訓詁,主張讀書自考文始;考證義理的任何一方面,但以發揮大義做理論性的探討為主。在文學上,他認為社會是發展的進化的,同時又有它具體的法則;他主張史學家應該是忠實於真理的人。在文學上,王夫之注重“才情”,“即景會心”,重性情,重興會,重思考,痛斥文章宗戶門派之見,反對盲目祟拜古人。此外,他對地理學、天文、曆法、數學也很擅長,對於諸子、佛學也有研究。

王夫之著述一生,給我國人民留下極其豐富的思想遺產。哲學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注》《思問錄內外篇》《黃書》《班夢》《莊子通》《誤解》等。文學方面有《讀通鑑論》(30卷)、《宋論》(15卷)等。綜合起來有經學25種,391卷。

王夫之在中國封建社會崩潰的時代,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中,他的哲學思想更顯得系統而成熟。梁啟超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在那樣的時代,是不是真可以通天人之故,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但王夫之把我國古代的唯物主義進行了最後的總結,集為大成,則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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