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所從事的事業在美國，在西方世界，都是一項孤獨者的工作。她接觸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實，在《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寫作過程中，張純如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
張純如面對的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南京大屠殺是一部酷刑百科全書，這些她都要具體面對，還要敘述出來：砍頭、活焚、活埋、在糞池中溺淹、挖心、分屍……書成後，她又得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報復和騷擾。
張純如不斷接到威脅信件和電話，這使得她不斷變換電話號碼，不敢隨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經對朋友說，這些年來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由於她又開始準備寫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在菲律賓受日軍虐待的歷史，接觸到的殘酷史實又一次觸發她的病痛，引發了她的憂鬱病症，而且張純如還患有偏頭痛，這是憂鬱症的表徵，巨大的病痛揪割著她，她的憂鬱症不斷加深。
張純如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殺》一書進入到了最艱鉅的寫作階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張純如體重減輕、經常噩夢，頭髮一團團地脫落。她告訴父母，有時她必須起身遠離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氣。
1996年5月25日，張純如對身患癌症的外婆進行了正式的採訪，再一次問起了那個從小到大聽過無數次的，外公外婆在1937年的長江邊險些失散的故事，但這一次，張純如不再是個好奇的聽眾，而是一個莊嚴的追尋者和記錄者。
1997年12月1日，大屠殺60週年之際，《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正式在全北美推出，一個月後，即在全球最權威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上升到第15名，張純如是第一位如此年輕就登上此榜的華裔作家。
此後，《南京大屠殺》數次加印，張純如奔走各地籤售，成為了一個熱情澎湃的演說家。無數的戰爭受難者也來向她傾訴痛苦，她被看做花木蘭和秋瑾式的人物，甚至被譽為“中國的聖女貞德”。很多人開始勸她從政，最初成功的喜悅後，張純如開始感到不安。
同時，她也成為日本右翼攻訐的目標。時任日本駐美大使批評她的書，“一面之詞，錯誤連連”；之後一些惡意來信出現在她的信箱，其中一封中還夾著兩顆子彈；此書日文版的出版面臨阻礙，直到2007年11月，《南京大屠殺》日文版才終於發行。
《南京大屠殺》作者張純如自殺事件揭秘
1999年，張純如重新投入了寫作；2002年，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出生;2003年，厚達五百頁的《美國華人》一書出版，當年年底，她就開始接觸第四本書的題材，內容關於二戰中被日軍俘虜的美軍戰俘，他們的經歷恐怖得不可言喻，張純如常一邊聽採訪錄音一邊流淚。
但她無法拒絕那些老兵，無法容忍他們的故事被遺忘。兒子出生後，純如依然維持著此前的工作量，睡眠嚴重不足。
2003年7月張純如在為她的第四本書進行研究旅行時，曾因精神崩潰而住進醫院。張純如的先生道格拉斯(BrettDouglas)於2004年11月9日清晨5時30分向警方報案稱張純如已失蹤。道格拉斯對警方說，他最後一次見到妻子是在當天凌晨2時。張純如在給家人的遺言中說，希望他們記住她患病以前的樣子：全心投入生活，獻身她的事業、寫作和家庭。
時間來到2004年。3月末到5月初，張純如為《美國華人》作籤售旅行，20座城市、35次籤售活動，她在美國來來回回穿行了4次。
籤售結束後，張純如忽然變得心事重重。她跟母親回憶：一次演講後，有個人走過來，用充滿威脅的口氣說，“如果你加入我們組織的話，或許可以安全些。”而這個威脅她的人到底是誰、後來又做了什麼，都已不得而知。斯蒂芬·克萊蒙斯在後來的悼文中寫道：“因為她那部重要的作品，還有她試圖釐清真相是如何為信念、信仰和錯覺所扼殺的行動，張純如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
2004年8月，張純如被確診為躁鬱症，從病發到自殺，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女兒最後三個月裡究竟經歷了什麼?張盈盈仔細回顧，試圖從女兒最後的生命軌跡中梳理出答案。
2004年8月11日，張盈盈來到女兒的住處，她發現張純如幾天沒怎麼吃飯睡覺，幾乎垮掉了。但她還在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去路易斯維爾採訪美國戰俘老兵。
那是張盈盈後悔終生的時刻。出於對女兒決定的一向尊重，雖然心中有明顯不祥的預感，但張盈盈沒有竭力勸阻女兒。事後想來，如果充分休息後再長途奔波，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
8月13日凌晨兩點，尖銳的電話鈴聲響起，電話中張純如的聲音驚恐萬分，她跟母親描述她的所見：打開旅館電視，屏幕上全是恐怖血腥的照片，還有戰爭中小孩子被殘殺的景象，就像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地獄就在眼前。她還覺得窗外有人窺視自己，懷疑有人在房間裡放了竊聽器。
張盈盈夫妻馬上趕往路易斯維爾，他們在醫院的精神病房見到了女兒——之後的三個月，張純如換了三位精神科醫生，但病情趨向嚴重。她時而鬱鬱寡歡、神情恍惚，時而情緒暴躁、臉色鐵青，最後一個星期，她甚至拒絕父母來家中探望。
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這個曾為南京30萬冤魂奔走呼號的女子，將自己的白色轎車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後掏出手槍，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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